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赋制度与自由贸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6 次 更新时间:2002-08-19 1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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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秋  

  

  包括土地分配、粮食生产、实物税、地租与劳役等等内容在内的贡赋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项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以现代社会的“经济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很没有“效率”且不符合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准则。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停滞与封闭的局面。依我之见,虽然统治集团基于政治强制力强行规划社会经济活动并不符合现代人关于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但是这种制度设计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意图,应该加以深入与同情的了解。

  

  实行贡赋制度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激烈的经济竞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紧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分家与内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以贡赋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全国各农业区以及各手工业区的生产数量与种类,这跟人类早期历史上的男女分工一样,是为了达到政治社会上的目标——消除两性间或地区间的竞争,其次才是经济上的效率——追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物质生活上的富裕。

  

  历代的贡赋制度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了粮食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否则,恐怕农民们都会去种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粮食的种植面积与产量锐减,粮食的价格必将暴涨。只有国家的强制性进行粮食生产安排,才能保证最底层的人民也有粮食保障的基本权利。否则将导致饥民铤而走险,王纲解纽,天下大乱。

  

  这种以政治与道德需要为最高标准而运转的经济体系与现代社会由利润驱动的经济体系相比哪个的成本更高一些,哪个更有效率,哪个更符合社会正义,实在难以定论。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与人本主义的社会政策在很多领域是不相容的,中国古人选择了后一种,是为了有饭大家吃,以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中国的土地一向就是超载了众多的人口,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但正是有众多的人口才使得中国文明承受住了历次惨重的打击——政治清洗与种族清洗,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绵延不绝。

  

  即便是在现代中国,这种有饭大家吃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要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行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按照市场导向来生产,按照私有制的原则来确立土地所有权,那么,根据某些人朝思暮想的美国的效率与标准,中国目前的土地就只能养活最多三亿人口。至于多余的十亿人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大概就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所谓的公正与人道的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在这件事上一戳就现出了原型——不过就是无比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罢了!事实上,以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不是最高的效率又是什么?

  

  如果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是以利润为最高的目标的话,那么,较低的粮食产量实极有可能比较高的粮食产量更能够获得暴利。如果中国现在只能生产出两亿吨粮食,那么根据供求关系的规律以及历史经验可以肯定,这两亿吨粮食的价格总量一定会比现在的五亿吨粮食的价格总量更高,可是其社会后果肯定就是民不聊生,人将相食了。

  

  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大危机时,农场主们宁愿将卖不出去的粮食焚烧也不愿意将其送给饥饿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毫无同情恻隐之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保持粮食市场的正常价格,因为免费分发粮食,将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与市场购买力,这对于农场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样看来,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经济效率与利润驱动的原则,完全是从货币经济与财务核算的角度来考虑的,根本就没有考虑人,尤其是一切弱势人群的需要、权利与尊严。

  

  《粮食政治》一书的作者,著名的学者苏珊·乔治指出,美国的小农场的粮食单产比那些大农场主地单产一般都高几倍。如果全美国的农场的粮食单产都能够提升到小农场的水平,那么美国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提高数倍,可以养活数倍的人,当然粮食的价格以及出售粮食的总收益也会按供求关系相应下跌,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益递减。那些大农场主之所以不把精力放在提高单产方面,也就是出于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动机。实质上,他们已经在经济权力结构中永久性的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优越地位,有比较大的自由选择的余地,根本就不用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下功夫,其占有的土地的数量足以使他们谋取较高的利润。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以较低的投入来获取较高的利润,让那小农场主来承受不对称的市场成本。如果预测将发生全球性的饥荒,他们就可以提高单产以牟取暴利。

  

  因此,努力消除兼并与垄断土地的威胁,保持土地国有的制度,使耕者有其田,使天下苍生俱得饱暖,这是一种明智合理的选择。正因为古代中国在土地分配与粮食生产制度上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内核,因此可以一次次地在毁灭性的灾难中再生,这也是古代中国的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创造了文化传统保持了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

  

  与这些经济制度相应,古代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保守性质的国家,这一点遭到了很多人的猛烈攻击。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在技术先进的西方殖民强盗的手上吃了大亏。导致这种技术落后的结果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既然要制止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的统治者就不会将利润与效益的实现放在首位,就不会去提倡改进生产技术,因为国民总财富的增长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将超出管理手段与管理意识均落后的统治者的严密控制,而且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动荡与权力更替。

  

  既然不能在财富方面对精英分子进行满足,又要驱动这些智能之士为国效劳,为公共利益服务,就不得不在权势方面进行满足。在限定的一个时期与地区,所能生产的消费品是有限的,这样就只能按官职的高低来分配消费品了。但是官职以及权势本身都是有限的,它们对人的满足也是有限的,而绝对的、不受拘束的欲望对于人的诱惑是无限的。欲望的本质是一个自激系统,欲望是个无底洞,投入得越多,就更加不满足,这样欲望的刺激作用便永远也不会失效。但是与欲望的爆发相联系的就是道德的堕落与良知的泯灭,人与人之间视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古代中国又不得不提倡压制欲望的社会道德标准。

  

  纵观历史,某个文明、某个国家如果在政治制度方面投入的精力过多,就会减少在科技与经济方面的投入,社会制度的设计者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总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当年中国作为一个王朝天下时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现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时还是无法解决这些矛盾。

  

  在近现代技术进步与科学崇拜的大背景下,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学说声称能够较好地解决这这些矛盾,至少是将这些矛盾大爆发的最后期限无限期延长,无限制的增加财富总量。其全部立论的根据就是分工论与比较优势论,其大意是各国按照不同的优势产业进行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这样便可以达到整体上的最大效益。

  

  如果把全世界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既然将全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就会发现总的利润是零,那么就表明了一国之永久所得的利润正是另一国永久之所失。而且就实际情况来看,财富在向那些拥有技术与军事优势的国家转移与囤积,经济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在向那些弱势国家转嫁。这种经济与技术差距将越来越大,以至于不可弥补。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是自由贸易论者用以批评形形色色的管制贸易的最佳武器。但是,他的“比较优势论”并没有严格地确定有效的范围,也不适用于一切商品。他所列举的那些生产鞋帽的例子来论证“比较优势论”就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这些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交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国与贸易国的权力结构,而且即便发生了改变,也不至于出现无法挽回与不可承受的后果。

  

  实际上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唯一绝对符合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理想模型的,就是古代世界的单纯的农业生产与贸易。因为古代世界的农业生产是基本上根据自然条件而决定的,农产品都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为主的,技术与强制力的因素不占主导地位,在农业生产与消费指数方面不会出现过大的个体和地区差异。

  

  因此,对于古代中国这种以低水平的农业生产为主国家来说,其内部的产品交换活动倒有可能比那些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近现代的国家更符合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这种交换大体上是平等的,是真正的互惠互利。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再加上政治文化因素,古代中国没有出现过过分的地区贫富差异。即便有过这种两极分化的极端情况,那么在改朝换代中必将被社会制度的设计者以种种手段消除。

  

  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就具有非自然的性质,越是先进的工业就越是脱离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几乎完全由技术以及组织水平决定,对于金融业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这些非农业的经济活动的存在,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没什么关系,却跟权力意志的实现有极大的关系。一个国家拥有金融、工业与科学技术方面的霸权,占据了经济权力结构中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是经济利益食物链的最高消费者。这种类型的国家已经将自己变为一个巨大的吸血中心,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压迫、剥削甚至奴役其他国家,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已经被屡次证明。

  

  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中,要使交换的双方都得到对等的好处,那就必须坚持以同等技术级别与同等数量的产品作交换,这样就不至于出现权力与利益两极分化的后果。为了避免利益不对称的交易,因此应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中保持完整的交换序列——以农产品交换农产品,以工业品交换工业品,以服务交换服务。

  

  如果某个国家在贸易中缺少某个环节的产品尤其是那些较高技术等级地位上的产品,那么这些状况就很危险。因为受制于人的局面如果不作努力改变,这种技术与经济上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如果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一个国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工业技术,而其他国家都是一些农业国完全没有工业或者工业极其落后,那么这个工业化的国家肯定会使用武力来抢劫农产品或者以武力为后盾来进行不平等的工农产品交换,这就是英国以及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自由贸易全盛时代种种恶行的真实纪录。

  

  我们应该以更加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商品——用来交换的商品并不仅仅是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产品,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更体现了是一种权力工具,可以对民族国家的生存与权利施加影响。在农产品中,粮食就比水果蔬菜咖啡可可之类的重要。一个国家在粮食消费上受制于他国,就不能说这个国家拥有较大的安全度与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上进行巨额补贴,并不是为了利润或者市场份额,而是要动用国家力量保卫本国的农业生产,破坏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在农产品供需关系上占有绝对的主动地位。这种政策无关经济学上的效率或者是国际分工、自由竞争和贸易以及国家最小化干涉的自由主义市场原则,完全是从国家安全也就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制订的。

  

  在工业品中,军火就是最明显的权力工具,因为掌握了足够的先进的武器,就可以对外从事征服活动。其他的工业品如母机(制造机器的机器)、高科技的设备如超高速计算机处理器,高精密度加工设备,都有巨大的军事价值,因此那些在技术上领先的国家对这些先进技术与设备都是进行严密的封锁。

  

  至于那些棉麻丝毛之类的轻工业产品,对权力结构的影响就不十分显著。美国人现在逐渐放弃了国内的轻工业生产,依靠外国的不发达国家来供应,其盘算就是保留核心的先进生产力以及金融霸权,将那些过时的产业包袱丢给外国,让他们去承受未来经济转型的压力。甚至可能因为这些包袱太沉重,本国经济风险的承受能力太小,导致本国的先进的经济永远发展不起来,最终处在经济权力结构的下层,其劳动的绝大多数成果都将被那些最上层的国家占有。

  

  尽管时代在变化,但是这些利害关系却将继续发挥作用,无非是战略技术与权力工具发生了一点变化。现在是硅、合成材料与稀有金属的时代,今后将是纳米技术与基因技术的时代。但是依仗由技术优势而形成的军事优势,削弱对手的竞争地位,以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交换地位上来进行不对称的交易,这个行为模式永远也不会改变。

  

  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和平贸易的根本利害关系就在于使国与国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至于因为一些小的矛盾就大动干戈。但是,贸易的双方的条件是不平等的,相互的贸易如果是为了利润,那么参与贸易的两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如果在贸易中遭受损失的一方要弥补自己的损失或转嫁自己的损失,就只有再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不如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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