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中国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20-03-19 16: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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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旭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著名论断,很大程度上依然适用于当前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为突出地强调和平权与发展权在我国所倡导的国际人权谱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平与发展不仅反映了我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同时也契合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发展的共同渴望,是凝聚世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对全球人权状况的基本关怀。

   安全是保障人权、提升全球人权治理水平的前提。无法想象如何能在一个战乱频发、恐怖主义肆虐的世界里保障人类最基本生命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强调恐怖主义和战争等暴力手段损害全人类的福祉,是对生命的践踏。当前局部战争与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全球蔓延,人类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其根源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缺乏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倡导构建平等伙伴关系及不同文明之间包容互鉴,强调文明不应有高下、优劣之分,而只有地域和历史之别。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消融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消灭危害人类福祉的恐怖主义。

   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必要手段。物质资源短缺、分配格局失衡等发展问题严重制约着全球人权治理的动力。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实现了迅速发展,人权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我国经济体量较改革初期增长近200倍,占世界份额已达14.8%,稳居全球第二位,人均国民可支配收入也不断上升。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驱动力,而我国的减贫工作更是对全球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极端贫困人口脱贫量占世界总量超过70%。我国通过自身经验证实了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必要手段。习近平在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中强调,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中国将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10〕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状态,虽然部分国家实现了迅速的经济增长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他们同样面临各自的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人权高度相关。因此,如何实现发展仍然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递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好发展的理念。

   (二)治理主体:平等与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行为体之间应该平等相待,团结合作,携手解决各国家和各民族共同面临的问题。

   人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是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基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机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主权的平等性一方面强调不应将主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一些国家以“人权卫道士”的姿态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人权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进而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主权独立原则,使他国承担不必要的成本。〔11〕 另一方面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仍然不足,为促进人权这个全人类事业的进展,推进联合国人权治理机构改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诉求。合作是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人权治理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在日内瓦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在于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其中前四点都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十九大报告同时指出,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合作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只有超越近代“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以及零和博弈思维,才能跳出“你输我赢、一家通吃”的困局。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才能够促进主体间加强合作,共享人类发展成果,推动形成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人权观。

   (三)治理规范:共商共建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提倡在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家各民族为了全人类的事业,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是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依赖于不同文明对人权概念的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根源在于璀璨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复兴实践,汇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理念〔12〕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以及新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和谐世界”等原则。这些理念意味着当代人权话语需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宗教或传统,走出长久以来人权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误区,凸显人权的多元文化特性。即使“人权”在产生时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其内涵却已经历了长期发展而与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交织在一起。〔13〕并且,对不同文化、宗教或传统的尊重并不必然导致人权的内涵无法形成共识,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指出人权“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国际人权宪章中界定的基本人权就是国际社会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对人权概念取得的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还依赖于人权治理成果的互惠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寻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只有参与人权治理的各行为体都享受到切实的治理成果,如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人权治理才能够得以持续。仅有少部分参与者享有治理红利的治理体系必然无法长久持续,共赢共享才能保证持续进步。若一味强调本国利益的优先性,忽略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利益及责任的彼此相关性,将可能导致失衡的国际竞争态势,最终也会深深地损害全球人权事业。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不仅要着眼于当代人的人权发展,还需要考虑子孙后代的人权,为后代留下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要求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提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对人权的真正保护和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绿色可持续的生态体系,环境无国界,全球生态建设更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详细勾勒出国际社会人权发展的基本蓝图和实践路径。从这个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人权共同体,更是义务和责任的共同体。在道义层面,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来。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体系进入变革期,我国在对外关系上顺应时势,借势而为,把握住战略机遇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概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4〕这些理念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新美丽的世界”这一宏伟蓝图提供理念和实践上的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为主线,以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为主要载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规范,推动“人人得享人权”这一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的实现。

   (一)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的共同体。这一定位植根于中国“以和邦国”和“以和为贵”的优秀中华文明的传统,也来自于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战祸和动乱之苦,更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世界和平大环境下所取得高速发展。这些深刻认识促使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与各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在参与全球维和行动上,我国自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8年来,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义务,扎实推进维和能力建设,用实际行动兑现维护世界和平的郑重承诺。目前,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我国现有大约2500名维和人员在外执行任务。去年联合国维和年度预算中,我国承担大约10.25%,相当于法国和俄罗斯总和,超过德国和意大利总和。我国已累计派出3.7万人次军警官兵参与维和行动,先后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15〕在未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我国必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在区域安全层面,中国提倡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来维护亚欧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作为中国首倡并主导创建的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见证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历程。在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大范围会谈上,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这一倡议可被视作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具体合作区域和具体合作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二)努力推动国际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发展的共同体。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间取得的快速发展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脱贫、减贫。在既不输入西方发展模式、也不输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对外发展援助实践为构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框架提供了基础。  一方面,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间协同发展、自力更生的关键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通过南南合作实现互惠、可持续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推全球人权治理的进程中,中国可依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南南人权论坛、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多方位多维度地开展南南合作。例如,金砖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南南合作平台中最具代表性且最有影响力。通过“金砖+”机制,可将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带入到金砖合作机制中来,增加金砖合作的代表性,提升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论坛提出“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区域实践,是对非洲人权状况的关怀。〔16〕

   另一方面,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之间并不矛盾,南方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进程。虽然当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日益盛行,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仍然没有发生明显逆转,资本、人口以及技术等要素在全球层面流通仍在加强。在这个相互依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无法脱离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因此,需要通过南南合作来发展南方国家之间的互利互信,以期在南北对话的过程中更好地代表南方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并最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可通过在二十国集团中积极发挥作用,与集团中的其他新兴国家构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发出代表南方国家的集体和声,助益南方国家发展,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改革。

   (三)主动引领国际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合作的共同体。当前的全球合作机制并非中性,而是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中国通过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阐明全球治理民主化改革的方向,认为应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努力推动国际关系向民主化、法制化及合理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安全、气候以及人权等领域治理变革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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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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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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