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涛 刘玉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新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1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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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涛   刘玉丽  

  

   对于一个危机感深重的国家日本来说,其相邻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时刻牵动着他们的神经。安倍政府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当作是一种“威胁”和压力也是尽人皆知的。中日今昔战 略实力的此消彼长,促使安倍政府潜意识里将中国当作东亚的“威胁”,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崛 起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巨大的“挑战”。在此认知的指导下,安倍上台后将战略方向首先调整为应对中国崛起。南海问题升温后,日本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场拉至南海地区,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海海域成为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场所。

  

   2016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明显缓和迹象,在战略对话及安全防务方面也有所进展,但迄今为止,中日的缓和并没让日本官方及舆论界停止对中国南海行动的批评,甚至从军方及《防卫白皮书》上有关南海的措辞变化来看,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所实施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强硬。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思考。日本在南海地区究竟对华实施了何种策略?该策略如何界定?根据这一策略,日本南海政策又做了怎样的动态调整?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对冲”战略理论,通过考察影响日本南海政策走向的变量因素来具体剖析2015年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实施的“对冲”强度变化及具体表现。

  

一、“对冲”战略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变量因素


   (一)“对冲”战略的适用性及理论分析框架

  

   西方国家认为,如何处理与崛起国或“潜在霸权国”的关系,是国家在民族生存和自治方 面面临的一个根本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要么会制衡崛起中的大国,要么会追随。然而,这种二分法逐渐不适合把握当今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实质,特别是这些主张可能无法准确描述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就像阿米塔夫·阿查里亚(Amitav Acharya)所说的“制衡—追随”这种二分法,“过于局限,无法捕捉到一个国家在应对崛起大国时的选择范围”。故而,随后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和政策出版物在描述国家结盟行为时,便开始使用“对冲”这个词来替代制衡和追随。它不仅被用来描述小国对大国权力上升的反应,也被用来描述大国的战略。

  

   在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对冲”战略的界定后,本文认为王栋在研究大国“对冲”行为时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更适合于解释日本南海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组策略组合。

  

   在实践中,“对冲”国在实施“对冲”战略时,并非会动用上述“对冲”策略组合中的所有工具(即接触、约束、牵制和制衡)。国家对这些工具的使用会根据“对冲”的强度大小而选择不同的“对冲”策略组合,或选择其中两项、或综合使用也可能在某时间段内只取其一。那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这一依据又是如何影响某一时间段内“对冲”强度变化的,这就需要找出影响“对冲”战略选择的一些重要变量。

  

   (二)影响“对冲”战略实施强度的变量因素

  

   由上可知,“对冲”国可能在不同时期对“潜在威胁国”施加不同强度的“对冲”战略,手段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在研究“对冲”战略时,王栋提出了影响“对冲”战略走向的变量因素包括威胁认知及相对能力。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信任程度的高低也可作为影响国家选择“对冲”策略组合强度的关键变量,它决定了“对冲国”与“潜在威胁国”之间可能的合作及合作程度。

  

   1. 威胁认知

  

   “威胁”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一国有能力或意图对另一国施加消极的举动。“威胁认知” 是客观威胁与主观认知的统一体,是对对方能力及意图判断而产生的认知结果,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应。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种政治权势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是威胁产生的体系层面原因。一般来说,威胁是概率性的,因为它们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对一国的威胁可以是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或文化威胁。而威胁大小取决于“潜在威胁国”的进攻性力量,特别是对方国的进攻性意图(是否释放出信号,展现足够的敌意)。此外,威胁程度还与军事进攻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在短期内对“对冲”国施加伤害的程度)、地理上的毗邻性、受威胁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等有密切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对冲”策略组合中的何种手段来应对“潜在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判定自身是否正在面临迫在眉睫或明确的安全威胁。即,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外界威胁的感知。在国际政治中,威胁最初主要源于对他国军事力量的恐惧,但学者们随后认为意图也应被视为独立于军事能力之外的威胁来源。其中信号和可信度是威胁感知的核心,也是一国采取行动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将特定行为者视为直接威胁,国家可能会对这一潜在威胁国采取平衡战略:其所有的战略资产将被动员起来以追求安全。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认为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更为一般、多方面和不确定,而且潜在国可以被当作是主要的援助来源国,那么追求利润将是其接触大国的主要目的。

  

   威胁认知也与国际规范、一国的政治文化、国内公众舆论、国内官僚政治等有关。如国内一些团体或个人抓住一些可资利用的机会,对损害其利益的威胁做出反应,并积极影响决策者,这时候威胁就可能被有意扩大或减弱。

  

   2. 相对能力

  

   王栋认为,除了威胁认知外,使用何种战略工具还取决于“对冲”国与“潜在威胁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对比差距,即相对能力。“它决定了国家能够运用的战略资源以及可能的战略工具组合。”相对能力也解释了国家如何针对外界威胁构建出与实力相符的政策反应。米尔斯海默认为,相对能力包括了一个国家的陆海空力量、核武器、弹道导弹,也涵盖一国用来建立军事力量和攻击能力的全部社会资源。其中,国家的人口和财富规模是衡量其拥有潜在权力的重要指标。相较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一般能衡量国家物质实力的指标包括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的国防开支水平、武装力量的规模和构成、军事研发、人口规模和人口变化趋势、自然资源禀赋和领土大小。他们同时强调,一国的地理条件固然能影响其相对能力的大小,然而,当今时代互联网和电脑的发展也使得一国地理距离的效力在随之可能增强或减弱。与此同时,当它与竞争对手竞争时其所能调动和汲取的国内物质资源总和的政治和官僚手段的控制,也是衡量相对能力的重要因素。除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变化外,王栋认为,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也是影响“对冲”国相对能力变化的重要因素。相对能力也和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关,当体系内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衡时,处于不对称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会产生警觉。相反,实力较强的一方也可能担心权力平衡会发生转变,并对现状构成挑战。因此,体系结构和结构性调节因素决定了地位不同国家可能采取的战略选择的范围。

  

   3. 信任程度的高低

  

   信任程度的高低会指导或制约国家领导人以及负责政策制定的重要官员的选择。从某一方面来说,根据信任程度的高低,一国会综合评估其相对能力,考虑制衡的代价来选择“对冲”战略方式组合。信任问题决定了在威胁认知低的情况下,与“潜在威胁国”合作范围和程度的大小。学者通常在讨论国际冲突与合作时,习惯将信任问题作为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动因去进行分析,并强调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这种错误的认知可能源于人们在解释和预测日常事件时持有的普遍偏见。这时国家倾向于对崛起国采取积极的强“对冲”策略。那么两国关系中牵制和制衡的成分便会凸显,这时候国家会寻求采用内部(升级本国军备设施、增加国防开支)或外部(军事联盟)的策略来加以牵制和平衡某一国家的增长力,来抵消不信任感带来的威胁。如国家之间会冒较低的风险,通过达成一些小型协议来检测彼此间的真诚度,并进一步尝试建立起双方间的信任感。这时国家采取的就是温和的低强度“对冲”策略,国家便会通过改善双边关系和采用政策合作框架等各种接触措施,试图影响崛起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通过对以上影响“对冲”战略的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在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当体系变化时,相对能力的变化会自动引发实力较弱国家对威胁和国家间冲突的认知变化。此时,两国间的信任程度也会极大影响一国对威胁的感知,信任程度的高低可以让“对冲国”与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度加强,对冲力度变大,也可能会有助于加强彼此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说明了后两个变量——相对能力与信任程度的高低可对威胁认知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第二,“一国威胁认知度高,相对能力强,信任程度低,其“对冲”战略的表现形态中诸如防范、牵制、制衡等竞争性元素的比例也越高。“对冲”战略中越来越倾向于突出牵制、制衡等具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硬对冲。”相反,威胁认知越低,相对能力弱的情况下,其“对冲”战略中牵制与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比例也越低,而接触性合作的比例就会提升。这时候“对冲”就表现为“软对冲”或“温和对冲”。这种方式的主导下,由于信任在逐渐增加,一国可能倾向于采取明合暗斗的战略手段,主要表现为试图说服区域内其他大国来平衡“潜在威胁国”的影响力,或在政治、经济和战略层面与潜在威胁国进行复杂的接触,说服或将其社会化,使之纳入国际规则和规范之中。还有一种手段是一项使一些区域大国卷入其中的一般性政策,以便与它们在稳定的区域秩序中建立一种利害关系。这不必发生公开对抗,承担过重对抗成本,改为通过政治、经济及国际安全框架与“潜在威胁国”间进行迂回博弈,其目的是最大化国家利益。

  

二、2015年后日本南海政策转向“强对冲”的变量因素


   根据上述“对冲”战略的分析框架,威胁认知、相对能力及信任程度高低影响着对冲战略实施的强度变化和走向。以下将根据 2015 年后日本实施南海“对冲”战略时的外部环境变化一一对此三项变量进行检视。

  

   (一)对“威胁认知”的考察

  

   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日本注意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东亚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此日本的安全感急剧下降。安倍政府同时加固了内、外部的安全防卫力量,即对内升级了其防卫体系,对外注重强化与澳、印等印太国家之间的关系,足见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

  

然而,日本加固其防卫力量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邻国政策和周边海洋安全政策正变得愈发强硬。一方面,在对邻国外交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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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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