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兼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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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结果——这局限性植根于个人动机,植根于受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容易钱’只要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就不会有问题——鼓动的保守主义官员采纳并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植根于因松懈执行残存的监管措施造成的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业过度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监管放松。”[67]格罗斯曼则写道:“次贷危机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但从许多方面来说,次贷危机都是困扰发达国家近2个世纪‘繁荣-萧条模式’经济危机的复制品。”[68]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信贷扩张所产生的较低利率就极大地刺激了资本品的投资以及高级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不仅使得没有储蓄基础的生产有了投资,而且使得没有消费能力的产品有了需求,从而也就强化了消费和生产间的结构扭曲。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信贷只是起到了助长和激化经济危机的作用,其前提恰恰在于,自由市场内生的收入两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前消费,导致消费和生产间的结构扭曲本身就在不断加重,造成经济危机的火药也在不断积累。

   为了深化对经济周期之市场内生性的认知,我们还可以回顾明斯基对金融不稳定和经济衰退过程的分析。明斯基写道:“从1966年信用危机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一次比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他的发生在1970年、1974-1975年、1979-1980年和1982-1983年)。官员和所谓专家对经济周期的反应都是,抵制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作的宏观经济理论,重回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大概可靠和真实的分析。然而实际情况是,经济的表现正是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拥有脆弱金融结构和大政府的资本主义集体应有的表现。错误在于当前的经济理论,他们极大地误读了凯恩斯的著作”,“当一种理论拒绝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把那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事件归因于外部不利的力量(如石油危机),而不是经济体制特征的结果时,它可以满足政客们寻找替罪羊的需要,但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现存经济学的标准主体——所谓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兼有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也许有着优美的逻辑结构,但不能解释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体中怎么会出现金融危机,以及为什么某一时期的经济更容易出现危机,而另一时期则不会”,“20世纪60年代末依赖出现如此明显的经济不稳定性,是脆弱的金融体系的结果,该体系是在二战后金融关系和金融机构多年累积的变化中形成的”。[69]

   在这里,明斯基主要承袭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思想和动物性冲动来解释由金融不稳定的扩大而产生的经济危机,结果,经济危机根本上就被归咎于外来冲击,外来冲击通过金融体制而加剧了经济不稳定,最终酝酿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相应地,避免陷入深度经济危机的基本措施也就在于凯恩斯开出的方案:大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承担来遏制金融的崩溃。本章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经济泡沫以及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本身,外来冲击只是刺破了泡沫而使得危机爆发开来;相应地,避免和克服经济危机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采用凯恩斯政策避免经济危机的扩大,二是修正和完善市场机制也解决运用经济危机的根源,后者是根本性的。当然,如果对明斯基的著作作更广泛的梳理和挖掘,可能也就会发现明斯基的思想也远不局限于此,正如李黎力写道的:“明斯基不稳定性的金融理论,并不意味着影响着不稳定动态的经济的实体而就被视而不见,也并非表示仅金融部门自身构成了不稳定性的来源和渠道,从而只是从金融层面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危机的本质;明斯基并非仅关注金融领域而忽视实体部门的生产和分配,他毕生所致力于发展的宏观不稳定性经济动态,并为忽视家庭等经济主体构成不稳定性的潜在来源,也并非不适用于当今新的资本主义经济。”[70]

   不幸的是,尽管市场的问题如此显明和严重,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依然坚持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例如,张维迎就写道:“这次危机(2008年)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观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是在解决危机,不如说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71]为此寻找的基本理由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利率的扭曲,利率的扭曲又造成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产品扭曲,而扭曲的价格带来了不同利润水平,进而就诱发了对不同领域的生产投资。如何理解呢?事实上,这一分析逻辑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两大质疑和挑战:(1)货币供给究竟是市场内生的还是外生的?(2)价格扭曲究竟源于利率扭曲还是源于需求扭曲?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就持内生说的货币供给,因为货币供给中的乘数根本上与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有关。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需求扭曲往往是更为基本的,这可以进一步评估利息所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进而比较不同等级产品间的价格差异与其利息负担差异。

   由此,我们就可以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效市场信念展开深刻剖析。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如此信奉市场,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它接受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定律的教义,市场需求必然来自人们的生活需要,而需求大小又源自供给所提供的收入;相应地,它就看不到超前需求的存在,进而自然也就看不到由此带来的经济萧条。当然,萨伊定律也有其价值论的理论基础:生产者只有生产一种有用的产品,这种产品才有价值;而这个产品有用就意味着能够卖出去,有人购买,而别人购买的手段也正来源于生产性劳动。正是基于生产出的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用产品,一种商品生产出来才能为另一种商品开辟了销路,才能提供了市场,从而才有萨伊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而且,这里强调“有用产品”,在萨伊时代是有合理的现实基础的。其理由是:(1)当时的物质产品还很不丰富,因而人们的需要主要局限在生理层次,从而受到厂商诱导的心理效应并不显著;(2)当时的市场还很不发达,因而生产和和需求主要局限在一定范围的市场上,从而生产出的产品也就比较容易符合消费的需求。不过,随着需求逐渐从生理性的真实需要层次转向社会性的心理欲求层次以及现实市场逐渐从熟人市场转向距离越来越远的陌生人市场,那么,由市场激发的生产就会与人们的真实需求出现越来越大的脱节,进而使得斯密“无形的手”原理和萨伊“供给创造需求”定律等就不再有效。

   事实上,现代市场已经远远不同于斯密以及萨伊等人所面对的小范围的熟人市场,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不再存在密切联系,进而产品的生产者也不再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更为甚者,注重支配市场的生产者也不再像早期社会那样关注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而是根据新兴技术来生产产品并进而来引导大众的需求,尤其致力于具有更高交换价值和利润的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诱导。一般地,在经济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通常都会追逐奢侈品的的消费,从而也造就了大批奢侈品行业的富豪;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奢侈品的需求通常下降最早、最快,奢侈品业富豪的财富损失往往也最大。显然,这可以从历次的经济危机中看出:每次经济危机来临都会导致那些奢侈品出现断崖式需求下降。试问,这些奢侈品对人们度过经济困境有什么用呢?同时,在市场繁荣时期,不仅社会大众会在各种“噪音”的诱导下往往大量消费那些并不紧迫甚至根本不需要的物品,而且供给所创造出来的需求还会在信用机制的作用下被过早地支付;其结果就是,在这些供给大量进入市场之后,往往就会面临着没有需求(消费能力)的情境,由此就会导向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刻体悟奥地利学派所总结的一个洞见: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是非真实的市场需求所引发,进而以社会财富不断耗竭为代价。显然,这些都反映出,自发市场机制对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不再有效了。

   可见,本章的分析为是否出现经济过热以及何以会出现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提供了一个基本判断依据:既不能仅仅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也不能局限于信贷和利率水平,而根本上应该关注一国的储蓄是否持续走低。这个判断依据与马克思有关“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过度积累以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判断所有差异。如何理解呢?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信用消费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实质性耗损,马克思时代也不存在如此大规模的信用消费;而正是由于日益偏盛的信用消费,导致资本家账面上的资本量可能还在增加,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无法收回的呆账。笔者在《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一书就指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就是资本或更广义的资源,无论何种方式的储蓄不足和资源耗竭都会瓦解经济增长的基础;相应地,一个社会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每一代人消耗掉的财富都应该小于其创造的财富,从而有规模不断增大的经济剩余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72]相应地,孔德甚至将文明的主要职能定为:人类的无知产品超出了创造产品的人的需要,进而使得我们可以将这些创造的产品传给我们的后代;进而,孔德还提出,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组成是死人多于活人”“死人越来越支配着死人”。[73]不幸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却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攀比消费和资源的耗费,乃至往往会周而复始地孕育出经济危机。既然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为何又如此信奉市场机制呢?主要在于两方面:(1)根本上在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推崇个体的自主行动,进而将无论何种结果下的自主行为都视为合理的,因为那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2)还在于对那些失败的政府干预和政策进行放大,因为失败的政策往往比成功的政策更容易引起关注。

  

十、尾论:经济危机的思维图式


   明斯基指出,“任何成功变革方案的制定都必须根植于对现存制度中经济进程如何运行的理解。经济理论应当能够促成这种理解”,“不幸的是,作为过去30年(迄至本书出版时的1986年——本书作者注)经济界人士和学生必备的工具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那些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讲授的经济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由标准理论经济学衍生出的模型所推导的结论,不能用来形成我们的经济政策,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尤其是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高度数学化的理论能够证明,一种被抽象定义的交换机制可以引致一个即使不是最优却也能具有协调性的结果。然而,这些数学结果只在从董事会会议室和华尔街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中成立。这些模型没有考虑时间、货币、不确定性、资本资产所有权的融资和投资等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那些被理论抽象的因素是重要的、相关的,如果金融关系和金融机构显著影响事件的进程,那么已有的经济理论并不能为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协调的结果的主张提供支撑”。[74]那么,我们究竟该如此剖析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危机呢?

一般地,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和整体的,而人们看到的现象往往是片段的:因此,好的学术研究就在于,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将各个片段的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要做到这一点,既不能囿于基于抽象逻辑的数理建模,也不能依赖基于数据处理的计量分析。罗斯巴德就指出,“在探讨1929年大萧条这一课题时,多数作者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运用历史统计学的方法‘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可总体而言,这一方法对经济研究起了不良的影响。我们已经设法说明对于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方法,理论只能在先验的理论基础上被证实或证伪。经验事实可以在基本定理的层面上进入到理论中,它与今天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历史统计学的‘事实’是无法的……这里有足够的理由说明统计学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它只反映了众多诱发力量的运作。”[75]譬如,利率在信贷扩张时往往相对较低,从而就会刺激投资冲动;相反,运用统计学则无法估计利率应该达到的具体数值,也很难描述可能发生而未被认识清楚的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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