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2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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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5页。

   [18]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称帝,废民国年号,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恢复“民国”年号;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19]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意大利总理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20]美国也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因为在国会表决时遭到多数反对。不仅如此,美国后来还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使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1922年2月4日),中国得以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其实,中国起初连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都没有,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参会。

   [21] 参见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5-76页。

   [22] 这7点主张是: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3]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4] 正如上文已经阐明的:这里“反封”这个措辞是不确切的。

   [25] 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

   [26]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7] 李泽厚:《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28]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29]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30] 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31] 黄玉顺:《评“自由儒学”的创构——读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当代儒学》第12辑,杨永明、郭萍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另见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代序,齐鲁书社2017年11月版。

   [32] 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7页。

   [33] 参见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

   [3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黄玉顺

   (台湾《鹅湖》2020年2月号)

  

  

   【摘要】常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固然,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历时八年,即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现代新儒家出场,最终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延续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人权与科学”、或者说就是“人权”,历时三年,即从《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发表陈独秀《敬告青年》(此文可谓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到1918年11月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思想潮流发生了路径转向,即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与国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的宗旨不是“人权“,而是“国权”。当然,这种转向的深层根源其实蕴涵在国族时代的现代性之中,即个体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是国内性的国民的个体主体性运动,而五四运动是国际性的国族的集体主体性运动。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现代性;人权;国权;个体主义;国族主义

  

  

   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媒体言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乃至常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说。这种混同造成了思想认识的混乱,实有必要加以辨正。本文将进行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分析与解释。

  

   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而非“新文化运动”百年;新文化运动百年是四年之前的2015年。[1] 两者的历史意义截然不同。那么,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要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概念,首先必须确定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宗旨。

   (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所谓“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详下)。最狭义、即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当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为准,这一点明确表述在他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当中,那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宣言书。[2]

   1、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什么“反帝反封建”。这是因为:

   (1)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社会形态,并非西周王朝的“封建”,而是从秦朝到清朝的皇朝“专制”。如今,这一点应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社会是“feudalism”,在形式上颇类似于西周的诸侯列国,故将英语的“feudalism”翻译为汉语的“封建”大致不错;但用它来指称中国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则完全是一个误会,因为中国中世纪的皇权帝国政治,恰恰是“反封建”的,这是“汉承秦制”以来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中,“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前者是分权的列国,后者是集权的帝国;因此,所谓“封建专制”这个词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显然,新文化运动与所谓“反封建”无关,其矛头所向其实是皇权帝国的专制集权,及与这种君主主义相伴生的家族主义、父权主义和男权主义及其观念形态。这正如李大钊所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

   (2)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也非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莫不主张学习西方,即都是某种程度的“西化派”。甚至稍后兴起的现代新儒家,其实也都是某种意义的“西化派”,因为他们的哲学建构都是对儒学进行某种程度“西化”的结果,诸如冯友兰之与英美哲学,唐君毅、牟宗三之与德国古典哲学,等等;[4] 被视为一代大儒的梁漱溟,甚至主张“全盘承受”西方化、“通盘受用西方化”[5],乃至提出了一套全盘西化的方案。[6]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的初衷,矛头所向并非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而是中国的专制帝国及其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现实缘由,就是当时出现的复辟帝制的思潮,包括当时筹安会、孔教会、乃至所谓“民众请愿团”等的活动,他们背叛共和,企图复辟帝制。

   显然,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帝反封建”。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究竟是什么?

   2、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民主与科学”,这也是不确切的。其实,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已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明确宣布了作为办刊宗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7] 其中第一义,也就是最根本之义: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这里的一系列词语,诸如“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都是伦理政治哲学层面的概念,矛头所指均非“封建”、“帝国主义”,而是皇权帝国的“君权”、“教权”、“男权”。这一系列概念,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权”,所以陈独秀在文章最后总结道: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科学与人权”;在政治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而按上述“六义”之第一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表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权”。陈独秀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还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其中谈到:

  

   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8]

  

   显然,这里强调的“政治上”的“人的运动”,所讲的其实还是人权。因此,秦晖指出:“‘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9])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10] 这种个人的自由,其实就是个体的权利,亦即人权(personal rights → human rights)。不过,应当指出:“自由”概念并不能涵盖全部“人权”,而“人权”概念可以涵盖“自由”。因此,可以肯定: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不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的分辨极为重要,我将在最后一节加以讨论),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包括自由权利在内的人权。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了。

(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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