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中国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0-03-19 16: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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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旭  

   〔摘要〕全球治理是指治理主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安全、经济、环境、犯罪等)而进行的制度性协商与合作。全球治理民主化要求在进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应对议题的基本概念、合作的对象以及应遵守的规范具备基本共识,否则就会导致民主赤字。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阻碍在于因参与主体之间实力不平等所导致的议程不明确、主体缺协作以及规范单一等民主赤字。以全球人权治理为例,各国在参与人权治理的进程中仍然存在对基本人权缺乏共识、行为体缺乏沟通以及人权规范缺乏对话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总结中国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系统性阐释,为缓解民主赤字提供理念和行动上的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治理议程上强调和平权与发展权的优先性,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各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在治理规范上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提供一种代表性与包容性兼备的中国方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改革全球治理体制必须跳出西方中心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推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能缓解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推进人类共同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民主赤字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6-0086-09

   〔作者简介〕田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在全球化时代,原料、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不仅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如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以及传染疾病等。这些问题往往涉及所有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又无法通过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协同合作而得到解决。在此境况下,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各国对外行为的必然选择,全球治理概念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末期,“治理(governance)”概念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1〕,成为一种解读国际关系的全新视角。在此过程中,缘起于西方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对全球治理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民主成为全球治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全球治理的核心内涵就在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行为体间的民主协商与合作。〔2〕

   然而,如赫尔德与邓恩等所言,要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就必须考虑到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甚至南北之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如何在缺少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乃至南北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具体内容。从全球治理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当前全球治理在各议题领域仍然存在较明显的民主赤字。本文以全球人权治理为视角,分析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权与民主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中国方案。

  

   一、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及其成因——以人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是指治理主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安全、经济、环境、犯罪等)而进行的制度性协商与合作。有效的治理是一个“共同设计和制定规则的过程,一个对话协商的民主过程,一个分担责任、分享权力、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培育伙伴感和建构伙伴关系的过程。”〔3〕依照这一定义,全球治理民主化要求在进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应对议题的基本概念、合作的对象以及应遵守的规范具备基本共识,否则就会导致民主赤字。从人权治理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人权治理仍然存在治理议程不明确、治理主体缺协作以及治理规范单一性等问题。随着美国于2018年6月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人权治理所存在的民主赤字也被进一步凸显。  (一)治理议程不明确

   人权(Human Rights)即人之为人的权利,是不受种族、性别、民族、宗教、语言等差别影响的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道德权利,是一个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概念,是一个包含生命权、发展权、自由权以及财产权等大量基本权利在内的复合权力体系。在当前的人权治理进程中,除了对保护人权免受极端情况危害的意见较为统一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对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发展权利宣言》于1986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时,美国投票反对,而英、日和北欧诸国等则投票弃权,表明了主要发达国家对于这一权利是否应出现在全球人权治理议程上的异议。在西方看来,发展权的主体不明确,强调集体发展多过个人发展,因此不属于人权范畴。〔4〕与之相对的是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一直希望在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善政等议题上充当发展中国家的老师。然而,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转型困境恰恰说明了生搬硬套西方模式所存在的弊病。如哲学家米尔恩所言,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列举的人权只是一些根植于西方价值观的理想,它们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5〕换句话说,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设置全球人权治理对象和议程上各有侧重,缺乏一致性,使部分人权治理议程无法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二)治理主体缺协作

   为了促进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组织针对如何有效开展全球人权治理进行长期探索,确立了人权原则和标准、人权条约以及专门的实施机构。联合国在1948年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后,又于1966年陆续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三个文件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择议定书》一起被视作“国际人权宪章”。然而,随着美国于2018年6月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人权治理的主体之间缺乏协商与合作的问题被进一步暴露在世人面前。西方国家将人权问题泛政治化、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来区别对待自身盟友和其他国家、并对一些重大侵犯人权问题消极应对,如关塔那摩监狱虐囚和绕过安理会发动战争等行为。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常强行推行符合自身政治模式和价值观的人权概念和人权发展模式,不愿意重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人权价值和人权观念。这些因素造成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治理机构的信任危机,也切断了其他国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协商与合作的渠道。此外,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战略,这与崇尚多边主义的联合国机构存在理念上的冲突,进一步凸出人权治理中的合作困境。在处理难民危机上,部分欧洲国家和民众的态度也印证了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的难度。

   (三)治理规范单一

   当前的全球人权治理规范面临理论资源单一化和视野狭隘化等问题。治理规范的理论资源单一性表现为当前的全球人权话语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西方国家在阐释和传播人权概念时,往往冠之以“普世价值”的名号,由此塑造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人权话语,并向世界各国推广。〔6〕然而,实践证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一体适用。“阿拉伯之春”、东欧民主转型以及非洲部分国家的民主进程就是前车之鉴。而在上世纪东亚“四小龙”所迅猛崛起的过程中,亚洲价值观所起的作用则不容小觑,可被视作人权与文化相结合的成功案例。相较于治理规范理论资源的单一化,人权规范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集中于关注人权问题本身,而忽略与人权所密切相关的时代背景和重要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如《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均将和平权视作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是首要的人权。而发展权对于发展中世界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是确保独立自主地推动、促进和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影响人类享有和平权;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单边主义复起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均影响着个人和集体的发展,造成发展的不均衡。这些都造成了现有的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挑战,形成全球人权治理赤字。

   总体而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人权治理机制在现阶段弊端丛生,治理失灵,严重缺乏公平性和代表性,造成了治理民主赤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发展人权内涵、推进全球人权事业、突破时代桎梏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权内涵

   回顾历史,中国是国际人权事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中国代表张彭春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将“四海之内皆兄弟”“良心”和“仁爱”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写入世界人权宣言。〔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积极构建在全球人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加入11项国际人权公约,且还承认了新中国成立前所加入的十余个相关人权公约。在参与国际人权治理的同时,中国还不断推进国内人权事业发展。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实现人权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8〕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官方人权文件。2009年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及其评估报告是中国第一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计划,伴随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相继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始尝试构建适合自己发展状况的人权话语体系,努力推进其与国际人权话语接轨,并试图逐渐改变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全面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性地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在于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其目标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9〕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不仅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了宪法性理念和目标,还相继被载入联合国决议,成为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总结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和国内人权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权概念的系统性阐释,为缓解全球人权治理赤字提供理念和行动上的支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本国人民谋福祉,而且还怀有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远大抱负。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人人得享人权”这一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人类的视角出发,思考如何打破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局限性,将多元文化纳入到人权话语体系中来。通过着眼于“人”来协调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乃至全球层面的治理进程。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个社会现实,表示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已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治理议题不断增加,时代呼唤积极有为的人权观念。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权理念已经无法全然担负起全球人权治理事业的重任。相较而言,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治理议程上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优先性,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各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在治理规范上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全球人权治理观。

   (一)治理议程: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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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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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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