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启庆: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6 次 更新时间:2020-03-23 10: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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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启庆  

   萧启庆先生(1937-2012),江苏泰兴人,著名历史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讲座教授。专长为辽、金,元史、蒙古史、中国近世社会史、中国军事制度史。专著有《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论》、《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元代进士辑考》、《九州四海风雅同 :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

  

  

   一、楔子

  

   最近媒体记者在一篇专访中说:“熟悉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获悉萧启庆当选院士后,都不得不赞叹‘他的研究非常冷门,也非常了不起’",以冷门研究当选院士似乎是大家对我的印象。

   时代会变,学术风气也会变,热门可以转变为冷门,冷门也可以回复为热门。冷热之变,主要由于社会价值的变化,与学术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一门学问由冷转热时,固然群趋若鹜,由热转冷时,则有赖少数人耐得住寂寞,辛苦撑持,加以改变,使其适应新的学术环境,不至因风气变化而消失,并希望有朝一日冷门又可以复兴为热门。三十多年来我或多或少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二、经历

   我的习史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台大植根

   我进入台大历史系是在1955年秋天,那时正是历史系的第一盛世,老师多为来自大陆上重要学府的著名学者,身教言教使我受益无穷,我的史学基础便是在大学时代奠立的。

   台大诸师中,姚师从吾(1894-1970)对我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从吾师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其后长期负笈德国,在学术上深受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汉姆(E. Bernheim)之影响。归国以后,结合兰克史学与乾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成为我国现代辽金元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以后更将辽金元史研究移植于台湾,一方面主持台大历史系辽金元史研究室凡20年,另一方面倡设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及宋史研究会,倡导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语文之研究,遂使辽金元史成为1950及60年代台湾史学界的一门显学。

   我在大二、大三时选修了从吾师的“辽金元史”与“东北史专题研究”。在这两门课程中,初次接触到北亚游牧民族与征服王朝的历史,开始体认到在中国史乃至整个亚洲史上,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如辽、金、元、清更与汉族王朝也有相同的影响。过去的汉族中心观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多元性,这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严重缺失,有待弥补。

   当时报考研究所需呈交学士论文,我在从吾师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由于年少喜好卖弄风雅,替论文取了一个典雅而令人费解的题目:《忽必烈潜邸旧侣考》。题目中所谓“潜邸旧侣”乃是指忽必烈即位前的顾问。这篇论文对忽必烈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转化为以中原为重心的元朝之由来及过程,尤其是汉族士人在此转化过程中的贡献作了详明的考述。后来申请哈佛奖学金时曾附上此一论文,杨师联陞(1914-90)在对从吾师的推荐函所作回信中说到对我两篇习作的印象:“两文俱甚坚实,足见学有根底”,“对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亦颇注意,审查哈佛大学奖学金申请书时,自当特为注意”,我之获得到哈佛求学之机会或许与这篇最早的习作不无关联。

   1959年秋,我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仍然追随从吾师研习蒙元史。那时历史所开设了满、蒙文课程,蒙文是由札奇斯钦师讲授,斯钦师出身蒙古喀剌钦部,早年毕业北大政治系,并曾在日本进修,精通蒙、日、英文。虽仅在来台后才开始治史,但不久即成为享誉国际的蒙古史家。他的蒙文班开始时有同学七、八人,最后却剩下我一人。每次上课都是师徒二人面面相对,负担殊为沉重,但也因而从斯钦师学到不少蒙古语文与历史的独门知识。

   1960年代初是台湾学术界初露生机的时代,也是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的黄金时代。那时长科会(即后来的“国科会”)初设,从吾师膺任讲座教授,同时亦为东亚学术委员会主持研究计划,手头资源丰富,显得意气风发。陶晋生与李敖二兄方自军中归来,成为从吾师的专任助理,供职图书馆的王民信兄与我则是兼任助理,而王德毅兄时任历史系助教,也从旁协助从吾师,于是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我在其中颇得师长教诲之益与友朋切磋之乐。

   我于1963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西域人”乃指元代所谓色目人。此一论文自政治史的观点,对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时代西域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响作了较详尽的探讨,以彰显蒙元时代政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论文口试通过后,从吾师曾赐函述其对此一论文的感想:“(一)总印象:论材料的搜集,内容的解释,全文的组织,均见功力,具有卓见。(二)中国材料部分水准已高,当为国外同治此一问题者(除日本外)所不及。今后当留心补充,期臻完善。…(三)附录(史源与参考书目录)极佳,可与若干史学名着比美”。由于当时我即将赴美留学,从吾师在信中又说了不少勖勉的话:“来台以后,颇感寡合,自我陶醉之馀,对吾弟等期望颇殷。然自问亦实非自私,特为时代惜才而已!日暮途远,所可自慰者,惟期诸弟俱能青出于篮,卓有树立,对祖国史学能维持住好的传统,不让西人用他们的偏见来写我们的历史,于愿己足”,从吾师爱国家,爱学生之热情,洋溢纸上。从吾师表面看来极为质朴,李敖形容他是“中原一老农”,不过状其形貌而己。实际上他为人颇为细腻,对学生的关怀也非常真挚。他的厚望更坚定了我研习蒙元史的决心。

   (二)留美深造

   1963年9月,我到了哈佛,开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哈佛六载,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在校期间,除了修习史学、语言及社会科学等一般课程外,主要是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1911-95)及杨联陞(莲生)等两位先生。莲生师以博习多闻知名于国际汉学界,其治学能大处着眼,细处下手,即是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与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他的着作给予我治史必须宏观与微观兼顾的启示。

   柯立夫师则是我在哈佛接触最多而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他是一位传统学者,也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绅士。自学术言之,立夫师师承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伯希和是20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也是举世公认的语文(philology)学派的大师。立夫师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着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一生主要精力贯注于三项工作:(1)《蒙古秘史》的重构与译注,(2)元代汉、蒙文合璧碑的译注,(3)《元史》的译注。其中第三项于其生前未能完成,而第一二项则对蒙元史的探讨及早期蒙古语文之重构作出重大贡献。学界公认他是的美国蒙古学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汉学及东方学学风丕变,社会科学派势力日昇,立夫师却固守语文考证之阵地,不免日益孤立,却是终身不悔。而在为人方面,立夫师亦可说是战后美国社会中的「今之古人」。他终身未娶,始终独居,在生活上力求维持新英格兰的传统方式。晚年独居于一个广达百馀亩的农庄,不惜将退休金全数花在照料几十头牛马上,农庄中不装电话,更无其他现代设备。待人接物,尤有古风。他待学生如子弟,呵护无微不至。对师长之崇敬则终身不改。对伯希和与田清波神甫(Rev. A. Mostaert, 1881-1971)固然如此,而其与我国留美前辈洪业先生间的师友深情更是流传康桥已久的士林佳话。总之,他笃实的治学方法与古朴的处世之道在强调功利的美国社会与学院中显然格格不入,对我却有不少影响。

   我的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杨二师联合指导。选择此一题目乃是因为军事制度在元朝的重要性。蒙元帝国的创建原为一伟大军事成就,建国以后亦主要倚靠武力维持其政权。因而要了解元代之政治与社会都必需研究其军事制度。此一论文係以草原与中原的军事传统为经,而以军事制度的三面——兵制、宿卫与镇戍——为纬,探讨元代军事制度的由来、演变及其与该朝兴亡的关系。并将有关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译注为英文。这一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毕业。第一份教职是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这是一所纯教学的大学,所授皆为通论性课程,学校亦缺乏研究资源,研究与教学不易配合。

   在圣云大学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却是回国担任台大历史系客座副教授。1971年9月回到台大时,从吾师已逝世一年有馀,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中,由于该室己被定名为“姚从吾教授纪念研究室”,室中的陈设与图书与8年前改变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怅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晋生兄,当时他已返国数年,主讲“辽金元史”,我则与他分工,讲授“内陆亚洲史”及“西方对先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评介”二课。这一年在台大颇得教学相长之乐,当时接触到的诸学弟多已成为今日台湾学术界的领导人物。

   (三)星洲坚持

   1974年9月,由美归亚,转至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家岳父执教于星洲南洋大学,内子国璎因而得以侍奉双亲,欣悦不己。不久她获聘于新大中文系,我们的工作乃趋于安定,从此栖迟星洲凡20年。

   在生活观上,星洲20年可说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新大待遇优渥,而星洲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兼具东西方之利便。但自学术研究观点言之,则是利弊兼具。新大虽为该国第一学府,定位却是教学大学。而且当时新大历史系与中文系有一协定,即是历史系仅可教授近代史课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讲授近代史为主。

   在教学与研究脱节的情形下,我面临了一个重要抉择:改行研究近代史以配合教学?或是不管教研脱节而继续辽金元之研究?结果我选择了后者,主要是由于一种使命感的驱策。当时大陆正逢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完全停顿,而在台湾由于斯钦师及晋生兄出国讲学,年轻一辈尚无人兴起,在中国人世界中,辽金元研究似乎面临到存亡的危机,我遂兴起一种无法旁贷的责任感,不计现实利害而继续辽金元研究。好在新大当局甚为宽容,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是否能够完全契合并未计较。

   对一个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加坡的环境并非特别不利。就资料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核心典籍的图书馆。新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称丰富,而对大陆书刊的开放远较台湾为早。并且由于新大为一英文大学,英文书刊之收藏甚为齐全。因此,对我而言,在星洲从事研究并无严重的资料不足的问题。就研究所需时间言之,虽然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讲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计长达四五个月,可以用于研究与写作。而且由于没有研究计划的压力,一切皆出于自我要求,在写作上反而可以质量兼顾。在这种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学术渐趋成熟。生平较为受到学界重视的论着不少是写成于星洲。

在星洲从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临独学无友的问题。在蕉风椰雨的南洋,北亚史很难成为一个引人兴趣的范畴,而新加坡的学术社群很小,人人练的都是独门功夫。因而,我既无商榷切磋的对象,也无法培养后进。由于地缘关系,澳洲国立大学的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对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南半球仅有的两个蒙元史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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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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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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