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兼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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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会撇开社会制度和收入差距等根本性问题,而倾向于将经济危机归咎为特定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外在因素。例如,就2008年经济危机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就倾向于将之归咎于次贷问题带来的外来冲击,而次贷危机又源于房价的不断攀升、利率的上下波动以及对风险监控的缺失。

   本章的分析则指出,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因素,单纯地基于市场运行机制尤其是市场定价体系的维度,同样可以揭示出社会收入差距及其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就可以通过剖析收入两极化对消费和生产的影响来观察和预告经济危机。其基本逻辑是:市场收入分配根本上决定于强势者制定的分配规则,而这些强势者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而更主要体现为市场权力的支配者,他们影响并塑造出了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相应地,收入差距拉大本身就根植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是如此。其实,我们从现代市场经济中也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收入差距的最显著呈现已经不再集中在资本(者)和劳动(者)之间,而主要出现在不同等级的岗位之间,如超级经理人的出现就是明证。究其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场权力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趋势,而市场权力碎片化发展的同时又衍生出放大效应;结果,那些少数高位者掌控了分配规则的决策权,进而获得远大于其名义权力的夏皮罗权力及其对应的收入。[45]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06年一些华尔街CEO的薪酬情况。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CEO詹姆斯.凯恩年薪为3385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11亿美元的贝尔斯登公司股权;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CEO小理查德.富尔德年薪为4050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9.3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股权;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年薪为5472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5.81亿美元的高盛公司股权;全球最大金融资产管理者之一美林公司CEO斯坦利.奥尼尔年薪为4800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7亿美元的美林公司股权;摩根斯坦利CEO麦晋桁年薪为4141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45亿美元的摩根斯坦利公司股权;花旗集团CEO查尔斯.普林斯年薪为2598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1.4亿美元的花旗集团公司股权;美国银行CEO肯尼斯.刘易斯年薪为2787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3亿美元的美国银行公司股权。[46]

   纵观历次大型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通常都达到了难以忍受的上限,以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必然会出现严重不足。事实上,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2011年的报告,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创下了30多年来最高纪录:所有OECD成员国中,最富有10%人口平均收入已达到最低10%人口平均收入的9倍。具体而言,以平均主义享誉全球的德国、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到了6倍,意大利、日本、韩国和英国为10倍,以色列、土耳其则超过14倍;同时,贫富差距最大的墨西哥达26倍,紧随其后的智利则超过25倍。[47]尤其是,随着西方各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几乎都达到了最高水平,美国就是如此。[48]皮凯蒂就指出,美国最富10%人群的国民收入比重在20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1928年(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另一次就是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49]萨克斯也说: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可以比社会底层的90%家庭享有更多的净资产,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可以得到比社会底层的40%美国人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而如此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上一次在美国出现是在1929年“大萧条”前夕。[50]

   为何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呢?根本上就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管制政策和福利措施明显降低了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从而也就促进和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取得支配地位以后,西方各国就开始推行一系列的自由放任政策,如放松管制、降低税收等,从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例如,作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发源地和输出地的美国,里根、布什政府就稳步地降低税收,如企业利润税(包括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占GDP的比重从1967年的3.3%下降到1997年的2%。[51]结果,到200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1的高水平,同时,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有鉴于此,萨克斯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权时代,社会中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CEO、金融主管以及他们在政界的高管友人——看来经常把他们自己视为高于法律之上。”[52]

   同时,正是由于美国是自由市场主义的发起者和推行者,因此,美国社会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就显得更为明显:1979-2006年,美国最上层0.1%群体的工资增长了324%,最上层1%群体的工资增长了144%,而最底层90%群体的工资只增长了大约15%,最上层的1%群体所得到的20倍于底层的90%群体。[53]进而,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全球的蔓延,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大体上也都经历了相似过程。例如,日本在1980年以前一直被神话为“增长且平等”的典范之国,它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6左右;但在1983年以后,日本的基尼系数开始恶化,在1991年危机爆发时基尼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0.38。为此,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就指出,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而成为“下流社会”: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其中,跻身“上流”的凤毛麟角,沦入“下流”的却源源不断,M型社会飞速确立。[54]

   由此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人极力否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说,或者将之视为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它的直接原因依然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尽管收入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还存在争议,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而本章则至少揭示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本身就可以内生出这一点)。[55]正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一方面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促成了超前消费而致使生产性资本面临不足,从而就危害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相应地,通过对收入差距变化的观察,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预测经济发展的走势,可以前瞻性地预告社会可能潜伏的经济危机,进而可以前瞻性采取积极措施来有效预防和应对经济危机。

   当然,这也引发出一个现实问题意识的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比很多发达国家都严峻,基尼系数甚至处于全世界最高之列(如有资料表明,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据说已经超过了0.5,这远高于发达国家的0.3-0.4水平);但是,中国社会并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甚至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似乎也不严重。这又如何解释呢?一般地,这就与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中国社会的储蓄传统有关。这里从两方面做一具体说明。

   一方面,就中国产品的需求市场而言。一般地,一国的有效需求有两大来源:(1)内源型需求,国内收入结构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外源型需求,海外需求状况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欧美发达大国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根源就是内源型的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又源于国内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但与此不同,构成时下中国有效需求的很当部分是外源型,它严重依赖于国外需求状况,从而与国内的收入差距联系相对不那么紧密;同时,由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大多还是属于低档的必需品,因而即使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也不会穿有效需求的巨大下降,这也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爆发之初遭受短暂冲击而后很快又能够恢复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中国社会的储蓄传统而言。尽管中国社会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但是较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向西方社会那样瓦解经济增长的基础;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具有为自身未来生活以及后世子孙生活而储蓄的良好秉性,从而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的超前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高储蓄传统通常会对一国经济发展造成这样的影响:(1)它会造成国内有效需求的长期疲软,从而就需要依靠海外市场的外源型需求;(2)它有助于维持需求的可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即使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依然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撑消费需求;(3)储蓄往往还被投入到再生产中,从而成为支撑和促进经济不断增长的根本性力量。这一逻辑分析表明,两个社会即使存在相似的市场价格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它们的经济增长状况往往也会存在明显差异;相应地,即使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已经非常大,也并不一定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这也意味着,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中的关键还是要看,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经济剩余究竟被投向何处?收入差距拉大是否导致生产性储蓄的下降?从这两点上看,中国社会具有抗经济危机的先天文化优势。

  

八、危机爆发的后续:名企陷困


   上面系统地剖析了经济危机的体制根源、助长机制、触发因素以及传导过程,由此不仅可以对经济危机的前期特征进行合理预测,而且可以对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展开深入剖析。罗斯巴德曾说:“在所有进行深入探讨的理论中,只有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的理论发现了繁荣的问题。其他理论都褒扬了繁荣,而萧条则被视为对先前繁荣的倒退,它带给人不快……只有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坚持认为通货膨胀下的繁荣是灾难的,并且认为整个萧条过程对于排除繁荣带来的扭曲是必要的。”[56]在这里,罗斯巴德这句话的前一段是正确的,繁荣中往往潜伏着问题。其基本理由就是,繁荣时期往往会出现过度消费和投资,从而导致严重的“资本消耗”,由此成为经济衰退的引信。实际上,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察和认知。他说:“随着生产过剩,就出现生产不足。”[57]但是,罗斯巴德这句话的后一段却存在严重问题,萧条时期的经济往往也并非就是必要和正常的。其基本理由是,恐慌心理和自反馈效应通常会使得市场需求和投资在萧条时期也出现反向超调。根本上说,萧条和繁荣通常就体现为市场经济的两个极端,体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并且会显著降低人们本可以享有的福利水平。为了让好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接着对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表现和政府行为进行剖析。

一般地,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一些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甚至巨无霸企业陷入破产和倒闭之境,经济危机甚至往往以某些著名大企业的破产或倒闭为标志性特征。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呢?这里从两方面进行解析。一方面,就产品价格而言,这些著名企业所生产的主要是高级产品,但在经济衰退时期,高级产品通常比其他产品面临着更大的需求断裂,进而会有更大的价格跌幅;同时,这些著名企业通常会有更大比例资金被投入在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上,但在经济衰退和调整时期,“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速度比消费品价格的下跌幅度更大(或者更准确地说,相比低级财货价格下跌的幅度,较高级财货的价格下跌幅度更大)”。[58]另一方面,就生产成本而言,劳动工资通常比产品价格具有更强的刚性,这导致高级产品的成本往往无法像其价格一样迅速下降;同时,高级产品的员工工资刚性通常比低级产品的员工工资刚性更强,因为这些著名大企业的生产日常被置入于计划体系中,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其他成本支出往往都依赖于特定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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