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2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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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那就是全部一边倒,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两个全盘”: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15] ……

   到1918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随后1919年,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组团到欧洲去考察。……他们到了欧洲一看,满目凋零,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末世的颓废和悲哀之中,西方所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在反思和怀疑自己的文化。……中国去考察的那些人就想:我们还学什么呢?连先生自己都出问题了嘛!那该怎么办呢?面临另外的选择,就是两条路:

   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间是在1918年,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开始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条道路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16] 的崛起。[17]

  

   这就是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一回事,不能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二、什么是“五四运动”

  

   最粗略的观察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同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于它并不是一场时代性的“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时事性的政治运动。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五四运动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宗旨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宗旨,一种标准化的概括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概括值得分析:

   1.五四运动并非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

   说五四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这个判断值得商榷。这里所谓“封建主义”,其矛头所指显然是中华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道,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封建”,既非中国古代西周式的封建,也非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feudalism),而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共和”(除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的短暂称帝外)[18]。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当时的中国并非所谓“封建”社会;早在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而且,即便将“割据”“分裂”状态说成是“封建”,北洋政府也不是封建的:五四运动时期的皖系政府所谋求的恰恰是政治统一,直系为推翻皖系而打的旗号正是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直系政府也谋求政治统一,而与之对抗的力量也是这种反对这种统一,所打的是“自治”“联省自治”等旗号。

   况且,五四运动所针对的国内对象也并非整个北洋政府,而是当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所指的“国贼”,具体所指的是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其实,北洋政府也非什么“卖国”政府,恰恰相反,北洋政府也是相当“反帝”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俄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英国在厦门的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等。

   其实,北洋政府时期乃是中国社会首次实行全方位、大规模的现代转型的时期。在经济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成绩骄人,史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2.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确实,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口号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诸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反帝”运动,这是因为:运动爆发的缘由,就是因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不顾中国的权益,要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些特权转让给日本,导致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浪潮。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不仅指日本,而且指主导巴黎和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支持日本的英国和法国):当时主导会议的是由英、美、法、意、日各出2名代表所组成的10人最高理事会(“十巨头”会议);决策的是英、美、法、意4国首脑会议(“四巨头”会议)[19],而实际上是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三巨头”会议)。这些发达国家也就是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帝国主义”。

   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反封”,而是“反帝”。因此,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权”(personal rights),那么,五四运动的宗旨则是“国权”(national rights),即通常所说的“民族自决权”(the national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所以该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便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因为“国贼”意味着“丧权辱国”。

   (二)“五四运动”的概念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的“五四运动”,特指1919年的那场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反帝运动: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运动爆发;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0],运动结束。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宗旨,否定性的表达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肯定性的表达就是发扬国族主义,亦即“国权”;而上文已经谈过,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则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显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

   当然,我们说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反帝”、争取“国权”的运动,这并不否定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但无可辩驳的是,正是、而且唯有在“反帝”这一点上,各派力量才形成了统一战线,也才会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这也表明,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不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21]

   此外,五四运动的“反帝”还有一个重大背景不可忽视,那就是:西方的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乃是将苏维埃俄国排斥在外的;和会的另外一个重大议程,乃是筹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旨在对抗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表明五四运动的“反帝”必将导向政治上的苏俄道路。唯其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崛起。

  

   三、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本文强调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严格区分开来,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毫无关联,而是想说明:将两者混称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势必遮蔽某些东西,这不仅有碍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本身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认知,而且因此而有碍于我们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认知。因此,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际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那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五四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可以肯定,即便没有发生新文化运动,同样会爆发五四运动。

   1.现象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现象:当时《新青年》杂志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更不是运动的组织者。陈独秀在运动中的表现,并不是以《新青年》杂志发声,而是迟至6月11日才跑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并被捕,从而导致《新青年》停刊半年之久。

   其实,最早促成五四运动爆发的甚至不是学生团体,而是北京各团体及各界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林长民(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事务长)任理事长,与其他理事汪大燮(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梁启超、蔡元培、熊希龄、范源濂、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等组成10人理事会;紧接着,2月21日,该协会通电发表7点外交主张;[22] 3月6日,梁启超致电林长民、汪大燮,报告他从巴黎和会上获知的消息;4月24日,梁启超致电该协会,发布归还青岛的通电;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发文,称“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下午,该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随即,该协会理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转报学生,学生这才于当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决定于次日、即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显然,从对内的以人权、自由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到对外的以反帝、救亡为宗旨的五四运动,这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分际,其实意味着某种“断裂”。

   2.分辨

   这种“断裂”,如果按李泽厚的讲法,即属于“救亡压倒启蒙”[23]: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启蒙”,而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救亡”,那么,“压倒”二字则是对这两场运动之间关系的一种诠释:“换个说法,救亡压倒启蒙就是‘反帝’压倒了‘反封’[24]。”[25] 而且,按李泽厚的诠释框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26],“启蒙”与“救亡”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实际上“启蒙”竟成了“救亡”的一种手段,而“救亡”才是“启蒙”的目的,所以“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27]。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而五四运动是“救亡”,那么,新文化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手段而已。这看起来也不无道理,毕竟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转变无不系于“救亡图存”的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严复《天演论》关于国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旨才会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各派共奉的一种意识形态。

   但秦晖不同意李泽厚的说法,指出:“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28] 这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既是启蒙、也是救亡,只是救亡的路径选择改变了:“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29] 这也有道理,但其实并没有根本否定李泽厚的解释框架,而只是说新文化运动同样具有“救亡”的一面。但是,这样一来,则又容易陷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混同,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极力加以辨正的。

   我想要阐明的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宗旨与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运动,但“救亡”与“启蒙”这两个词语尚不足以揭示其中的奥秘;这一对兄弟确实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却来自同一个母体。

   (二)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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