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瘟疫与人类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1 次 更新时间:2020-03-14 2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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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在网络平台开设了“瘟疫与人类发展”公开课。在公开课中,刘守英回顾了人类文明和瘟疫的历史。针对此次新冠疫情,他指出,“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期待经历过此次惨痛经历的中国,不要在疫情过去后草草收场,真正开启一场全民族的反思,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家在人的行为习惯、发展本位、体制进步等方面全面现代化的革命。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上一堂特别的课,这个特别之处在于你们不能在教室里面听我授课。第二个特别之处在于这一次的主题跟新冠疫情密切相关,我们探讨瘟疫和人类发展的关系。

  

   我们人类靠智慧跨过马尔萨斯陷阱,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进现代化进程,改善了人类福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唯有瘟疫让万物之灵感到恐惧、感到慌乱、感到无力感,甚至出大错。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我们甚至现在都搞不清楚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它为什么如此地肆无忌惮!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刚一走人类的一切又回到过去。所以,当过几年它又来一次,人类又重犯过去的错误.

  

   根源在哪?源于人类对瘟疫的傲慢与无知。

  

   我们为这次的瘟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呼吁国人从现在开始放下身段,客观理性地思考瘟疫与我们的关系,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真正将瘟疫纳入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寻找应对瘟疫的方法,探索人类的未来。

  

正视瘟疫,它是对人类的最大外生冲击


   我们在描述中国时有一个高频词叫多难兴邦,多难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多疫,把学者们编的《中国灾难年表》数一数,最触目惊心、最频繁的一个字就是“疫”!史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133年间有传染病大流行的大疫年份就有49个,波及州县达70多个,达到“民死几半” 规模的“疫”就发生过120次。发生瘟疫大流行的省份排第一的是山东省。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湖北历史上多灾多难,排在第三。

  

   我省事时就在湖北洪湖见证了造成一家家农户巨大痛苦的血吸虫病。这场瘟疫导致全国1000多万人染上血吸虫病。毛主席为此专门写下《送瘟神》,感叹“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1988年我在上海读书赶上了甲肝,导致30多万人发病,而且诱因是我们瞎吃,吃了什么?毛蚶。

  

   2003年非典,我已经在北京工作,我第一次见证了病毒国际化的阵势,八个月就确诊八千多人。

  

   这一次新冠病毒于中国人最温馨的春节袭击我的家乡湖北,传染性之大,波及面之广、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历历在目。

  

   从历史看全球,人类对瘟疫的肆虐更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也不管你是富还是贫!

  

   十四世纪一只黑色的老鼠登上从亚洲前往欧洲的货船,“黑死病”席卷欧洲,在全世界杀死2500万人,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在笛福笔下,伦敦1665年大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1918-1920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造成五千万到一亿的人口死亡。

  

   由此可见,瘟疫从来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瘟疫是人类遇到的最大的外生冲击。瘟疫让人类露底子。而且每一次的大瘟疫都是全球化的。

  

面对灾难,让我们看得更长更深更远


   瘟疫不仅不断地威胁人类,而且还与人类的文明进程相伴相生。我们的祖先在完成进化之前,在食物链当中吃别的动物也被别的动物吃,正是在这种互食中,人类实际上感染了所有的寄生物。

  

   当我们的祖先利用语言、住房和衣服的文明进化将习惯性行为转化为智慧性行动的时候,人类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了超越其他动物的地位。但是,元初那种原始的生物平衡就开始面对新的失衡。人类增加食物供应(除草、改良土壤等)的方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区域内动植物渐趋单一,由此造成食物链的缩短,人类只能以激进的方式重塑自然,这又导致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我们靠增加驯养和种植动植物的数量来保证更多更好的吃,但这又为寄生物造就了潜在的更集中的食物源,与驯养动物的紧密相处,滋生了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传染病。灌溉农业提高了农业产量,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有利于病原种传播的环境。

  

   随着人口增长、贸易扩张和集聚程度提高,人类进入成规模、有组织、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正是人类宿主向大都市的不断聚集,才得以保持传染链的不间断,传染病得以长久地生存下去。城市环境也使病毒与易感新宿主有更多接触的机会,频繁地交往使疾病不间断地人传人,由此传染病成为一种滋生与蔓延于城市文明社会的“文明病”。一旦它们真正行动起来并成气候,亚欧大陆不同的文明社会就形成了不同的疾病模式,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文明病”,各自独特的疾病模式又形塑了不同的文明特征。

  

   在中东,巴比伦、埃及、波斯的统治者先后在兵戈交锋和边境蛮族的屡次入侵中确立了统治。帝国越庞大,组织越完善,其运行也越逼近农业发展的自然极限。当帝国的边界不断推到大草原或沙漠地带,原有的耕作方式已不能保证足够的收成来担负帝国扩张的成本。疾病充当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器,它在降低人口密度和改变军事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好在传染病的威胁还不足以严重、频繁到给文明社会造成崩溃瓦解的程度。

  

   在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活动突破半干燥黄土地的地理边界,主要农作物从小米转为水稻,水利工程体系建成,对传染病的适应性增强,支持了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帝国的和平,降低了长期战争对农民社会的蹂躏,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可持续的稳定的巨寄生平衡。但是,由于南北疾病分解线的存在,阻碍了北方文明的农村和城市生活顺畅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

  

   在印度,恒河流域尽管出现强有力的幅员辽阔的王国,但是,难以忍受的湿热气候,传染病的沉重负荷,消耗了农民的精力与体力,削弱了农民为国王、地主、军队和官僚生产剩余食物的能力,造成恒河地区的政治及文化结构难以稳定、也从未巩固为长期的统一体,农民的平均生产力与最低生活需求之间余额很小,导致次大陆的整体贫困。疾病肆虐也形成种姓制度、出世主义、佛教和印度教等为特征的印度文明。

  

   在地中海,文明靠产品交换支撑,组织“野蛮人”社会提供谷物和其他关键商品,农民幸免于供养帝国官僚机构和军队,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开放的地中海贸易,地中海沿岸提供了有助于人口繁衍的疾病较少的环境,城市中心得以形成,催生了希腊文明,经济上由自由民之间的买卖关系联结,政治上为自由的交流所维系。但是,大城市形成,成为加剧疾病流行的基地,导致人的寿命大为缩短,希波克拉底记载了古希腊存在的多种传染病。瘟疫的肆掠加剧了盛极一时的雅典帝国土崩瓦解。

  

   到公元纪年开始时,四个不同的文明已经形成四个疾病圈。每个疾病圈内的传染病,随着文明之间的交流越出固有的边界,传染链扩展到人口也足够稠密的新地盘,造成对以前没有患病经历或免疫力人口的致命肆掠。

  

   东地中海、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常态化,商队在陆上频繁地横穿中亚的绿洲和沙漠,商船自由航行于印度洋及其邻近水域。但是,商品的交流也意味着传染病的交流,陌生疾病在易感人群中的传播机会增加,造成文明病之间的蔓延。鼠疫从印度东北或中非的发源地侵入地中海,罗马世界遭受严重的瘟疫灾难,鼠疫伴随战争、迁徙、逃亡,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横穿亚洲的陆路商队活动的活跃,以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时期为顶峰,其版图囊括了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绝大部分土地,甚至囊括了中亚、伊朗和伊拉克。蒙古帝国的扩张,加剧了瘟疫的全球化。蒙古人治下的亚欧大陆交流广泛,许多人的长途旅行跨越了文化或疫病的原始边界,还有人在原有线路之外开辟了更北的商路。

  

   蒙古人的征战帮助鼠疫杆菌从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扩散到亚欧北部宽广的草原地带,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意味着鼠疫有机会扩展自己的活动疆域,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也可以偶尔搭乘装满谷物和其他掠夺物的鞍袋,河流与类似的地理障碍对于疫病传播不再难以跨越。

  

   黑鼠蔓延到欧洲大陆,使这个大陆的所有国家遭受沉重的瘟疫打击,夺去1/4人口的生命,面对紧张和随即而来的危机,欧洲人的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固有的宗教仪式和管理措施的无能与无奈显现殆尽。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的阴云,质疑上帝的正义,在基督教的欧洲,反教权主义变得更加公开而广泛,构成了马丁·路德后来成功的诸要素之一。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他们的活力促成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推动市场经济在整个欧洲的跨地域发展,城市还发展出更加世俗的思维取向和生活方式。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欧洲成为扩大了的新旧世界的中心,伦敦乃至英格兰中部地区发展出新的工商业模式和出现机械动力机器的广泛使用,被称为“工业革命”。人口和疾病史在大不列颠工业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英国城市人口的增长要求增加国内食物生产,为满足这一需求的“新式农耕法”在休耕期种植芜菁、紫苜蓿类精耕细作作物,不仅使农业产量增长近1/3,而且牲畜数量的增加阻断了在北欧存在达几个世纪的疟疾,更多的牲畜为人们的饮食提供了更多蛋白质和对付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圈地运动”使牧民用栅栏将牛羊圈隔在私人牧场上放养,减少了传染病的传播,给畜群健康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疫病减少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较少的农民可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为英国18世纪晚期引人注目的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因为玛丽·蒙塔古刚刚踏入社交界美丽的脸蛋被天花刻下难看的疤痕,以及欧洲统治家族中天花造成的死亡两次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使不列颠列岛的统治阶级对天花的危险高度警觉,英国于18世纪最早接受天花接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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