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史华慈: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20-03-05 2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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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史华慈  
我们读到,早在高中时期艾希曼就加入了荣格阵线战士协会(Jung-front Kmpferverband),该组织多半可能是采取反犹主义立场的。阿伦特关于艾希曼从来没有认同过纳粹信念的证据来自于他自己的证词,而他随后表现出来的“冥顽不化的纳粹观点”[37]成为了显露内情的迹象——这与她的论断相矛盾。另外我们知道,即便艾希曼声称“誓死服从命令”的陈词滥调,他在清洗匈牙利犹太人时也显示出了极大地创造力,这与希姆莱的命令不符。[38]虽然他没有首创“屠杀方案”(Final Solution)的想法,但一旦他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就会下定决心带着荣誉和一种崇高感来执行任务,从而实现不朽的名望与光荣。

  

   无疑,在纳粹大量的公职人员当中存在很多这样的“政府职员”。与阿伦特显得有些武断的看法相反,很多人可能被深深地灌输了纳粹的信念,并怀着强烈的兴趣去实现荣誉、光辉和世俗的不朽,甚至在服务于他们从事的事业时,展现了个人的创造精神。所有这些都恰当地与残酷的罪行相契合。

  

   纳粹主义之所以罪大恶极仅仅是由于缺少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德性”——这整个概念实际上都不值一提。魏玛共和国时期“品尝过公共福祉滋味”的政治家和政客,是否比其他人更加明显地反对纳粹瘟疫呢?事实上,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全书中所引用的唯一关于真正德性的例子恰恰不是公共德性而是私人德性(private virtue)——这个例子便是德国中士安东·施密特积极帮助犹太信徒逃跑,并最终因其行为而被处死。他或许只是一个为政府工作的微不足道的人,我们完全不清楚他身上这股力量的内部源泉来自何方,但很可能与追求“公共福祉”或渴望世俗之不朽没有关系。

  

   艾希曼是“社会”的产物。但是身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领导人也同样是“社会”的产物。然而,我们发现阿伦特关于“犹太领导人”本性的早期观点在《艾希曼》一书之前就已经成型。作为不能被民族国家正常机构所吸收的贱民集团的领导人,他们不可能正确行动。由于缺少政治德性和能力,他们无法实现将犹太人融入民族国家的激进同化,当一部分犹太领导人最终通过履行光荣的罗马法(Roman act)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时,这个国家远远没有达到阿伦特苛刻的古典理想(当将这一理想应用于其他国家时,就远没有这么苛刻了)。虽然犹太人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资产阶级,但是面对极权主义的崛起,他们完全分担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责任。

  

   我不打算详细分析阿伦特对纳粹大屠杀过程中犹太领导人的具体论述,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阿伦特的引证资料和论证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她在“犹太领导人”的范畴下划分的种类繁多的类型从总体上进行辩护。然而,最令人着迷的是要注意到阿伦特没有在任何地方解释,为什么邪恶的犹太领导人如此热切地合作,不仅毁掉了他们自己,更毁掉了犹太民族。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暗示说极权主义令人恐怖的可怕力量源自它的受害者甘愿接受自身命运,但是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她没有做好让这种解释脱离道德责任的准备。人们唯一能得到的结论便是,这一解释应该在她预先已经建立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探寻。缺少政治德性和政治能力的犹太领导人——这一德性的缺失首先表现在疏导抗议的能力不足——只能从事这种令人憎恶的事业。阿伦特在这一点上的偏见导致她中伤像利奥·拜克(Leo Baeck)这样的人——他强大的勇气(阿伦特最欣赏的公民价值之一)并不比她自己的或者我们的勇气逊色——仅仅是因为在阿伦特看来,他在如何面对这场灾难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不是真正从政治角度切入的。

  

  

   我们要再次回去面对阿伦特关于希伯来精神的观点。我们要返回到犹太人把纯粹生命和维系生命神圣化这一问题上,毕竟正是这一原罪致使犹太人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作为一个非政治的民族继续存活下去,即使是在古代政体终结之后。

  

   确实,《旧约》没有显示出任何对生物必需性领域的轻视。凡是把人严肃地看作心理—生理共同构成之实体的有关生命的观点,都无法承受因轻视生物必需性而产生的代价。但是,希伯来圣经中的“生命”一词,仅仅是指纯粹的生命维系吗?《申命记》的训诫“选择生命”真的就意味着,“选择纯粹的生理上的生存?”我认为“生命”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人类经验的广阔领域,不仅仅是指纯粹的生命维持领域,也不仅仅是指政治行动领域。

  

   也许需要提醒阿伦特的是,一些最伟大的戏剧和“故事”所描写的恰恰就是这些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生命领域——在这里,人们彼此将对方视为“卑微的”和自私的。大部分希伯来律法以及圣经中的许多事件都在人的生命领域关注人和宗教会遇,这一领域没有被“公共德性”神圣化。绝不比阿伦特缺少洞察力的马丁·布伯非常坚定地相信他的“我—你”关系与圣经中关于生命的理解是完全契合的。当然,这一关于生命的理解并不依赖“永恒的名望”[39]赋予它意义(尽管“好名声”的价值在犹太传统中得到高度的认可)。但历史地看,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理解,在中世纪导致了许多信奉者殉道或者集体自杀。

  

   众多因素中,有一个没有引起阿伦特的好奇,那就是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内部共同体生活的本质。在这个内部共同体中,有没有阿伦特认为属于公共德性的元素?人们定会推测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共同体中没有“真正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所处理的“公共事务”,其意义并不必然比阿伦特所看重的新英格兰镇会议的一般议程小。

  

   人们无需否认,在过去两千年中,犹太人在整个政治行动领域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在“外交事务”中应用权力和组织身体暴力——在这些领域中犹太人的能力已经萎缩退化,尽管犹太人的整个传统中没有什么内在因素必然将他们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人们指出马加比叛乱以及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吉拉德人叛乱,就能说明这一点。数个世纪以来,海外犹太人聚集区救助于身体力量的尝试都是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可能是他们起初就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类似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经过时间的洗礼,对暴力的彻底放弃使得犹太人不再熟悉对暴力的种种使用,不管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因此,对犹太人的指控——直到最近,他们都缺少“政治能力”,包括从事有组织反抗的防御性暴力的能力——还是有些道理的。这甚至还解释了关于种族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某些思维简单的绝对主义观点,当犹太人将他们自身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些观点经常能够流行。

  

   因此以下判断可能相当准确,即犹太人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使得欧洲的犹太共同体没有做好准备通过有组织的身体抗争来反对纳粹主义。这些犹太人,不管是生活最好的,还是生活最差的——包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内——都没有做好承担这个角色的准备。正如其他批评者所说,阿伦特认为反抗能够挽回更多生命的“功利主义”论点完全没有根据。她的态度本质上不是功利主义的。犹太人没有全部参与战斗的事实是他们完全缺失“公共德性”的一个相当不错的证据。面对阿伦特以及一部分以色列人的观点,在这里我想表明的是“罗马式的”公民—军事德性的缺失并不是彻底堕落的标志。

  

   由于犹太领导人的软弱无能,数世纪以来他们都处于深受屈辱的地位,这的确是一个不幸的事实。犹太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在现代状况下实现建国目标是政治性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功绩——纯粹为了生存的人们会迫切地获取政治力量甚至是军事力量。由于战争,以色列的犹太人已经获得了这些力量,而且我们希望这些力量能够继续兴盛发展。不管怎样,不幸不是罪行。那种认为犹太人在政治生活中缺少清晰可辨的德性(作为阿伦特的榜样,约翰·亚当斯对这种不确定性保持着深刻的清醒),因而过去两千年的希伯来精神完全没有价值的观点必须被否定,不管这种观点是由一些以色列人提出,还是由他们难缠的对手汉娜·阿伦特提出。

  

   人们应该对阿伦特的思想和我们现在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说上几句。许多年轻犹太人转而反对阿伦特意义上对“纯粹生命”的“资产阶级的”犹太式强调。必须坦率地承认,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许多犹太人解释他们的传统以便适应一些通常被认为褊狭的价值。在犹太传统中,维系生命不仅不会被贬低而且甚至会被神圣化的事实,如今被用来作为一种传播上帝浅薄外表的托辞。在这种外表下,上帝保佑一种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资源以及获取它们的机制。与此同时,除非我们的青年激进者准备承认他们认同阿伦特将政治生活的宗教作为其自身目的,并将这种生活与元政治的福利目标相分离,那么他们就必须对日常生活需求持有一种犹太式的尊重。大概他们的激进主义也涉及一种对满足人类各部分生活需求的承诺。

  

   最后,我打算谈谈阿伦特的政治愿景与“我们时代的普遍危机”之间的关联。她的梦想——地方“初级委员会”能够在地方为草根阶层提供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路径——与那些呼吁地方参与式民主的新左派的思想有些相像。不幸的是,和阿伦特一样,这些新左派很少让自己去想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即地方参与式民主如何与要求集中控制的现代世界发展趋势相联系——在某些领域的控制程度,甚至可能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加集中。即便他们为了地方参与式政府的利益而打算牺牲或者缩减这些发展趋势,可他们和阿伦特一样,很少愿意放下架子去具体讨论哪些发展成果可以被放弃,以及如何放弃。当然,阿伦特自己能够通过采取一种奥林匹亚式的立场——观察者不必开出具体处方——来回避这些细节。

  

   虽然如此,人们可以深刻地同情这种民主形式,并致力于重新开启地方共同参与政治生活的整个问题。毕竟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能够在这个层面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而且地方政府确实能够给予许多天生具有参与政治生活嗜好的人一些“公共福祉”。但是,期望有一种灵丹妙药能够治愈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想法是完全不着边际的。连阿伦特自己也坦率地承认,即使当她的梦想真能实现,也有只少数人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因为“政治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也注定不会成为多数人选择的生活方式”。[40]多数人似乎愿意继续通过世俗的不朽过上一种不明确的、没有启蒙的生活。阿伦特使我们确信,那些自己选择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必定是“政治上最优秀的人”,只有这些志愿成为“初级共和国”成员的人才能证明“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个人福祉;他们关心世界局势,希望在共和国事业的进程中有表达意见的权利”。[41]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接受阿伦特的保证。令人忧郁的事实依旧是,一些最热情的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是被各种动机所鼓动的人,比起在她的政治的宗教中冥思苦想出来的各种问题,这些动机要复杂得多。

  

   注释

  

[1]译者注: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8中译本参见: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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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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