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兼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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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将经济周期归咎为货币或实物的外生冲击,进而试图通过外来冲击的防止来加以克服经济危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将经济周期归咎为政府主导的信贷扩张,进而提出了货币发行非国家化等主张,这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观念。在这里,奥地利学派认定的传导机制是利率,利率引发了生产结构的变动,进而与消费产生脱节。本章则将消费和生产的根本传导机制放在价格而非利率上,进而从市场定价体系来剖析生产和消费随着信贷的变动,由此清楚地揭示出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本章的基本分析逻辑是,市场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由收入决定的购买力造成了不同等级产品的价格分层;此时,不仅富裕者偏好于高级产品的消费,而且社会大众也会在生产者主权的诱导下出现普遍的超前消费,所有这些都会刺激厂商对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其结果就是,市场经济中会出现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之间的不对称,进而造成消费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脱节,乃至产业结构也会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助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繁荣时期的产品价格分层往往比萧条时期更为显著,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产品生产更为显著地超越实际经济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然而,过度供给的高级产品却极易受经济波动引发的需求冲击,进而导致相关资本品投资的沉没、产能的闲置以及相关企业的倒闭,由此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本章得出结论:周期性的信贷伸缩主要不是源于政府的不当政策而是源于商人的逐利冲动,而且,信贷只是起到了助长和激化经济危机的作用;相应地,经济危机与其说来自外生的冲击,不如说根源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此给出的政策寓意就是:要缓和以及避免经济危机,根本上不是放任市场自由运行,而是要对市场机制进行修正和完善,集中体现为对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加以监管和制约以避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从而需要建立和完善自律性市场机制。

  

   本文主要内容载《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分层与超前消费》,《财经研究》2019年第1期。

  

一、引言

  

   搞明白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洞悉市场经济所内生的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长期以来,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倾向于将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视为外生于市场的,是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扰动而产生的短期生产过剩;这或者是源于信用、利率等因素造成的货币供给波动,或者是源于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以及新投资的急剧增长。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界大体上也就将造成经济危机的外来冲击分成两大类:一是实物因素的冲击,二是货币因素的冲击;进而,通过对实物和货币这两类因素所展开的进一步细分,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一系列差异性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视为源于外来冲击,相应地,为克服或缓和经济周期,流行的思路也就在于减少和避免这种外来冲击;同时,由于实物因素的冲击主要体现为偶然性的黑天鹅事件而难以避免,相应地,流行的路向也就集中在减少和抵御货币和信用等来自人为政策的冲击。事实上,近年来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基本观点就是,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根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是不良货币政策的结果;相应地,要降低货币因素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就应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推行维持货币中性的货币政策,甚至应该将货币发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快速解决当前经济学衰退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无为而治”。

   那么,奥地利学派的政策主张可行吗?这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问题: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究竟是市场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波斯纳就认为,“经济萧条或者衰退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必须加以区分。最没意思、通常也属最不严重的类型就是市场常规运行之外的某种未预见到的经济冲击打破了市场均衡……第二种类型……属于诱导性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通过大幅提高利息率的办法打破了已经演化为长期高通货膨胀的局面……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类型的经济衰退/萧条是由投资泡沫的破灭引起的。这是一种由内部发生的经济萧条,如1930年代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萧条曾经以及正在例证的那样,尽管也还有其他例证,包括199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衰退……泡沫经常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的,错误地相信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某一市场,甚或整个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长的新时代。”[1]也就是说,引起经济萧条的因素众多,其中,外来冲击只是构成经济萧条中最不严重的类型。由此就引出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能够根本上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吗?显然,如果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的大部分都是市场内生的,那么,简单地让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乃至将货币发行私人化并不能有效避免或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纯粹市场机制甚至并不会比混合经济导向更少的经济危机和更轻的经济萧条。

   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识别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根本上,这与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关,进而又涉及对市场定价机制的剖析和理解。本章沿着第5章所开辟的理论视角展开进一步的逻辑分析: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产生了拥有购买力显著不同的群体,进而又造成了产品的等级化以及价格的分层化,这就是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正是基于这种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高级产品吸引了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需求,从而具有高位价格,进而也会为厂商带来高额利润;同时,拥有生产者主权的厂商也会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来诱导那些低收入的社会大众消费这些高级产品,而消费信贷等支持则进一步激发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进行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厂商将其生产资源和所获信贷集中投资到高级产品的生产领域,由此就会造成生产结构、消费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严重脱节;这样,随着信用的收缩,高级产品的需求和投资就必然率先被迫中断,进而通过实际效应和心理效应而扩散到其他中间资本品和相关产业上,最终就会引发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本章致力于这样几方面的工作:(1)基于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维度来挖掘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2)进一步揭示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和触发因素;(3)更全面地考察信贷扩张在经济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4)进而分析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危机在爆发前后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性。同时,以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为切入口,在推演内生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理论之过程中,又结合了对奥地利学派(也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等)相关观点的评述,从而使得文章的剖析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正是通过这样的逐层分析,本章提出,经济周期本身就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它是锦标赛市场定价带来的消费分层以及消费心理强化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信贷扩张主要是源自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需求引导以及厂商对高级产品的投资冲动,而这又与以收益为鹄的的市场定价体系以及厂商制造的效用“噪音”有关。这样,本章就给出了一个系统而全新的经济周期认识论,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的真实运行。

  

二、审视经济危机的需求不足观


   在剖析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之前,我们首先对一些流行观点做一解析。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倾向于将经济危机直接归咎于所谓的“生产过剩”,其理据是,危机发生时期往往存在大量未能出售的商品,同时也会出现显著的产能过剩和劳动力闲置。但是,我们却很少剖析那些产能过剩?为何会过剩?同时,这一流行也面临着这样的现实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产品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又何以称之为“生产过剩”呢?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就极力否定“生产过剩”说。罗斯巴德就写道:“除了伊甸园,没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存在。只要任何的‘经济’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一直需要生产,这种普遍的需求满足不可能发生,在1929年,这种需求达到满足的点当然不可能达到。”[2]这一事实潜含的明显寓意就是: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并不能简单地用总量意义的“生产过剩”去解释,而更应该从产品供给结构上进行剖析,是供求结构的失衡造成了其中一些产品呈现出“生产过剩”面貌。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生产过剩”,只是由于供求结构存在严重失衡而造成的“相对过剩”。

   新的问题是,结构型的“相对过剩”是如何产生的?根本上说,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总需求的不足。为此,我们又需要思考: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这又要从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着手进行剖解。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给主体是私人厂商,而私人厂商所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由此就需要考虑:生产哪类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通常来说,这主要是市场价格(也即交换价值)远高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尤其是(市场)价格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产品。更进一步地就要思考:哪些产品的价格(也即交换价值)会高于其(自然)价值?通常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类:(1)富人需求的奢侈品,富人的高购买力导致奢侈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自然价值;(2)市场短缺的商品,稀少性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奢华产品(如时尚服饰、新潮手表、智能手机、豪华汽车、高档住宅)不断升级换代,但底层大众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物品却越来越难以寻觅。例如,在一些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类豪华别墅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存在着大量不适宜生存的贫民窟。再如,由于受经济状况和海外市场的冲击,中国社会出现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等大量过剩同时,甚至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地依旧存在着不少坑坑洼洼的公路得不到足够材料等来修整。

   就后者而言,劳德代尔悖论早已揭示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对私人来说,私人财富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而货币的多寡取决于其拥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低,物品的市场价格则又取决于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对社会和国家来说,国民财富根本上体现在其所拥有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多寡取决于其创造出的产品多少,而产品的稀少恰恰与国民财富呈反向关系。显然,当某产业或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或失衡时,基于收益或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考虑,私人厂商通常不会降价出售给那些产品的需求者,更不会免费赠送这些“过剩”产品;相反,它们宁愿销毁或浪费掉这些产品以提升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销毁或浪费明显会减少国民财富。例如,经济大危机之时,就经常有大量的牛奶和面粉被倒入大海,与此同时又有更多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同样,近年来H&M每年几乎要烧掉60吨没有卖出的衣服,却不会将之赠送给缺少衣服的穷人。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要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时出现的产能过剩,就不能简单地回归供给学派的市场放任主义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根基于收益原则,由此主要能够满足富人的需求;但是,它却无法提升社会大众的需求,进而由此来刺激经济而摆脱危机。相反,要克服由“相对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根本上在于避免产品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进而就应该以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作为生产的根本原则,并由此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危机的解决办法,这就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基本立足点。同时,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也就通过适当引入产品生产的效用原则来弥补或缓和根基于收益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即供给侧管理的根本要旨在效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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