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戊戌两代士大夫的世代交替(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9 次 更新时间:2020-03-15 2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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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晚清有两代变革的士大夫,第一代是主导洋务运动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等,第二代是戊戌变法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尊宪等。1890年代是这两代士大夫新旧交替的时期。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在士大夫群体之中,赞成变法的已经成为主流,原本的洋务派与新崛起的维新派以联手之势,造成了最初的大好局面,促成了光绪帝下决心戊戌变法。

  

   然而,为什么这两派都致力于改革的士大夫会分道扬镳,以至于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康有为与张之洞都要保教、保种、保国,但在“三保”之中,各自要保的重心究竟是什么?他们所理解的“教”与“国”究竟何指?背后又呈现出两代士大夫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新一代的文人士大夫,虽然在戊戌变法中遭到了惨败,被杀头和通缉,但所发起的作为民间的文化运动戊戌维新,却大获全胜,新思想、新名词从此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流,这一胜一败之间,与文人士大夫的代际特征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一、文人士大夫以及精神世界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何谓文人士大夫?晚清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官僚士大夫有什么不同呢?

  

   北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是读书人群体的等级化建制,进士以上属于士大夫的上层社会,他们或为各级官僚,或为翰林院的候补官员,处于体制的核心,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也深谙权力的复杂运作与内部网络。秀才和举人属于士大夫的中下层社会,他们继续奔走在通往京城的仕途中,处于权力体制的边缘,作为地方的士大夫精英,身上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也有着文人的各种浪漫的乌托邦想象。

  

   到了19世纪末,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意识到不变革不足以度过危机,但因为他们在权力网络的不同位置,令他们的变革观念与介入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戊戌维新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早在道咸同治年间,有两位先驱性人物:龚自珍和王韬。他们分别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双重特性:龚自珍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王韬的立足民间舆论。

  

   龚自珍虽然与魏源并称,但龚魏的身份与文化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魏源乃是幕僚出身,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他务实而精干,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和《圣武记》。而龚自珍,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清学大儒段玉裁。他从小受到一流的文史熏陶,对时政敏感而激愤。最早提出“自改革”的龚自珍,虽然其具体的改革主张无甚高论,自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但是,他的浪漫主义解放气质,像精神的狂飙,鼓舞了戊戌时期一代文人士大夫。梁启超后来说:初读《定庵文集》,犹如电击,他颇似法国的卢梭,虽然其思其学病在不深入,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说掩,意不豁达,但是,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龚自珍因为在37岁之前,科举之途屡试屡败,好不容易中了进士之后,又与官场气氛不合,辞官南归在江浙主持民间书院,与文人友朋吟诗唱和,抨击时政。与传统官僚士大夫不同,他的变革希望不再投射于皇帝和朝廷,而是地方社会的“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也”。

  

   何为龚自珍期待的“山中之民”?显然并非江湖社会的草莽英雄,而是晚明活跃在民间的阳明学士人。这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在清朝早中期一度中断,到了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又悄悄聚集起来。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终于到19世纪末,终于汇合成一代气焰张扬的文人士大夫。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还只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只是在私下流传的诗文中发发牢骚,而同光年间的王韬。虽然也有浪漫气质的名士派头,但作为在体制内外和中西之学的边缘人,他在香港-上海走廊的租界飞地,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近代报人。1874年他在香港主办的《循环日报》虽然影响不大,但作为华人第一张以公共舆论为主体的报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最早滥觞,梁启超、汪康年后来办《时务报》,显然是承接了王韬民间办报的传统,接下去我将谈到,文人士大夫的活动场域,不再是朝廷与衙门,而转移到体制外的社会空间。

  

   儒学中有修身和经世两种趋势,到了晚清,经世致用风气渐起,无论是汉学中的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或者宋学中的理学或心学,皆以经世为第一要义。晚清的“自改革”从学术渊源而言,本身就是经世致用的产物,这也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共同的思想底色。不过,曾国藩、张之洞这些改革派儒臣,与龚自珍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除了上述的活动场域有别,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不同。

  

   清朝继承明之传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意识形态。在理学内部,有修身和经世两种传统,倭仁强调的是不变之天理,曾国藩发扬了随时势而变的经世致用。在道光同治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基本围绕着“理”与“势”而展开。到了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开始出现,从龚自珍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在精神气质上继承的是并非是保守的正统理学,而是具有个人意志和思想解放色彩的阳明心学。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到了1890年代,从保守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理”与“势”的冲突,逐渐转移到两代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理”与“心”的对峙。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中的两位儒臣曾国藩、张之洞,虽然主张因“时势”而变,但依然奉理学为正宗,圣人名教为天理,经世之学可变,三纲秩序不可变也,他们的重心在“天理”而非“人心”上,虽然这个“天理”已经随“时势”的变化有部分的调整。

  

   然而,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却与理学家不同,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延长线上,试图掀起一轮从思想解放到激进变革的狂澜。从龚自珍到康梁,之前的研究多注意其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革命传统,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心学的暗线。龚自珍高唱:“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立造山川”。 龚自珍这些以“自我”为本体的惊骇之论,已经跨越了阳明心学的最后一道“天理”的界限,足足领先了一个时代,到戊戌时期演化为康梁一代文人士大夫致力于“六经注我”、发动儒学的新教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康有为的教主性格当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既是精神的,又是物欲的,与晚明的精神解放与自然人性思想潮流一脉相传。而谭嗣同激进的仁学,将个人意志中的“心力”,作为世界的大本大源,用“心力”对抗“天命”。

  

   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者有颠覆乾坤的精神本源。显而易见,官僚士大夫墨守于规规矩矩的理学,且不说思想观念,在精神气质上也不具备解放者的基因,因而他们能够想象的远方是有限的。而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具有宏大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西方的进化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无父无君”的佛教相结合,于是就爆发出激进改革的巨大能量。

  

   谈到浪漫主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并非偶然。这背后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多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刘坤一、郭嵩涛,都受到湖湘文化历史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的浸润。而过去的“南蛮之地”广东,远离京城的政治中心,也与理性化、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有别。广东的地域文化当中,民间信仰比较发达,六祖禅宗慧能也是广东人,其内心体验式的心证之法影响了后来的王阳明,也为岭南之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从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白沙,到晚清的康有为,都处于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同一条思想脉络之中。

  

二、两代士大夫的比较


   让文人士大夫崭露头角的,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最初的发起者,是官僚系统中的中下层官员,甚至有翁同龢、李鸿藻这样的拒和派大臣的深层背景, 但公车上书这一事件,有两重意义,其一,清廷对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空间都严防死守,对民间读书人诱导他们不闻天下事,一心奔走于漫漫的科举仕途,或者专注于繁琐的乾嘉考据。公车上书是自明末的东林党运动300年之后,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此后的一个世纪,读书人前赴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狂潮。运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自公车上书开始,自当无疑。

  

   其二,公车上书也是体制内外的官僚与布衣士大夫第一次成功的联手。联手的管道是传统的乡缘、亲缘和学缘网络。最初由文廷式、王鹏运这些主战派京官鼓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同省”上书,随后由康有为发动18省1300名举人参与的“跨省”签名运动。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第二书》,尽管没有递入朝廷,但在民间发生了爆炸性影响,康有为以超越同代人一个身位的变革卓见,一夜爆得大名,奠定了其新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位置,也让官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过去官僚士大夫要影响皇帝,主要靠上奏等体制内的权力网络,但公车上书之后,他们开始懂得在体制外“造势”,通过社会的舆论形成时代大氛围。而像这类“宣传”和“造势”是官僚士大夫们所不擅长的,而正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的拿手好戏,改革派官僚不得不借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本来未必看得起的维新派布衣。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有两种影响时代的大人物,一种是“应时之人物”,另一种是“先时之人物”,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西乡隆盛,纵然伟大,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者。“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启超看来,上一代的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之辈,只是识时务的英雄,而新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就像法国的卢梭一样,则是造时势的先知,因为他具有“先时之人物”的三大气质:理想、热诚和胆气。 这话虽然有溢美之词,但对两代士大夫的历史定位还是颇为准确的。将曾国藩和康有为作比较,曾国藩其长处在识大势,懂应变,善于将捕捉到的大局变化转变为实际的时务,是一流的大政治家,但在思想上并无超越时代的特别出彩之处。而康有为,理想奇丽宏大,富有教主般的魅力,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年代,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他于政治全然是外行,幻想多于冷静,是一个末流的政治家。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的短长之处,从这两代领袖身上,昭然若揭。

  

甲午一役,马关痛局,震撼了整个士林,也触痛了麻木不仁的朝廷,自此人心思变,不变则亡,成为了庙堂与江湖上下一致的政治共识。官僚士大夫之中,无论是洋务派的李鸿章、刘坤一、张荫桓、袁世凯,还是清流出身的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都有了变法改制的意愿。在权力的最顶层,光绪的变法决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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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杂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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