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史华慈: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20-03-05 2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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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史华慈  
他们仍然处在不健全的“社会”领域,但即便是在这个领域,他们也没有被任何社会阶级所同化。这些阶级只是社会中相对健康的因素,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政党被吸收进入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但是犹太人,作为被隔离的、没有根基的团体,仍旧完全处在民族国家之外。犹太人要么被谴责为贱民,要么被非难为暴发户,因此他们在一个无定型成长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个社会正在侵蚀民族国家的结构——仍旧是特别危险的因素。

  

   有趣的是应该注意到,阿伦特同样攻击已经被同化的——或者说正在被同化的——犹太人。考虑到她对犹太人在民族国家角色的分析,这一基本态度的真正核心就是非真正激进的同化是可能存在的。犹太商人和知识分子(多数知识分子和商人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下决心被这个“社会”所接受。事实上,虽然尚未融入“社会”,但犹太人“成为了‘社会’的象征”。[28]正在被同化的犹太人依旧是犹太人,不管他们是憎恨还是像迪斯雷利(Disraeli)那样,用一种乖谬的骄傲来对待他们的源起。附带说一句,迪斯雷利是阿伦特厌恶的人之一。虽然他确实在欧洲一个最重要的民族国家将“政治领域”推向了巅峰,但他却没有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获得救赎。相反,他将“社会”中的病毒带入了政治领域。当然,人们可能会对作为政治家的迪斯雷利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很难被他关于“犹太族”角色的浪漫主义想法所吸引(将他视为一个种族主义重要鼻祖也纯属幻想);但是通过将他的成就同19世纪其他政治家的成就进行冷静的对比就会发现,阿伦特对他歇斯底里地攻击,把他看做一个十足的江湖骗子,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依据的。其他所有人——人们已无需再多补充——在阿伦特眼中都出现在公共生活的漫长传统中,因此从定义上看都不是江湖骗子。

  

   犹太人有可能被民族国家真正同化吗?阿伦特主张,唯有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加入到健康的政治力量中来——这是试图扭转资产阶级社会前进方向的革命性力量。她心中的女英雄拉赫尔·瓦伦哈根试图融入德国社会与文化,却没有意识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政治问题。但是在《论革命》中,阿伦特痛苦地澄清,19世纪健康的革命力量,完全没有做好准备采用这种在阿伦特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手段,从而扭转颓废的资产阶级社会获胜的趋势。另外,在法国,至少是自视为启蒙运动思想家继承者的那些激进分子觉得“他们理所应当的看不起犹太人。……他们仍然是黑暗时代的落后残余,并痛恨他们成为贵族的金融代理人”。[29]退一步讲,这些激进分子是否会容纳接受大量未被同化的犹太人也仍然存在一些疑问。

  

   在一篇文章中,阿伦特暗示在某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上,“两个强劲的趋势——一方面从国家层面看,要求全体公民平等;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看,要求将每个个体吸收到某个阶级中去”本来也许能够使同化成为可能,倘若没有犹太人持续地、冥顽不化地坚持集体生存的利益。另外,犹太人看起来注定要遭受在“社会”和民族之外保持他们“不正常地位”的命运。而在“社会”之外,他们对其不幸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犹太人的金融资本家深深地卷入了帝国主义的初始阶段,并以一种奇怪复杂的方式在欧洲为所有邪恶力量提供了一种模型,而这些力量是最敌视犹太人的。阿伦特认为,反犹运动趋向于跨越国界并失去根基,正像在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没有根基的国际主义犹太人一样。并非犹太气质导致了反犹主义,而是犹太人和他们的敌人携手击碎了由民族国家所代表的有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区域。

  

   人们能够偶尔在阿伦特那里发现一个主题,该主题反对从完全否定的态度理解犹太人的居无定所。犹太人与民族国家的疏离有更加积极的面向,尽管这是“表面现象”。[30]恰恰是因为他们采取世界主义的态度,少数犹太人能成为“好的欧洲公民”。然而阿伦特对大部分犹太知识分子的评价很低,这些人绝大部分的精力用来关注如何被“社会”同化,他们作为“出名事物的评论者、批评者、收藏者和组织者”,[31]主要致力于对名望(而不是政治生活的“神圣名望”!)的狭隘追求。尽管如此,她却指出,犹太人所处的独特的跨越国界的情形确实导致了“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多产的现代形式”,并且和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一样,阿伦特也认为自己参与其中。

  

   尽管如此,阿伦特还是被那些变成了“真正”革命者的人所吸引,就像她心目中的女英雄罗莎·卢森堡。尽管如痴如醉的赞美着卢森堡,但她感到有必要拒绝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的“自我欺骗”,[32]这种“自我欺骗”导致了一种对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并且在道德上有教益地——与民族国家结合之程度的彻底误解。卢森堡不能否认这个关于失败的看法与她坚持的犹太国际主义有关联。最后,卢森堡的失误以及她对革命真正本质的洞见(阿伦特将此洞见与自己的观点联系起来)导致了她的失败,这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沮丧的革命”[33]的一部分。卢森堡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在多大程度上,欧洲的政治革命力量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世界主义的犹太革命。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犹太人自己组成一个民族国家。这种解决方式是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有一种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变体,他们对犹太人历史的分析和阿伦特对犹太人历史的分析并非完全不同;而且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阿伦特曾经一度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孰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她开始用她全部特有的热情来反对这一事业。转向犹太复国主义是在阿伦特对实现激进同化的绝望感受最为强烈的时候。在她写于1945年的文章《重新思考犹太复国主义》[34]中,到处弥漫着她的牢骚,以至于很难发现核心论点。看起来阿伦特赞同一种犹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体。当然这是一个被很多严肃的人所共同持有的杰出的、值得尊重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却很难与阿伦特在其他地方的主张——认为种族的同质性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国家所具备的必要因素之一——相一致。

  

   特别引起阿伦特愤怒的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在1945年发表的一份决议,该决议呼吁成立犹太共和国(Jewish commonwealth)。随后,当一个犹太国家真就成立时——这个国家并不是一系列决议的结果,而是从一系列事件的漩涡中诞生——她的敌意甚至更加强烈。一直有人推测,只有当犹太民族国家符合她最经典的理想时,她才会宽恕它。而在其他地方,她又显示出对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家没有实现她的公民理想之原因的深刻理解。不像古罗马时期,现在这些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被“社会”入侵、资产阶级、暴民、大众以及帝国主义所威胁。阿伦特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杰出的民族代表,比如克莱蒙梭,允许他自己成为法兰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她却不能容忍一个犹太人政体与真实的世界相联系。她讽刺以色列的聚集区居民(kibbutzniks)没有与“邪恶的世界”相联系,可她却既不希望存在一个与帝国主义强权大国有任何瓜葛的犹太国家,也不希望有一个从美国犹太权势集团接受“救济”的犹太国家,等等。当人们问及,如果以色列人接受了阿伦特全部的禁律,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政治实体,她的回答是,发动一场运动“把犹太人组织起来,为的是在一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这将意味着欧洲所有进步力量组成一个联盟”。[35]“巴勒斯坦犹太人聚集区”应该在这场运动中冲锋陷阵。这一模糊的建议,与阿伦特先前的学说一起,超出了理解的限度。犹太人需要与哪些进步力量联盟,哪些进步力量又做好了与犹太人联盟的准备?事实上,哪些“进步力量”又能展现出阿伦特关于美好社会之观念得以实现的前景呢?(她嘲笑那些她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犹太人又能跟谁进行协商呢?

  

   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什么,清楚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无法实现阿伦特理想的政治德性。然而,她理想的政治德性——特别是在外交事务领域——无需与恶相妥协,但这种可能性在事实上存在吗?正如阿伦特指出,伯利克里(在他著名的演说中[36]),以及马基雅维利(她心目中的另外一个英雄)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的“伟大”不能从普通的善恶角度进行判断。修昔底德所描述的策略、诡计和妥协并没有动摇阿伦特对古希腊公共德性的信念;同样,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初外交史中的诡辩和欺诈也没有动摇阿伦特的信念,她认为这是一个“国际礼让”盛行的时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伦特不仅没有将“转换协议”(Transfer Agreements)——该协议在纳粹政权早期通过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为犹太人提供移民服务,其条件是将移居国外者的财产转换成德国国家财产的形式——视为一个充满痛苦的政治决定,反而将其视作纳粹—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直接证据。

  

  

   阿伦特关于所谓的纳粹—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观点直接促使我们将焦点对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并促使我们思考,在多大程度上这部充满争议的著作必须从她的整个“体系”去理解和把握。在没有进入她对待证据的问题或者尝试讨论她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之前,我想先考虑两个紧密相关的主题:对艾希曼的分析以及对大屠杀过程中犹太领导人扮演角色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讨论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注意到“极权主义”被她视为“社会”胜利的直接结果以及民族国家健康力量瓦解后生成的疾病就足够了。我们被一遍遍的告知,极权主义标志着民族国家的瓦解,社会阶级的瓦解,甚至是真正民族主义的瓦解。整个事情都肇始于“资产阶级迅速增长的对国家机构和权力的敌意”。

  

   资产阶级的统治导致了阶级的瓦解以及暴民与大众的出现,这为极权统治的组织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不想涉及对该推理所牵涉的复杂联系的分析。我只是想简单地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旦获得权力,极权主义不会导致民族国家、社会阶级或民族主义的瓦解,所有这些都将继续存在于极权主义的矩阵中,并且将相当成功地在这个矩阵中存活下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极权主义真正的基础是“由相互协作的、世俗的固定职业者(job-holders)和除了私人生活安全之外什么都不考虑的来自善良家庭的成员组成的大众”。(体现了犹太人的价值:生命是最高形式的善!)为了私人安全,事实上他们愿意为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奉献一切。

  

   观察在多大程度上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符合这个预先建立起来的构想是一件非常令人着迷的工作。艾希曼一个典型的、“普通的”、世俗的政府职员,对他的家庭很好,对任何思想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并且完完全全只关注自身利益。对阿伦特来说同样非常方便的是,为了一己私利的艾希曼在相当焦虑地建构一副与自己相近的形象。当这一形象契合阿伦特的论点时,习惯怀疑的她似乎非常焦虑地借用各种证据来支持艾希曼的陈述(尽管她承认他是一个说谎者)。

  

但甚至是她自己的解释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从本性上看,年轻的艾希曼看起来唯独不是一个好的政府职员。甚至也无法证明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没有被反犹太人的思想触动,即便他有犹太人亲戚和所谓的犹太人情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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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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