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萍: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20-03-11 17: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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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  

   摘    要:当下开展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研究,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式的变迁有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吸收巴赫金的理论,从民俗学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又吸收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转向民俗的社会性、物质性和宗教性研究,而所有这些转向都在直面文本,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在这些转向中,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研究也成为热点。事实上,中国富于历史经典和民俗母题,两者都是国家整体文化的重要财富和民族骄傲,中国民俗学者可以通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外提供中国经验。

   关键词:中国历史经典;民俗母题;故事类型;人文科学研究范式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19JJD750003)。

   当今世界提倡多元文化研究,以往民俗学所偏重的以“口头”资料为中心的研究,现在正在向以“口头”与“文献”为两个中心的方向转变,在这背后,则是当代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悄然变化。所谓的“文献”研究,是指加强各国民俗学自身所关联的经典文献的研究,探索民俗学的主体性研究与多元化研究的统一性。中国是文献大国兼口头民俗大国,拥有参与这场讨论的丰厚资源;就民俗学理论建设而言,这也是更高层次的内部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研究的目标,是促进构建中国民俗学的自主话语系统,提供可资跨文化民俗学研究的共享问题,推进中外民俗学交流。

  

   一、研究定位

   这项研究的定位,是研究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这是一个在世界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普遍问题,无论中外都会遇到。但在当下重新提出此题,是因为它已成为当代国际民俗学面临的前沿难点问题。它不是纸与口的媒介之争,也不是书斋与田野的方法之较量,而是带有对民俗学多元格局与统一模式之矛盾的根本性质的思考。自20世纪60年代人文社科理论革命之后,又提出这个问题,无疑具有新的颠覆性。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民俗学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体性文化的构成之学,也是一门带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之学。这不等于不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目的是调整自我文化,而不会影响到自我主体性文化的构成模式。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学者可以通过扎实而有分量的研究,在这场国际民俗学论争中提供中国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吸收巴赫金的理论,从民俗学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吸收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转向民俗的社会性、物质性和宗教性研究,而所有转向都在直面文本。本文是在多年科研的基础上,尝试作出的一种回应。

   在西方学术界,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对本项研究所涉及的“文献与口头”关系的解读,似乎是无解的难题。由于民俗学的诞生曾被理解为是口头传统的缘分,加上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世界影响,西方同行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其实他们偏爱口头,也钟爱文本,故而对两者关系的评价摇摆不定。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选择在中国经典中具有较大社会流行性的历史名著,重点在尚有传承线索的著作中确定研究个案,运用独具民俗学优势的故事类型法,适当辅以田野作业,开展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尝试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地分析中国的文献与口头的关系。这种研究,从实质上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它不评价历史文献的优与劣,也不讨论民俗学史的对与错,主要面向中国文献与口头资料都存量巨大又长期互动的历史现象开展研究,预设目标有以下三种:

   (一)重读历史名著,提升我国民俗学吸收历史遗产的能力

   中国历史经典浩如烟海,而历史经典中的名著具有广泛的社会流行性,富藏民俗母题,长期为上、中、下各层文化成员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分享。在这项研究上,中国民俗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与相邻学科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民俗学界曾吸收外来观点,用两层文化观去解释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的关系,特别是肯定口头传统的优越性,但未免顾此失彼,未能全面解释自我文化中的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相互依存的现象。上世纪末,钟敬文提出中国民俗学派学说中的三层文化观,解决两层文化观带来的弊病。本文的讨论虽然限定在个案样本的范围内,但已可通过研究揭示,我国历史经典的产生与流传从未脱离口头资源,口头资源也不会独立地出现,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交互的。中国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样式,都需要彼此依靠,才能共生共进。这样一份灿烂而又独特的自我文化财富,就摆在那里,就看中国民俗学者自己怎样去认识?中国民俗学者需要正确地解释它和推介它,反过来也能提升中国民俗学者自己吸收前人创造的历史遗产的能力,为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添不一样的理论贮存。

   (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建设我国民俗学自主话语系统的能力

   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会大量涉及“故事类型”。“民俗母题”和“故事类型”两个概念,含义交叉,又有所不同。一般说,“民俗母题”的概念更宽泛,除了故事类型,还包括仪式、信仰、风俗、史诗叙事和民间文献等多元民俗文化现象,为“故事类型”所不具备,但“故事类型”还有方法论的意义,也为“民俗母题”所不及。在本项研究中使用它们,具体意义有三:第一,转入民俗学的内部研究。民歌不产生学派,故事产生学派,钟敬文的中国民俗学派学说的基础就是对中国故事类型的编制与研究,本文的主要资料是历史经典,但在研究过程中,要把“故事类型”作为工具开展工作。第二,开展“民俗母题”的文化符号研究。中国历史经典对故事类型的使用,已有一套民俗命名,也有自我文化的解释习惯,本次从民俗学专业的角度,通过编制故事类型并开展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提取民俗母题的文化符号,提升民俗学的理论层次。第三,开展交叉学科研究。中国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的结构方式,不可能单单依靠民俗学就能全面解释,但使用“故事类型”能够改变历史经典的叙事结构,能对历史经典产生社会流行性起到关键作用,这是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酿就了多学科参与历史经典中的故事研究的机缘。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文明古国与其他广泛分布的国家特色文化一样,都在发生重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民俗学的内部研究与交叉研究相结合的目标是什么?仍以中国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双构的现象为例说明:以往古典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等,也都涉及故事或民俗做研究,但产生的结果却是两种:1)故事资料多,但并没有提出民俗学的独立问题,反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成为其他学科的补充;2)分析故事的话题多,但由于使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做解释,所产生的研究话语和学术成果也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解决民俗学的问题。本项研究需要提高民俗学话语能力,但如何解决民俗学作为单一学科解决不了的问题?从我们这几年的研究过程看,在分析中国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双构的现象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提出这种内外研究的明确问题,并采取适用的研究方法。中国大量故事虽已进入历史经典,但不管它们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都需要依靠自我文化的共有基因去解释,还要依靠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交流的文献作考察,因此要自始至终将文献与口头结合来考察。在缺乏历史经典文献的国家就很难开展这类研究。在曾经常年遭受外来侵略之地,也失去了形成连续历史经典的机会。相比之下,中国民俗学的历史文献资源是许多国际同行不具备的。我们应该在前人创造的这种文献与口头并举的文化结构中,提取中国符号,促进我国民俗学自主话语系统的建设。

   (三)加强主体性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互视,提升我国民俗学的对外交流能力

   长期以来,海外汉学以中国历史经典和民俗作为认识中国的开端,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框架。他们的关注点有二,值得我们反思:第一,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古代科技史专家等,大都将故事写入本民族史,或者写入本行业史,使之成为自我整体历史或局部历史的一部分,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在社会治理上,也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两个系统的互动,灵活地处理多元文化共存形成的问题。这种叙事模式,曾在前现代化时期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但现在惟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还将之保留下来,成为一种独特资源。中国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双构的传承,正属于这种优秀资源,但在对它的价值阐述上,需要中国民俗学者自己发声。第二,当代有很多中国民俗代表作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阵势不小,但还要中国人自己提升阐释祖先遗产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对内加强自我文化保护机制,对外展示和输出中国经验,这样才能达到申报“非遗”的目的。

  

   二、国际学术争论

   当代国际民俗学界提出过民俗学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文献与口头的关系。应该说,这是一个纠缠民俗学的既老且新的问题。人们总有一个印象,即民俗学专司口头传统研究,然而民俗学又从来没有脱离过历史文献,这是一对矛盾,但怎样解决?这就涉及对民俗学传统概念的更新与突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和芬兰,在不同治学传统和理论轨迹下,钟敬文与劳里·航克(Lauri Honko)都提出过这个问题。钟敬文撰写了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的系列论文,研究的对象正是习惯于使用历史经典又留意故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有的是革命派,有的是改良派,也有的是将民俗表演予以文献化的通俗作者1。不无巧合的是,劳里·航克当时也在研究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文献化过程,而在芬兰这座世界民俗学的大本营中,原本高标的民俗学口头理论与热心历史写本的理论倾向又是相悖的。后来劳里·航克重走印欧文化圈,与印度人一起调查史诗,再次肯定了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互动发展的脉络2,他们两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贯穿于民俗学多重主体性的学术史之中。

   20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学者在苏联时期,曾就史诗研究中的经典文献与故事的关系提出过尖锐的问题。当时庸俗社会学占上风,一些俄罗斯学者追求经典文本的无产阶级性,于是这场讨论又变成搜集者改编民间作品的良机。学者根据改编的经典,再为艺人量身定做,编写故事,借以树立“理想化”的艺人形象。当然这类出版物后来引起了强烈的内部批评3,也引发了多学科的外部讨论4。

在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学者站出来,研究历史经典与故事的关系。他们大都出身于哈佛大学,有深厚的古典学、人类学和语文学的功底,依靠历史经典作研究。但他们也因为过于熟悉经典,反而对口头传统十分青睐。帕里—洛德师生二人(Miman Parry & Albert Lord)正是代表5。20世纪70年代左右,另一位美国民俗学者道森(Richard M. Dorson)提出了“伪民俗”的概念,旨在抵制“人为”的民俗,但他在作这种限定的同时,也排除了人为加工的民俗文献的价值。他认为,故事的文献化,发端于格林兄弟,是他们最早发现了故事的市场,提供了制造伪民俗的潜在机会。究竟有没有伪民俗与纯民俗的区别6?道森此举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是欧美民俗学者发掘了更多的资料,不再这样绝对地清算真伪民俗的命题,也不再纠结于“文献与口头”的绝对边界7。道森的弟子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继承老师的衣钵,但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凡是涉及历史文献的研究,都应视为交叉学科研究,而不属于民俗学的内部研究。劳里·航克不同,他将历史经典研究视为民俗学内部的研究8,并提出“回归文本”的号召9。据他观察,21世纪的国际民俗学已经到了建设重建文本的时候。本文立足中国实际,考察中国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双构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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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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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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