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曦:《艾丽斯漫游奇境》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死刑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20-03-24 18: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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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  

   内容提要:刘易斯·卡罗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自1865年出版以来,就成为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名著。可是,这本面向儿童的书中却有不少暴力杀戮的情节。书中红心王后的著名口头禅就是“给我砍掉他的头!”,国王和公爵夫人也发布过杀人的命令。维多利亚时期,死刑改革是英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引发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议论。狄更斯、萨克雷都批评过死刑的残酷。本文将《艾丽斯漫游奇境》置于维多利亚时期死刑改革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力图通过细读展示卡罗尔如何通过艾丽斯这一儿童角色的眼光,讽刺英国法律制度,尤其是“血腥法典”的残酷不公,表达他不同于维多利亚社会传统看法的独特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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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艾丽斯漫游奇境》的人,对书中脾气暴戾的红心王后一定印象深刻。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判处别人死刑,勒令手下砍人的头。因为红心王后喜欢滥用酷刑,奇境中的居民动辄得咎,整天惴惴不安,活在恐怖之中。第八章《王后的槌球场》一开始,艾丽斯看到三位园丁忙着把白玫瑰涂成红色,她有些好奇,便上前询问原因。园丁黑桃二低声告诉她:“唉,事实是,你瞧,小姐,这里本该种一棵红玫瑰树,可我们误栽了一棵白玫瑰树;万一让王后发现了,你知道,我们都得人头落地。”①话正说着,红心国王和王后在士兵朝臣的簇拥下就来到了花园。艾丽斯极有礼貌地告诉了王后她的名字,但当王后问起玫瑰树下趴着的三位园丁是谁,艾丽斯却回答说:“我怎么知道?这不关我的事。”王后听了,“气得满脸通红,像野兽那样盯了她一会儿,厉声喝道:‘把她的头砍掉!砍掉——’”当得知园丁们种错了树,王后马上脱口而出:“砍掉他们的头!”②接着,艾丽斯在队伍中遇到了兔子先生,兔子告诉她公爵夫人被判了死刑,因为她打了王后一个耳光。王后的槌球比赛非常奇特,以火烈鸟作球杆,刺猬作球。比赛开始之后,“参赛者一拥而上玩起球来,不讲次序,还争吵不休,去抢夺刺猬;不一会儿,王后大为震怒,气得来回跺脚,差不多每分钟都大吼‘砍掉他的头!’或者‘砍掉她的头’!”艾丽斯不由得害怕起来,担心万一跟王后争执,她也要被砍头。③凡是被王后判了死刑的,都要由士兵扣押起来。士兵们本来被派来充当拱门,这时只得离开去执行扣押任务。“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个拱门都没有了。所有参赛者,除了国王、王后和艾丽斯,都被抓起来判了死刑。”④

   其实不光是王后动不动就要处死别人,奇境中只要有点权势地位的人物都喜欢砍别人的头。国王不喜欢柴郡猫的样子,希望王后能帮他除掉这只猫。而“无论难题大小,王后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砍掉他的头!’她下命令连头都不用回。”⑤第六章《猪和胡椒》中,艾丽斯跟公爵夫人讨论地球自转,艾丽斯说“你瞧,地球绕地轴(axis)自转一次要二十四小时。”公爵夫人马上接过话头,“说到斧头(axes),把她的头砍掉!”⑥第四章开头,兔子弄丢了扇子和白羊羔皮手套,坐立不安,喃喃自语:“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噢,我亲爱的爪子啊!噢,我的皮毛和胡子啊!她一定会把我杀掉,这就像雪貂是雪貂一样肯定!我究竟把东西掉哪儿了,我真想知道?”正在这时,兔子看到了艾丽斯,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仆,呵斥她不要闲逛,马上回家去给他取一副手套和扇子。⑦这里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公爵夫人会以什么方式来处决兔子,但女仆的名字给我们透露出一丝线索。罗杰·格(Roger Lancelyn Green)在该书尾注中指出,“玛丽·安”(Mary Ann)这个名字在19世纪常用来代指女仆。⑧米歇尔·安·阿贝特(Michelle Ann Abate)进一步指出,在英国,玛丽·安不仅被广泛用作女仆的委婉代称,同时在俚语中也暗指法国大革命时处决罪犯广泛使用的“断头台”(the guillotine)。《艾丽斯漫游奇境》最早于1865年出版,离法国大革命结束不远,加上书中频繁地提及砍头,当时的英国读者看到“Mary Ann”二字不免会联想起兔子担心的是被公爵夫人杀头。⑨

   《艾丽斯漫游奇境》是享有盛名的儿童文学名著,情节设置神奇怪诞,角色塑造奇异丰富,以往的论者常将该书置于幻想文学或童话小说的文体传统中去讨论。因此研究者常强调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卡罗尔笔下的奇境,解释为“保留着重新找回那已经失去的自我的可能性”的怀旧之所。如舒伟和于素萍指出,面对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巨变和城市扩张,英国社会“产生了普遍的怀旧与感伤的情绪。这种失落的情感在儿童和童年那里得到真切的呼应和印证。……正是这种复杂深切、惘然若失的心态促使这一时期诸多英国一流作家关注儿童和书写童年——从而为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⑩维多利亚时期,人们逐渐形成了对童年的新观念。童年意味着纯真无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不被成人社会的道德教诲所约束,不为社会问题所困扰,而儿童文学的责任,就是要为人们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奇境”。《艾丽斯漫游奇境》之所以一出版就大受欢迎,正是因为卡罗尔抛弃了枯燥的道德说教,以其强大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奇妙的幻境,为人们的感伤和怀旧找到了一处安放之地。二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称赞卡罗尔的文字游戏和黑色幽默。卡罗尔在两部以艾丽斯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多处用到了双关、戏仿、改写、同音异义等文学手法,并创作出了英语文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胡话诗‘Jabberwocky’。书中众多滑稽可笑的人物和荒诞悖谬的事件,体现了卡罗尔非凡的想象力,也符合19世纪40年代英国儿童文学逐渐出现的“张扬想象力和幻想精神的创作倾向”。(11)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故事对于儿童是危险的读物,它们不过是荒诞的文字游戏,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12)

   这两种研究路径对我们理解《艾丽斯漫游奇境》都有帮助。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都很难解释为何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幻想小说里面,会充满大量对于暴力杀人和司法审判的描写。如果说卡罗尔的主要目的是要为纯真的儿童创造一个奇幻仙境,那就不宜出现那么多成人社会的血腥暴力场景,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两章《谁偷了馅饼》和《艾丽斯的证词》,完全围绕着盗窃案的司法审判展开。难道是卡罗尔试图进行道德教育,希望小读者从故事中学会遵纪守法?可是纵观全书,卡罗尔显然是极力反对维多利亚时期僵化枯燥的道德教诲,并多次在书中以改编打油诗的方式来嘲讽当时流行的儿童道德读物。(13)因此,如果要弄清楚为何书中频频出现杀头场景和司法审判,我们就不能够仅仅将《艾丽斯漫游奇境》当做一个“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的奇幻世界和怀旧之所,而要将文本置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刑法改革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卡罗尔对于死刑和审判的描写,并非仅仅是博读者一笑的游戏笔墨,而是针对当时英国法律制度的种种陋习乱象而作的辛辣嘲讽。今天读者眼中看似夸张荒谬的情节,在当时的读者看来或许正是切中时弊的批评。卡罗尔固然反对机械僵化的道德教育,但他也并非像有些批评家以为的那样主张将儿童保护在一个无忧无虑、纯真无暇、远离成人社会的幻想世界。相反,他在童书中大胆引入当时社会热议的法律议题,不仅以夸张的笔法暴露了英国刑法制度的问题,而且让“艾丽斯”这一儿童角色参与到文本的司法实践之中。从这一角度看,卡罗尔的写作讽刺,超越了流行的道德说教,真正达成了约翰·洛克所倡导的儿童文学“寓教于乐”的理想。

  

   二、从“血腥法典”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死刑改革

   刘易斯·卡罗尔生于1832年,死于1898年。他的一生恰逢英国死刑制度引发激烈争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英国法律史上,1688年到1815年这段时间常被称作“血腥法典”(Bloody Code)时期,轻微的违法行为就会导致极为严厉的处罚。砍树、偷鸡、毁路、盗猎、跟吉普赛人厮混一个月,甚至晚上涂黑了脸出门,都可能被判处死刑。(14)据史家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研究,1688年,有50人被判处死刑;而1723年《沃尔瑟姆·布莱克法案》(Waltham Black Act)通过之后,能够被处以死刑的罪名数量大大增加;到了1815年,英国法律中的死刑罪名已经超过了220项,连偷面包,扒窃,损毁威斯特敏斯特桥,伪造出生、结婚或是受洗证书,在商店偷窃价值5先令或以上的物品这类情节轻微的犯罪,都会被处以极刑。(15)1810年,当时的下议院议员、边沁的好友、法律改革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曾评价说:“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英格兰一样会对数量如此大、种类如此多的人类行为判处死刑。”(16)为什么会对如此多情节轻微的犯罪判处死刑?有法律学者指出,“在18世纪以前,英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报复(retribution)与威慑(deterrence)。当时公开实施的绞刑(hanging)、颈手枷(pillory)、鞭刑(whipping),都给罪犯以应有的惩罚,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威慑,起到了惩罚罪犯与预防犯罪的作用”。(17)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权力扩大,控制了议会和政府。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资产阶级议会加快了立法进程。因此,18世纪新增的大量死刑罪名,都是针对侵犯财产的犯罪。例如臭名昭著的《沃尔瑟姆·布莱克法案》就是在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的推动下在议会迅速通过。该法案一下子新设了50项死刑罪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首相和他的新贵朋友们的猎场和公园免遭偷猎者的侵犯。如此一来,在私人领地上偷个果子、打只兔子,或是毁塘放鱼都会被判死刑。(18)此外,18世纪英国还并未有常设的警察武装,因此政府主要依靠死刑来增强威慑,维持统治。(19)

   “血腥法典”列出的可判处死刑的罪名数量非常繁多。以至于到1820年代,据官方统计,“如果把所有被判死刑的罪犯都用绞刑处死,除了星期天以外,你必须一年到头每天绞死四个人”。(20)而另一方面,真正被处决的罪犯却并没有这么多。例如,据林肯律师学院的出庭律师约翰·米勒(John Miller)调查,1810到1818年,共有1196人因盗窃被判死刑,但其中仅有18名真的被处决。内政大臣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在给下议院的信中也指出,1836年共有494人被判死刑,但只有17人被处决。(21)。罪名繁多其实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手段。判处大量死刑之后,又给罪犯赦免罪名,以展示统治阶级的宽容和恩惠。正如我们今天熟悉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判处越多的死刑,就给了统治阶级越多展示怜悯体恤臣民的机会。(22)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死刑的法律也没有得到公正和全面地执行。有钱有势的人犯了罪,可以想方设法逃避诉讼,另外一些人则利用“神职人员特权”(benefit of clergy,也译作“教士特惠”)来逃避惩罚。(23)自18世纪以来,“血腥法典”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一方面,死刑罪名被滥用,每年有大量犯下轻微罪行的人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或因为陪审团的同情,或因为罪犯用财富来设法逃避惩罚,在判决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关死刑的法律被任意武断地诠释、实施,导致最后的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反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按照法律史家加特莱尔(V A.C.Gatrell)的总结,到维多利亚时期“死刑法已经变成随意滥用的残暴和不可救药的荒谬(capital law had come to look randomly cruel and terminally silly)”。(24)

为了更好地达到震慑臣民的目的,罪犯常被公开处以绞刑。直到1868年,《死刑修正法案》(The Capital Punishment Amendment Act)(25)通过之前,死刑在英国都是公开执行的。18世纪早期,围观公开处决罪犯被视作非常时髦的消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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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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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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