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玉宾 高建生: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脉络与实践启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 次 更新时间:2020-03-19 1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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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玉宾   高建生  

   【提要】在新中国70年发展中,对外开放形成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各具特点的发展时期,呈现出构会甄释、谋定后动,以我为主、由低向高,曲折反复、否极泰来和边行边试、持续推进等的发展特点。实践表明,“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构成为推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基本导因,是“四个自信”的内在展现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引擎。坚定开放自信、防范自我封闭和全盘照搬的错误倾向、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是推进对外开放发展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对外开放 70年发展 发展脉络 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10-0072-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10.011

  

   把新中国对外开放实践囿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思维,其实是思想认识上的某种疏阔,但作为国策在整体性、全方位意义上的推进,则确实发轫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总结这样两段跨越70年时空的实践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启迪。

  

   一、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脉络

   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等论述,都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要求,把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联系于一体进行考虑和谋划,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理念。毛泽东关于主张“向外国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1],“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与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2] 的认识,以及此前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关于“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3] 等断言,都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时,受当时特定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以及这种环境在其后发展中发生转变对认识与实践产生的影响,使70年发展中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事实上形成了以1978年改革开放前及后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各具有特点的发展时期。

   从夺取全国胜利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是新中国70年发展中探索对外开放但不断出现实践反复的发展时期。总体性对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进行分析,大体可以发现这样三个具体的发展脉络。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站在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为突出特征的“一边倒”的对外开放。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特定国际环境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外部经济援助并开展新生政权与外国的经济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中国刚成立,党在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及其后的第一部宪法中,就对发展国家的对外经济有了具体要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此先后赴苏联访问、考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涉及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多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了石油、有色金属、造船、航空、海运等多个合资企业。3000多名苏联、东欧国家专家来华工作,中国派出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进修。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奠定新中国国民经济基础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一边倒”的结果客观上也成为照搬苏联模式,把高度集中、行政主导的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体征等同为一的不良后果。二是50年代中期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打破封锁、发展贸易为基本诉求的对外开放。事实上,即便在“一边倒”对外开放的情景下,中央对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12月22日,身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4] 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一项批示中指出,“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5]。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在面临东西方两头封锁的情况下,对外开放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冲破封锁,党和国家以发展贸易往来为重点,通过香港等地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如60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2.8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三是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外开放受到严重影响并出现反复。受党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的影响,尽管不能说“文革”时期对外开放的大门完全关闭,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后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封锁逐步解体,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明显增多;一些民间团体、机构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贸易、文化往来显著增加等。但指导思想上的高度集中与僵化保守,使“开放”与“投降”“卖国”等混为一谈,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态势逐步扩大的背景下,造成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从1978年改革开放迄今为止,是新中国70年发展中推进对外开放并不断扩大的发展时期。1976年“文革”的结束,对外开放开始逐步恢复。而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新中国70年发展中的对外开放开启了全新的篇章。40年间,对外开放在促进思想解放、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由最初的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开放向东、中、西、东北全疆域开放,由经济贸易开放到整体性全面开放,由“三来一补”向全产业链条发展,由单向度吸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外资向“请进来”“走出去”双向互济,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由注重数量、规模的外延式开放向强调品质、内涵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开放,以及由经济政策导向向基本国策导向的转变,推动改革发展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众,引发了经济、文化、社会要素的互通与增长、活力的释放。40年间,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社会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的飞跃,经济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融互动中,中国自身始终保持了在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自主性,在世界同期许多国家因外来思潮、价值、道路所累,丧失自身发展独立性的背景下,实现了既借鉴世界范围内一切对自己有益的先进经验与成果,又保持自身发展特色,并逐渐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发展智慧、治理经验和公共产品的重大跨越。

  

   二、“开放”对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功能需要深度诠释

   梳理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发展的脉络,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外开放对新中国70年发展重大作用的理解,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开放”本身的功能定位与内在价值有进一步的诠释与把握。

   从新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脉络中不难发现,70年间,“开放”的实践呈现出这样一些具有共性征象的发展特点:一是构会甄释、谋定后动。70年的对外开放是比较鉴别的实践,是比较鉴别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实行了“一边倒”的对外开放,从外部条件看,反映的是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特定国际局势;从内部发展看,则是长期“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推进二者间比较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外开放的整体性推进,也是我们打开封闭保守的国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对越拉越大的发展差距深刻比较与反思的结果。同样,“文革”十年的封闭式发展产生的消极后果,则在负面性比较鉴别的意义上,增强了党和国家推进对外开放的认知动力。所以,开放之于比较、鉴别的关系,在70年开放发展中的内蕴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对外开放这个“谋定后动”决策中的“谋”“定”“动”,都与之密切关联。

   二是以我为主、由低向高。“以我为主”是对自身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自信的反映。在7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试水探路,经“文革”十年的曲折反复,再到改革开放之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和“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不得已而为之的“一边倒”,到把对外开放作为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根本准则的基本国策;从以引进吸收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主的具体措施,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无论于思想认识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体现的都是一个由局部向总体、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是鲜明的特色,在学习借鉴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发展创新是突出的优势,这成为70年开放发展中寸积铢累、积微成著的重要经验。

   三是曲折反复、否极泰来。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荆天棘地、艰难坎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伴随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怛然失色、噤若寒蝉的“禁语”“禁区”。后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已是无须赘述的事实,但痛定思痛之后,其从反面留给中国社会的发展警示,却促进越来越多的人对坚持对外开放持有越来越坚定的笃信。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间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形势,无论面对多么严峻的挑战,对外开放都能够一以贯之的原因所在。

   四是边行边试、持续推进。新中国70年的对外开放,萌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老大哥”的学习,整体性推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其推进过程,则是在边行边试、“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中持续进行的。期间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老大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80年代末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十余年前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近年来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都对我们的对外开放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但又都未能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反而促进对外开放由引进吸收到主动参与世界经贸合作,再到完善全球治理规则的理念不断创新,范围逐步扩大,空间持续拓展,步伐愈益坚定。毫无疑问,这样的“持续”过程,无论对抗击对外开放在今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逆流,还是对推进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说来,都是极为难得的宝贵财富。

   对于上述贯通70年实践的发展特点,如果将之仅仅放诸历史回顾或经验概括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似乎是不够的,其深刻的内蕴应当从“开放”之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的内在功能上予以更为深入的诠释。

首先,“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构成为推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基本导因。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放”与“改革”始终是一对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内缘关系:改革推动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内蕴开放,开放也是改革。同时,应当深入分析的问题又在于,在“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中,其演绎进程应当是这样的:改革因发现自身存在的弊端而起,弊端的发现是与先进的东西比较而后的结果,而后者又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进行。这样一个“开放—比较—发现弊端—改革”的逻辑顺序告诉我们,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大胆地推进“一边倒”开放政策,正是因为看到了当时国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的进程,也是党和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6]。由此可以说,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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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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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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