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数据抗疫中患者的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8 次 更新时间:2020-03-09 12: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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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  

   一

   新冠病毒蔓延数月,抗疫形势依旧严峻。相比十七年的SARS,对个人数据进行广泛收集、整理和排查成为此次政府抗疫工作的重要一环。这些举措符合数据时代对公共治理的全新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抗疫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前期因为信息公开延宕而广受公众批评后,现阶段的各级政府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对信息公开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收集整理的疫情数据,都会通过相关渠道及时向公众发布,提示其提前预防、避免感染。在这些政府向公众发布的疫情信息中,最初包含了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数量、年龄、性别,后期更增加了其居住小区以及行踪轨迹。在武汉等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政府对信息公开的程度已经细致到由街道部署,社区进行,排查和公布“四类”人员(确诊、疑似、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分布情况,具体到楼栋和单元。

   渐趋详尽和透明的疫情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普通公众的无端恐慌。但伴随疫情信息,尤其是患者信息被日渐详尽地披露,患者本身的隐私保护问题也开始引发关注。毕竟在疫情发展之初,因为对病毒的恐慌而引发的非理性“恐鄂”,已经使很多个体饱受污名化对待和无差别歧视。而在此过程中,文山州同样爆出5名医务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偷拍、散布新冠病毒患者的病程信息,具体包含姓名、家庭详细住址、工作单位、行程轨迹、接触人员、诊疗信息等信息,并通过微信转发,而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的新闻。

   上述涉及不同侧面的新闻都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疫情防控下患者的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问题。事实上,信息公开或披露和隐私保护在一般情况下就已存在矛盾:公众基于知情权而要求政府普遍向其公开信息,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并非只是涉及公共事务和国家政务方面的信息,而是包含政府收集、制作和掌握的所有信息,这其中当然囊括他人的数据信息。在信息公开和隐私保护之间,由此就会产生张力。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要求政府公布包括患者信息在内的疫情信息,除满足其知情权外,还尤其出于生命健康权的要求。由此,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在疫情防控这一背景下又需有特别的法益权衡与考量。对于政府而言,上述问题又意味着,其在疫情防控中已开始广泛使用数据收集、整理和公布的举措,但这些数据处理行为从法律而言又应遵循何种规则,保持何种限度,才能使基于正当目的所进行的数据处理和信息披露不至蜕变为对公民隐私权的过度干预。此外,在探讨抗疫中的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问题时,还会具体涉及谁有权收集和公布患者信息的问题。毕竟在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问题上,国家公权机关和私人主体所适用的规则并不相同,而文山州案件所曝光的医务任务偷拍患者信息并私下散布,究竟是否属于违法也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判断。

  

   二

   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在数据时代下又常常被放在信息权的大框架进行探讨,学理和实践中也更倾向于使用“信息权”(数据权)来替代传统的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下,作为整体的个人信息权事实上有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不受阻隔地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又曰知情权,这种权利主要通过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获得实现;其二是信息自决权,即公民可自我决定在何时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外公开个人生活事实。这种权利最初源于隐私权,但在数据时代下,其保护对象已不再限于个人隐私,而覆盖所有直接或间接能够对个体予以识别的数据,这也是所谓的个人信息“起步于隐私,但又不止于隐私”的意涵。

   尽管传统的隐私权和现在更为通用的信息权(或数据权)的保护目标都在于对抗他人个人信息的无度搜集、非法使用和不当储存,但二者在内容、范围和强度上还是有诸多差异。隐私权主要侧重于对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秘密的保护,而信息权则不仅包含消极意义上的个人独处和生活秘密,还包括积极意义上个人对自身数据的控制,其保护对象覆盖所有直接或间接可以用以个人识别的数据信息。

   除了保护范围明显比隐私权更宽泛外,法律实践和理论更偏向于使用信息权保护的原因还在于,信息权可以在个人数据保护和享有数据红利之间进行有效平衡。因为在传统隐私权的框架下,举凡是个人不想对外透露的信息,都会被纳入隐私范围进行绝对保护。但在数据时代下,这样的做法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个人信息的独揽和公共治理的无力。国家为避免丧失数据红利,就会审慎处理隐私的范围,隐私权保护也因此很容易就会陷入“全有或全无”的保护困局。但信息权与隐私权不同,从这一权利从宪法理论中被确认和识别时始,其有限性而非无限性就已被强调,“即使是自身信息,个人也并不具有绝对或无限的控制。个人是在社会共同体之下发展其个性,个人信息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并非纯粹与个人相关……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必须接受对其信息自决权利的某种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隐私权的绝对保护不同,信息权的保护是相对的,“个人自治”并非其终极目标,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价值也同样要被纳入权利保护需考虑的范畴。德国和欧盟的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中都相继明示,基于人口普查、实现国家防卫、经济、社会、交通警察任务的数据收集;为了法律争点判断进行的事实调查;对于公民健康危险的防卫、对抗暴动或是暴力行为、预防犯罪目的而收集的数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事实调查、国家基于平等税捐目的而收集数据等公益目的,都可以对个人的信息权进行干预。

   此外,传统隐私权从其属性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私权,即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堵他人对于个人的私生活秘密和私生活安宁的侵扰。但信息权却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这也使其一方面可以对抗来自私主体的第三人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干预,也能够抵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搜集和不当使用。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信息处理技术,已使其能够轻易就将个人信息予以迅速整合,并由此完整描摹出个人的私生活图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上述问题放在个人信息权的框架下讨论会更加妥当。

   其实也正是受现代信息权理论的影响,现今即便隐私权概念在很多场域还被沿用,但其范围、属性也有了相应调整。在谈及“隐私权”时,下述认知相应也已获得一般认可:其一,现代意义上的隐私尤其是数据隐私已经不限于个人不愿意对外披露的信息,而是个人可被探知和记录的所有信息;其二,数据隐私在数据时代下并不享有绝对保护,基于公益目的,个人的数据隐私也应有多退让;其三,隐私权不仅可以用以对抗作为私人主体的第三人对个人的数据隐私的泄漏与操控,同样可以用以防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收集和不当使用。这些认知前提也成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讨论疫情防控背景下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的基本背景。

  

   三

   个人信息权虽保障在数据时代下,个体免受个人数据被无限收集、储存、使用和传递,但如上文所揭示的,这一权利在确立之初,就已正面数据时代下个人自决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并认可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必须接受对其信息权的某种限制,这种限制也当然会触及其隐私信息。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广泛及时的信息收集和排查就对疫情控制发挥了重要效用,而国家机关进行此类活动虽然对包括确诊患者在内的个人信息权予以了干预,但其目的正当性却无可厚非。但与基本权限制的一般原理一样,即便允许国家机关为公益目的限制公民的信息权,如果不对限制行为本身进行限制,个人在数据时代下就会彻底被透明化和客体化。

   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首先规定在《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但此条表述过于简单,且其保护对象仅限于传统的隐私信息,尚不足以为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对个人数据正当适宜限制提供明确指针。据此,对限制个人信息权的界限探求还应回到信息保护的一般原理中。根据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理,公权机关可基于防控疫情等“重大且明显的公益需要”而对个人信息进行搜集使用,但却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其一,合目的性原则。国家“强迫(个人)提供涉及人身之资料,是以立法者于特定范围内且详尽确定使用目的,并且该资料对该目的而言是适合且必须为前提的”。 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首先,公权机关必须明确规定搜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原则上禁止为供未来不特定目的而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其次,公权机关对信息的后续使用亦受上述目的的限制,而不得将所搜集的信息在法定目的之外使用。此次疫情爆发以来,各级政府就已经开始通过登记在册、上门观察、追踪到人等全覆盖式大排查来摸清人口底数、追踪人员流动轨迹等。相应的,各个单位各级组织也都在频繁地进行信息筛查。这些信息收集行为是以疫情防控为目的,但为确保信息收集工作的合法合规,公权机关应尽可能明细地告知公民信息筛查的目的,也应确保此后使用这些信息时受此目的的限制。

   其二,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一直以来都是衡量国家限制公民权利是否正当的核心法则,而其所强调的“手段的适度”和“限制的妥当”,也同样能够用以对公权机关对信息权和隐私权予以限制是否正当适宜的衡量。比例原则要求公权机关在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注意行为手段与目的的关联性,且确保信息搜集和使用都必须控制在对保护公益有所必要的限度内。反观抗疫初期,很多地方政府为求地方自保,而无限度详尽曝光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悬赏追查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这种做法虽然有防御疫情的正当目的,但手段已远远逾越了必要限度,应被认为是对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严重侵犯。

   其三,安全原则。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同样需确保这些信息在储存、使用和传递等全部环节的安全性。在疫情发展之初,福建省莆田市各微信群曾大肆传阅莆田市武汉返乡人员的详细个人信息。事后传言上述信息是因为行政机关在搜集后因为管理疏忽而造成泄漏。如果传言属实,行政机关在信息管理的失职也当然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事实上,个人信息权包含了个人在数据收集、处理和利用这些动态过程下所享有的完整权能,这其中尤其还包含个人信息的更正权和删除权。而莆田市信息泄漏的问题也提示我们,国家机关在当下为疫情防控的公益需要可进行数据收集,但其不仅应确保其现阶段数据使用的安全,还应考虑到疫情结束后的数据更正和删除问题。

   在分析了公权机关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一般规则后,再回到疫情防控中对患者信息的披露问题。如前文所述,在近期的防控部署中,公开确诊患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址、甚至是行动轨迹也成为很多城市的通行做法。此种做法是否构成了对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不当干预,对患者信息的披露应保持在何种范围和限度内才是适当的,需要更为细致的判断。

如文章所申明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并非绝对,为重大且迫切的公益需要,任何人的权利都应该有所退让,即便信息权和隐私权也并无例外。而且在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公益保护的必要性这一损益平衡的天平上,处于天平一端的公益越重要,保护的迫切性越强,处于天平另一端的权利也自然会受到更大程度的限缩。伴随疫情发展,公权机关所披露的患者信息从患者数量再到居住小区和行动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伴随科学研究新冠病毒病理特征的逐步破解,新冠病毒已经证实会通过身体接触以及空气飞沫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患者被确诊收治后,调查和追踪其具体的居住地址和行动轨迹,能够较早地判定可能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群,并提前对这些人群实施通知、隔离与救治。而政府进行信息披露同样是为了履行对公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布确诊患者的行踪信息和住址信息不应认为是对其信息权的不当干预,而是行政机关在患者隐私和公众健康权之间予以法益权衡的必然结果。但住址信息应具体到何种程度,指明楼栋和单元是否属于过度,却不能依赖于一般大众的情感认知或是患者自身的心理感受,而是同样要参酌有关病毒传播的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换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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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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