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涛 刘玉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新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1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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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涛   刘玉丽  
日本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时所用言辞强度也在不断刷新。2017年9月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会上以及8月份东盟地区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日澳称声明不赞成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声明支持国际法庭 2016 年对中国主张作出的裁决。由此可见,日方利用国际会议从舆论上对中国施压的强度有突飞猛进之势。

  

   (五)制衡范围的扩大:从“亚太”到“印太”

  

   作为战略对接,“印太战略”是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在较强危机意识引领下、对其处于战略不利地位的情况下主动塑造的有利于自我目标实现的一种产物。

  

   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后,南海问题明显降温,且南海局势出现了向利于中国方面偏移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及其他域外力量本该随之退去,然而,为继续保持在此地区的战略存在,安倍政府在同年正式引入“印太”这一区域概念,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自“印太战略”“面世”以来,安倍就将它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战略进行推动,安倍本人一度成为这一战略最积极的游说者和代言人。在安倍的鼓动下,特朗普政府也开始频繁使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术语”。然而,安倍对其态度积极并非毫无缘由,主要体现在这一战略的提出对日本涉入南海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为日本在南海事态平息后可以继续插入南海安全事务提供了保障。由此一来,南海问题便能放在整个印太大战略下继续被讨论。如若可以,经日本推动,南海问题或可成为“印太战略”中最核心的安全议题。

  

   其次,最大限度地将日本之前联合起来的“制华”力量通过这一战略框架固存下来。在此基础上集聚从西太平洋到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地区的多股力量,建立起一个涵盖范围更广、参与者更多、更具战略层次的“对华包围圈”以强化制衡。就如岩屋毅所希望的那样,基于“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通过结合多国的力量,促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这样将能够阻止任何威胁并对抗任何形势。

  

   最后,集团力量的增加同时满足了安倍政府要扭转在大国博弈中对华战略不利地位的迫切需要,如削弱中国方面向海洋方向投射的影响力以及维持所谓的战略均势,防止中国主导或控制南海局面。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难以改变南海局势向有利于中国转向的趋势。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没有实施明确东南亚政策之际,日美同盟再加强的程度十分有限,日本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打造一个针对中国的“新地缘战略圈”。

  

   另外,作为域外国家,“印太战略”提出以前,日本其实并没有拿出足以让国际社会信服的理由和立场涉入南海争议中,甚至说这种涉入有违国际法规。而“印太战略”涵盖了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外交、防务、安全乃至经济战略,不仅让日本的介入更加“名正言顺”“合乎法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在其中找到自我角色定位,其南海诉求也借由“印太战略”的强大内涵得到了最清晰而具体的表达。

  

   (六)内部平衡:强化军事威胁力度

  

   2015 年以来,日本的防卫重心由北转向西南,日本通过制定新的防卫政策和放松对自卫队活动的政治限制,加强了内部平衡力度。具体而言,安倍政府通过努力加强日本对周边海洋状况的把控能力,对各种紧急情况作出无缝回应。

  

   在防卫力整备方面,日本除不断在九州等西南海域进行水陆机动团联合实战训练外,航空自卫队在 2016 年1月还增编第 9 航空自卫队,组建了西南航空方面力量部队,强化日本最西段的战略要地。在与那国岛沿岸部署远程岸舰导弹及开设新的雷达站。安倍政府先后从美国处购买了F-35战斗机、鱼鹰倾转旋翼飞机、新的驱逐舰、更多两栖作战机和新的海上巡逻机。2015年末,继2013年“出云号”“问世”之后,又建造了第二艘大型直升机航母“加贺号”。

  

   作为军队向西南方向转移的一部分,安倍政府正在寻求增加其在西南海域的驻军。2018年日本成立了陆上总队,这是战后日本自卫队的重大变革,有利于提高陆上部队间与第三国的协作效率。同年 3月,在“海洋安全保障”作为其防卫重点调整方向的情况下,防卫省成立了具有水陆两用作战功能的水陆机动团,负责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边缘岛的行动防务,并在这些海域大量部署上述新买到的武器装备。防卫省的这类举措无非是要力求在事态发生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海上优势和航空优势。实际上,甚至日本自身都对防卫力量增强的事实供认不讳。日本国内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统计,为了应对离岛防卫、南海航道防卫等海外任务,日本舰艇变得愈益大型化。经测算所有舰艇的基准排水量,1988 年为 267千吨,而2018年则提升为488千吨。由此可见,日本当前军力水平远超自卫,更多地呈现出了“进攻性”海上力量的特点。

  

   国防支出预算方面,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日本大大扭转了此前国防支出下降的趋势。国防支出的变化包括 2014年增长 2.9%,2015年增长 2.8%,2016 年增长 1.5%。据防卫省白皮书显示,2018 年度的防卫相关费用比前年度增加 392 亿日元,达到 4 兆 9,388 亿日元。其中用于海洋防御的花费较之前有大幅提升。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数字变化本身并不一定代表日本实际军事能力的正向提升,但它们表明了日本未来的潜在军事能力,包括潜在的内部平衡力量。

  

   (七)有限的经济接触

  

   作为其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对中实施强“对冲”战略外的“再保证”部分,2016 年以来,安倍政府选择超越日本的传统角色,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在东南亚地区共同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这种合作并非真诚,对于日本而言,更多是在面临经济战略压力下而做出的选择,其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合作与竞争并存。东盟互联互通是 21 世纪以来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议程之一。近十年来,日本认为中国一直在与其争夺东南亚“连通性”建设的主导权,认为两国都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促进本国经济,保护战略利益和加强东南亚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但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日本在与中国竞争基建方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为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不至于损失惨重,日本选择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竞争”的方式来处理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关系,规避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

  

   第二,日本认为,中日间有关区域经济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明显。一直以来,“日本坚持以多边贸易体制为轴心,以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轮辐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近年来,日本认为,中国与印度太平洋国家的经济联系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深化,对其开展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形成巨大挑战。美国和日本虽然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保持着强大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但随着中国的地缘经济作用和影响力一直在迅速增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涉及对印度洋沿岸的经济和安全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包括在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吉布提等国。未来,中国的影响力可望继续增长,特别是在东南亚,因为它在高科技产业和数字标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目前已经成功推动了 CPTPP,除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考虑外,日本认为这是一种手段,可以限制中国在该地区崛起的经济领导地位,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日本作为地区经济领袖的地位。

  

   第三,防止东南亚国家过度依赖中国。安倍推动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在于推动“安倍经济学”,为本国经济坍塌做未雨绸缪的打算。最重要的是,中国连续 9 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国,是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竞争对手。作为贸易大国,日本想为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合作伙伴上提供更多选项,以避免这些国家过度依赖中国。

  

   由此看来,中日在东南亚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中日从表面上看是合作大于竞争,而实质上是竞争的成分远超合作的意愿。日本在选择与中国合作的同时暗含私心,这种私心的存在决定了中日间合作是有限或暂时的。

  

   概言之,当日本在 2015 年后认为中国正在南海“推进军事据点化”“单方面以高压的姿态改变现状”时,日本判定它在海洋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其对中平衡的程度因而出现了变化。同时,认识到特朗普政府下对美国的重大安全依赖并非一个可靠的选择,日本明显升级了其防御体系,并通过制订新的防卫政策,放松对自卫队活动的政治限制,加大了对中的内部平衡力度。与此同时,日本与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地区国家建立安全网络机制,集结安全资源,在反制中国在南海所谓“强硬”态度的同时,也在竭力“对冲”美国减少承诺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至少在安全方面对中实施了“强对冲”。另外,从经济层面看,日本通过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进行有限经济接触的行为可被视为“安全平衡”之外的“再保证”,日本实则是希望通过经济接触将中国纳入当前的国际秩序,利用经济手段“对冲”中国南海“军事威压”。总之,虽然 2016 年以来日本表面上已经开始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对中进行接触,但在南海问题上其基本战略姿态一直是在暗自加大对中国的平衡力度。考虑到日本目前的军事能力限制及其面临的种种战略困境,日本缺乏在南海地区对中实施“强制衡”的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保障,至少其实施“强制衡”的条件还没有完全达到。

  

四、结语

  

   随着中国南海岛礁建设被广泛炒作及日本国内法取得关键性突破以后,日本对南海形势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威胁认知度提高,进而加大了内部和外部的对中安全“对冲”力度。与此同时,在此过程中,日本对中国实施“强对冲”的相对能力也在稳步提升。同时,通过“多边化”南海问题,改变南海介入方式,密切与其他区域国家的安全联系,频繁在南海地区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演,日本实现了对南海军事介入力度的关键性突破。综合来看,2015年后日本南海对华策略实施中更多是制衡和牵制占据主导。

  

   日本将来在南海实施何种战略手段,仍取决于精英或领导阶层合法性基础的优先顺序及对中国的认知。日本近年来广筑外援、内强国防,努力成为“正常国家”,“战略自主”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实现这条“自主”的道路上,日本不可避免地会重视经济战略手段对军事安全的缓冲作用,由此会将经济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在日本看来,目前,中国崛起的成分中“海洋”占了很大一部分,随着中国的日益成长,日本日益感受到来自海洋方面的中国战略压力。

  

   鉴于以上考虑,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认为,拖缓最好是制衡中国海洋崛起力量,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海洋秩序仍是日本干涉南海的重要目的。同时,在这样一个权力转移时期,日本南海战略行为也是为促进其在政治上的自主权而服务的。确切地说,日本正在利用它的地缘战略地位,“作为对抗崛起国家咽喉的匕首”(而非崛起国的壁垒),制定现实而谨慎的大国竞争策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大化。

  

   沈海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玉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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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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