周庆智: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20-03-26 22: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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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当今中国,民粹主义思潮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观和价值观等各个领域,其声势逼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民粹主义思潮能否蔓延到社会各阶层甚至进入国家政策或政党政治领域,却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所以,要关注民粹主义对法治原则和社会秩序的毁坏作用,更要关注民粹主义思潮所反映的社会权利不平等事实,及其潜在的大众政治倾向。

  

一、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动员涵义


   民粹主义(populism)涵盖很广,从起源上看,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质,但这似乎并不妨碍研究者一直以来用民粹主义来讨论问题,而且民粹主义的内涵也一直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也总是试图对其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和概念建构的努力。从19世纪的俄国与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到20世纪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尽管分析样本和理论范式或有不同,但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均不出民粹主义范畴。同时,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把民粹主义来自多个范畴(政治、经济、社会)的特征加总的叠加型概念;由不同范畴特征的交集区或者说重叠区向外辐射而形成的辐射型概念;在来自不同范畴的特征中确定一个基本范畴并出于下定义的目的将其他范畴的特征舍弃的重构型概念,等等,[1] 但这些讨论也只是表明:(1)概念之所以歧义颇多,是与对概念界定的情境以及概念的复杂性有关。分析样本的不同和分析范式的不同,对民粹主义概念的理解也会不同[2]。(2)这是一个历史概念。之所以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定义总是处于“游移”(conceptual travelling)状态,无不因为民粹主义的内容与特定社会历史发展有关。(3)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具有共识的基本涵义,即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动员现象,反映了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中以平民诉求为归依、具有反精英主义取向的激进民主意识。这个基本的共识表明,尽管这个概念有不确定性,但之前的所有研究也并没有脱离开民粹动员的这个基本叙述意义之外。

   从以往的研究和概括中,以及历史上民粹主义的种种表现形态上看,能够抽取出来的民粹主义基本内涵,大致就是底层民众的反现状和反精英的特质,当然,因时代不同,它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含义也不同。一是它反映了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是一种冲突和对立的关系。这与以“人民主权”为诉求的大众政治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如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ls)所言,“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养以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3] 可以说,民粹主义天然地具有反精英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二是要求权利平等。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尤其是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是民粹主义的催化剂。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产物,主张权利平等是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一。三是要求社会变革。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社会群体利益受损,或地位衰落,或权利受到制度性歧视,同时又没有参与的渠道,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积累起来。民粹主义代表弱势群体要求平等的主张,以反现行体制为其鲜明的特征,是试图在社会阶层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进一步讲,只专注于对政党或政治领袖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分析,并不是民粹主义内涵的全部,甚至不是民粹主义一直能够成为政治学研究主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往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大都把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并聚焦于政治领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化领袖)或政党集团所做的民粹动员上。新近的一些研究取向[4](包括概念定义)也不例外。比如,19世纪中期的俄国民粹派和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民党运动,以及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不论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范畴来综合民粹主义的所有特征,还是只从政治动员范畴来定义,无不把民粹主义作为政治领袖或政党集团实现政治目标和夺取权力的工具和手段。但这只是说出了民粹主义一半的含义——政治工具和手段,因为,民粹主义的另一半含义,则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动员和大众运动形态。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只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的维度,而非一种确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体系”[5],反过来讲,没有政治领袖或政党集团鼓动和利用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一样会对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影响、发动巨大的破坏力,比如义和团运动。(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所以,以往的集中在革命或政党政治范畴来分析的民粹主义,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实现政治目标的充分条件,并不特别关注它作为一个非组织化的、没有中介形式的社会动员形态。

   因此,在分析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时,需要与外部经验比如欧美和拉美的经验概括做出恰当的区别,因为两者不具有可比性:除了历史背景各不相同之外,各自分析的前提和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一是前提不同。与上述的研究视域比较,欧美和拉美的民粹主义是政党政治形态,但当今中国不存在任何竞争性的政治力量可以诉诸民粹主义运动,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和获得政治权力。二是形态不同。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思潮或社会情绪,尽管也具有潜在的大众政治运动倾向。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各个领域。三是范畴不同。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集中反对的是现行体制,或现行体制导致的制度歧视和权利不平等,比如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公民权利的不平等,这些无不与体制与制度联系在一起,亦即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社会动员形式。因此,对当前中国民粹主义的观察,需要在大众与(精英代表的)体制的关系上,从社会动员的意义上来挖掘和阐释民粹主义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含义。

   从历史经验上看,社会动员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一般发生在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时期。一是民粹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现代化理论对民粹主义给出的解释是,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大众参与的爆炸性扩大,破坏了传统的政治权威,阻止了新的制度化体制的逐渐建立,并因此导致了不稳定的统治类型的产生,其中就有民粹主义[6]。二是民粹主义是社会动员的结果。现代化过程中,造成个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即“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里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7],而人们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的直接表现就是价值多元和利益群体分化和多元。概言之,现代化导致大众社会兴起,后者的目标之一是民主化,即“伴随着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社会流动性增强,各种传统的集团和组织认同逐步被新的形态取代,社会集团的分化重组孕育了新的政治参与诉求,从而推动着政治制度发生变化。”[8] 因此,社会动员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粹主义恰好是这一过程中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它未必一定是反民主的,也许可能还是凝聚民主力量的源泉之一。三是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民粹主义出现于发生急剧的、根本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因转型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与变革势力的相互斗争而产生。整个社会在价值目标、行为规范、文化心理、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政治形态、政治组织、社会组织等方面发生转型和变革。在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多方面冲突,尤其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大众政治(强调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兴起,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表达了一种在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现代化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总之,对民粹主义的任何阐释,都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和现实发展环境当中,或者说,不必寻求用确定性的范畴或定义来解释现实当中的民粹主义。大致地讲,欧美的民粹主义的展开形式一般发生在国家政策或政党政治层面上,而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至少目前看来仍处在社会动员的层次上。事实上,从以往的研究上看,一方面,民粹主义缺乏确定性内容,但这恰好是民粹主义概念的关键特征;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也一直清晰地印证在不同时代的阐释和概括当中。因此,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基础条件,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也不同,观察民粹主义的现实演化形态,对民粹主义概念的不断丰富,以及加强其解释力有利,当然,对辨识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更有意义。

  

二、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


   从当今中国的经验和政治实践上看,尽管民粹主义几乎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观和价值观等各个领域,但并没有体现在国家政策或政党政治层面,或者说,它还不具有国家政策或政党政治的性质和特征,亦如历史上的俄美、拉美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而只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思潮特征或社会动员意义。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尽管民粹主义同时活跃在政治、知识精英和大众中间,但它缺乏确定性内容,正因为如此,任何公共议题或公共事件都可能引来民粹主义的喧嚣,比如腐败、社会冲突、分离主义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任何国际问题或国际事件,都可能成为民粹主义借势而起的由头。

   从当前中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呈现的主要特征上看,它所产生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民族中心主义史观。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指把本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观念,这是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合流的价值基础,后者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一种意识形态。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指出,民粹运动者惯于把敌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这可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内部凝聚力。当民粹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结合时,其他民族(国家)的人就变成攻击或谴责的对象[9]。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得以复兴的背景,可以解释为“国家关系间的利益冲突和遏制需要才成为民族主义思考的基本框架。从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打破西方遏制到反抗文化霸权(普遍化、西方化、自由化),民族主义的自保自强策略和目的都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10] 以民族中心主义史观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意蕴有两层含义:一是千年文明史,“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康有为,《孔教会序》,一九一二年),这种史观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二是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比如受列强欺辱、割地赔款、险被瓜分。这个史观则是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11] 同时诞生的政治民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这两方面的历史意识,在近现代中国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且以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态势和方式一再地表现出来,于今更烈。因为,近些年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近代史的不断重新解读和诠释,以及与千年文明史形成的强烈对比,不断激起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并且这种狂热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上述历史意识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家主义(statism)。国家主义认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局部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主义的历史表述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要还原历史真相,更是要加强国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价值论证。二是选择性历史叙事。历史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如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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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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