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涛 刘玉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新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1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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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涛   刘玉丽  
日本坚持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其“死揪不放”,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让步”,展现出史上最强烈的表态。而在“强硬”的背后,日本更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两国之间实力差距日益明显。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崛起为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时,日本自身经济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已从先前对日本经济奇迹的惊叹逐渐转向对中国的关注,日本心理上的不平衡感随 即加剧。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在海洋领域日益强硬的立场感到震惊。2013年,日本政府在制定其国家安全战略时曾委任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Tokyo Foundation)对“日本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国家安全挑战”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海上安全领域,而中国海军力量的快速扩展正对日本捍卫其在传统海上特权的能力产生明显影响。特别是随着东海局势的不断变化,日本自认在海洋方面对中国的应对愈发力不从心,这是其随后将南海问题和东海争端相互关联的关键理由所在。

  

   因为海洋安全对日本的重要性,过去几年来,日本将中国在南海部分地区的存在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日本虽然不是南海主权争议的声索国,但多次在国际场合声称其在南海存有两大关切:第一,不稳定的局势有可能扰乱其资源和商品流动的海上航道安全;第二,如果中国在南海能够说服东南亚国家接受其声索要求,那么在东海中国可能也可以此种方式对待日本。

  

   首先,从日本官方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及国内舆论来看,日本的恐惧主要源于海洋。《防卫白皮书》中有关日本对中国南海行为的“危机意识”上文已经有所述及,诸如“中国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填埋、布置炮台等军事设施”“建造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基础设施,推进军事据点化”“继续其高压行为,试图以力量改变现状”等的表述几乎贯穿全“书”。

  

   另外,从日本学界及舆论界对此的认知来看,民众对中国海洋行为也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恐惧感。概括而言,这种“恐惧”主要存在于以下三类观点中: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力度在加强,“威胁”在升级。学者齐藤孝弘就曾指出,近年来,中国南海政策常被当作显示中国外交“强硬”化的事例来看待。另一学者汤泽武无不忧虑地指出,中国愈加强硬,在与南海主权争议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也在逐步升级,但从现状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管理能力正在大幅下降。暗含之意是东盟在这场海洋争端中处于劣势,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正是为了阻止中国这一“无理”的、以力量改变现状的意图。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目前在南海正在将军事和经济战略合二为一,日本对此应予以警惕。学者安倍宏行尖刻地指出,中国正巧妙地将“一带一路”这一经济领域的战略和安全保障相结合到一起,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吉布提。即使在偏远的非洲,中国也在稳步推进海外军事基地建设,而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阿曼的杜克姆港、吉布提等一带却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基于以上认知,安倍宏行向日本各界“谏言”称,日本在运输 90%的石油时,油轮多是从中国填埋的(南沙群岛)人工岛旁边经过,因为南海是日本的生命线,确保日本的航道安全非常重要。

  

   第三种观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及南海仲裁案方面。军事专家北村淳妄称,中国以强大的海洋军力作背景,以用于非军事攻击为由,在南海已经打造了7个人工岛,并在这些岛上建设跑道、灯塔、港口等,打造人工岛基地群、推进人工岛基地军的建设,对南沙群岛确立实效控制。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正是在以这种无言的、“军事威压”的形式向越南、菲律宾展示着强大军力。而在南海仲裁案方面,有学者警惕地指出,“仲裁案裁决结果形成了东盟今后应对南海问题的新前提。对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来说,中国在南海的强 硬态度已成为他们安全保障方面的一大顾虑”。

  

   官方对中国海军能力的增长及其所夸大的增长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日本舆论界的这类认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随着南海形势的发展,日本官方及学界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度在逐日累增。在南海问题上,建议日本政府对中国实施有效的强制衡和对抗战略的民意基础已经形成,日本南海政策调整日后受学界、舆论界影响、牵连的情况也已出现。

  

   (二)对相对能力的检视

  

   总体而言,2015 年后,安倍政府介入南海问题的相对能力的提升主要包括安倍“强首相”与“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日本总体陆海空等军事力量的增强,在南海地区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能力的提高等三个方面。

  

   首先,安倍“强首相”与“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是其能调动和汲取国内物质和人力资源相对能力的重要体现。安倍上任以来实行了以首相为中心的“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为政府在安保、外交和情报领域顺利实施代表安倍个人主观意志和强大个人价值取向的政策提供了可能,同时对其在政策决策、政策确立及实施方面获得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由于安倍晋三在任期间,反对党日渐衰落,自民党内部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其实施的“安保三箭”(即国家安全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及以对美关系为核心的首脑外交等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取得了成效,安倍成为日本任期最长的政治领导人,打破了历史纪录。安倍的这种长期任期一方面使其可继续建立相关制度〔如 2013 年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及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下级附属机构主导重大政策方针的确立〕巩固以首相为中心的首相官邸在外交及防务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使其得以不间断地按照自我意愿推行各式各样的改革,帮助扫清执政道路上的障碍,同时也巩固个人执政地位,扩大作为首相的个人影响力。

  

   其次,日本所拥有的陆海空力量、核武器、弹道导弹、国防开支水平、军事研发等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分别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方面提升了其涉入南海问题的相对能力。

  

   安倍自二次上台执政以来,致力于重振日本经济和强化防卫力量。继而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东京不断致力于有机地整合所有领域的防卫能力,包括传统领域和新领域。这方面通过与美国共同推进军事装备及技术研发,研究及迅速更新了包括驱逐舰、武器库、努力建立海上和空中优势,加强日本抵御陆海空、导弹综合防御以及远程海洋协同作战能力,致使日本整体的军事能力和攻击能力大大提升。与此同时,不放弃太空、网络等新领域,以扩大协同和整体作战优势。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足以对抗任何类型的威胁防御态势,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保卫日本国领土。

  

   作为上述防卫整备努力的一部分,为适应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防卫省还更新了防卫指导方针和中期防御计划,包括《新安保法案》及《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等的修订,很大程度上为其今后向南海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甚至军事干预南海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由于《新安保法案》存在界限模糊和扩大解释之嫌,且取消了“日本周边”的地理限制,日本可在南海行使多项行动。如一旦南海发生冲突,日方完全可将其判定为“危机存亡事态”,与美国或菲律宾等联合作战。同时,鉴于日本已将南海列为“重要影响事态”,意味着过去只能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日本目前已具备为美国及第三方提供后方支援的条件,包括共享情报、提供基地、协助搜救等。防卫法的修订增强了日本政府向南海地区派遣自卫队的能动性,佐以其急剧提升的海洋军力,日本未来基于海洋安全形势和自身海洋利益的判定,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问题的危险性正在增加。

  

   在研究开发领域,虽面临严峻的财政吃紧状况,防卫省依然宣布“要根据自卫队需求,确保研发和防卫能力整备的绝对优先顺序”。具体政策是“推进以防卫技术战略为基础的中长期研发工作,强化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活用民生技术,开展民生领域的防卫技术,确保在战略重要领域中获得完全的技术优势。”其目的是要形成官民一体化共同努力推进 国防装备及技术合作的态势,建设超智能社会“社会 5.0”。据日本 2019 年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出具的报告显示,2016 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 GDP 的 3.1%(2014 年占比最高,为 3.4%),日本研发经费虽有所降低,但依然很高。

  

   最后,日本整体相对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从其对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方面来考察。日本安倍政府近年来在外交上十分活跃,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招牌,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遍访东盟国家、打入南亚、远涉非洲,在美国退出后仍坚持“复活”TPP 成为 CPTPP。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凭借其有限的经济优势和实力,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实现其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协调,在当前的区域地缘经济环境中建立自由贸易网,增加日本在大国外交博弈中的筹码,拓展日本在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空间。与此同时,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下,安倍政府还联合美国等亚太盟友,以维护海上通道为纽带试图建构一个海洋国家的协调体,战略性加强与其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跨领域、多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以此引入多领域防御力量,在南部海域进一步实现有效的防卫能力。这些显性外交行动背后,蕴含着日本几十年来战略思想和战略行为的一次重大转型。日本似乎要一改美国大佬的跟班形象,自主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的战略维度。

  

   (三)对信任度的审视

  

   自日本安倍 2016 年提出要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以来,中日双方关系改善的势头持续强劲。中日目前也正是在借由经济、民间交流甚至安全领域等尝试开展各类合作,在除去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的同时,推动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奠定民意基础,促进信任度的提升。然而,实际上,这种努力背后的结果仍然差强人意,两国之间继续维持着最低限度的信任感。

  

   2019 年 9 月,日本的言论 NPO 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对中日两国上千名18 岁以上的人群进行了第15次民意问卷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自2016年中日关系改善以来,在双方高层和各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民众间的好感及双方互信度虽然均有所提升,然而,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的亲近程度和信任度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民调显示,相比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人普遍对日本较有好感,而日本方面的很多民众对中国的亲近度及信任度依然差强人意。

  

正如结果中所显示的那样,中日之间的亲近度,对对方的身份认同感依然在低区间内徘徊。这一结果是导致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尽管这一民意调查结果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上述结果也说明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亲近和不信任主要源于日本政府和舆论所渲染的中国“侵犯”钓鱼岛;而中国方面的原因则在于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可见,两者间共同的不信任源是海洋争端问题。此外,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结果还揭示了另一现象,即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方面对日本人的印象已经大为改观,而日本方面可谓“一如既往”。这说明中日之间的信任症结目前主要来自日本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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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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