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史华慈: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20-03-05 2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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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史华慈  
阿伦特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人对雅典的政治生活感到深深的不满?有人会说——正如已经有人这么解释了——他们代表了“反动的利益”,但是阿伦特非常尊重两位先哲,所以不会接受这么一种肤浅诡辩的解释。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由于他们生活在雅典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之内,他们非常清楚公共领域无法摆脱个人利益、卑劣的阴谋以及某些被称作诡辩家的人的掌控?他们能够看到,雅典人不仅仅“为荣誉而竞争”,他们也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如果这些关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状况可能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对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存在的肮脏腐败与阴暗诡计——阿伦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能说些什么呢?

  

   阿伦特试图维持她对“公共事务”的崇高看法,其手段就是从不讨论这些事务的真实情况。对她来说,涉及公共事务的议题仅仅为伟大的行为和言语的发生提供了契机。当然,当谈及公共事务的内容时,人们就会马上意识到这些事物所关怀的诸多非政治事件。有人可能会认同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会超越对特殊利益的关注,并且发出代表更普遍利益的声音;有人或许会拒绝教条的政治“集团利益”理论;但事实依旧是,对“公共事务”的考虑绝不可能与“政治领域”内外利益的冲突相分离。

  

   另外,与阿伦特在作为必需性领域的“社会”和作为自由领域的政治之间清晰的二分相反,深深陷入公共事务的人们能够完全意识到,正如在人类的非政治交往中,自由绝对不会不被体认一样,必需性所占据的不幸的分量给人们的行动带来了巨大限制。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麦迪逊——阿伦特不断让他们穿着罗马长袍沐浴在“公共福祉”的氛围中——经常在面对一些议题时陷入深深的困境。他们两个人都非常清楚公共事务中利益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特别是亚当斯,由于他继承了严肃的加尔文主义遗产,所以他绝不相信仅仅参与政治生活就能够将人提升到“公共德性”的高台之上。

  

   在提供了限定性条件和否决性条件之后,人们也没有必要否认阿伦特称之为“公共福祉”的存在。政治生活经常使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感到非常满意,但无法保证做出如下假定:那些最享受公共福祉的人对公共德性来说必然是最高贵的人。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目的和手段之间都存在复杂关系。有人可能会感到——与阿伦特的判断相反——政治领域对人类的其他目的是功能性的,但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并不等于否认它能够变成深刻意义的一个来源。军事生活,甚至是工作和商业生活也和政治生活一样能够成为深刻意义的来源。

  

   如果我们必须拒绝这样一种幻想,即“公共领域”为人性的弱点提供了一个避难所,那么人们怎样评价阿伦特对“政治”一词的独特界定?这种界定使得“政治”与统治毫不相干。在多大程度上,雅典共同体的议程会对雅典非公民和奴隶的统治地位问题感兴趣?又在多大程度上对雅典帝国的统治感兴趣?从阿伦特理想化的对待罗马帝国的情况判断,人们猜测她会将雅典帝国(她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帝国)视为平等人的联邦。但是,即便是仅仅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有一个粗浅的理解,就会发现该书揭示了许多雅典殖民地接受自上而下严酷统治的程度。罗马共和国时期,集团之间为了权力相互斗争以致两败俱伤,最后明显的结果便是一个集团压倒另一个集团获得统治权。但这些历史都没有引起阿伦特的注意。事实上,历史上大多数时段和地区的统治集团成员,尽管把彼此视为地位相同的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对统治权的共同关注就不复存在。阿伦特甚至暗示,比起统治其他人,政治精英对保存他们自己的自由更感兴趣,[20]人们一定会通过观察得知,所有人类经验都与她的结论相反。

  

   同样,阿伦特在权力与暴力之间做出区分,但精巧且令人信服的分析并不能够消除两者之间密切相关的事实。在雅典、罗马或其他地方的政治权力尽管没有以暴力为基础,但是在实现其目的时,也必然求助于暴力。在崇拜古典政治的荣耀方面,阿伦特的前辈——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承认古希腊罗马公民德性与物质德性并存在程度上绝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阿伦特自己也在著作的某些地方指出,肢体抵抗的防御性暴力是公民德性存在还是缺失的最清晰标志之一。

  

   人们能够继续详尽地思考阿伦特“政治的宗教”,该宗教坚持二元论的划分,将“政治领域”视为善的领域,将“社会”(Society)视为恶的领域;现在我们将要转向考虑政治的宗教与阿伦特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看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阿伦特所拥护的对古典崇拜的德国变体中,存在着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辩证对立的传统。因此,考察阿伦特关于希伯来精神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种传统将会非常有趣。

  

  

   阿伦特并没有将古代世界政治生活衰落的首要责任归于希伯来精神。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整个后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传统共同促成了政治行动生活向赞美沉思生活的关键转变;随后,基督教紧接着它们出现了。然而,基督教也是旧约传统的继承者,特别强调对“生命是人类诸善中的最高形式”的颂赞——我们将会发现,这是一个最为不幸的贡献。

  

   阿伦特关于犹太人的核心观点可以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发现:

  

   人们需要牢牢记住,缺少政治能力和判断是由犹太历史的独有本性引起的——这是一段没有政府,没有国家,没有语言的民族历史。犹太历史提供了一个民族的特有景观:说它独特,是由于该民族的历史开始于一个界定十分清晰的历史观念,并且非常有意识的要在世俗世界实现一个周密详实的计划,从那之后的两千年以来,在没有放弃这个观念的情况下,避免了所有的政治行动。比起其他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政治历史更加依赖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在不同的角色之间犹豫不决,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21]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阿伦特对“政治行动”的价值看得非常之重,因此我们能够评估上述控诉的总体分量。她不仅仅是在指责犹太人缺少审慎的态度;她也是在指责他们对生命最高形式的善采取一种故意漠视的态度。

  

   这一原罪是在何时犯下的?有人必会认为,当国家已经被摧毁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团体在巴比伦设法存活下来之时,这一罪行就已经犯下。这种的罪行基于一个预设——即便已经失去了政治灵魂,犹太人仍然拥有被他们视为一个优质集体生活所应具备的诸多要素。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导致这一关键抉择的、对高尚生活的希伯来式理解?

  

   阿伦特并没有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分析犹太人的内在生命上。她主要关注的是犹太人在他们生存的世界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但是她要表达的意思却非常犀利并且毫不含糊。我们得知,古犹太教将“生命作为最高形式的善”,而恰恰是在这点,希伯来人与古代异教徒的路径产生了决定性的分歧。[22]“生命”意味着野蛮的、生物意义上的存活;它关系到食物、住所、身体的舒适和后代的繁衍等。我们得知,“《旧约》里面没有任何思想比古代经典中的思想更加轻视纯粹生计的烦恼与劳苦,轻视工作和生育孩子”。[23]由于古代犹太人紧紧地与生命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不理解希腊人将有缺陷的婴儿抛尸荒野的原因以及认为不健康的生命不值得继续存活的观念。

  

   对纯粹生计的强调很自然地将犹太人与“技艺人”视为同一类别。基督教接受了犹太人的这种态度,“工作本身就是对维持生命进程持续的必要性活动,至少部分地摆脱了古人所持有的那种轻视”。[24]确实,人们可能会说犹太的上帝是一个“技艺神”(deus faber),他完全不同于奥林匹亚山上为了荣誉和光耀而展开竞争的光芒四射的诸神。在城邦/家庭的两分中,犹太人完全选择了阴郁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家庭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源,而犹太人则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原始祖先。从阿伦特的沉默中也能看出,与基督教不同的是,犹太教没有对生命中沉思的一面做出任何贡献。

  

   一些人提出的某种可能性——古代犹太人的思想可能对现代政治思想做出了一些贡献——当然不被阿伦特所接受。在讨论美国革命前新英格兰清教徒地方政府的制度时——当然,这些制度是阿伦特热情赞美的——她觉得有必要观察到“如果说有些理论影响了早期美国历史上的契约和协议,那当然指的是清教徒对《旧约》的信仰,特别是对犹太约法(Covenant of Israel)概念的重新发现”。[25]但是,阿伦特没有接受这一令人难以下咽的可能性,她宁愿选择相信《五月花号协议》的产生无论如何都不应归因于受“理论的影响”,并且认为该协议基本上是对一系列事件的逻辑做出的回应。随后她使我们确信“这些包括‘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在内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影响和运动,无论如何也没有对革命中人的行动和思想产生影响”。[26]

  

   通过对纯粹生命的神圣化以及对作为一种价值的工作的赞美,犹太教和基督教携手为技艺人和劳动人(homo laborans)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由此,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犹太人的原罪,他们注定在近代社会扮演一个更加不幸的角色。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富有的犹太人——根据阿伦特的说法,这些人是犹太人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变成了民族国家的金融债权人。但是我们得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或者任何对民族国家的特别忠诚。他们的经验不会使他们为以上两种选择做好准备。他们仍然仅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s),其主要任务是在他们自己人和权力之间苦苦做周旋和调节。尽管他们可能会在民族国家内以及后来的金融国际世界中运用其金融影响力,从而掌控真正的权力——这与反犹主义的狂想中描述的犹太人形象比较接近——但实际上他们对政治权力并不感兴趣(从阿伦特的描述看,这不是恭维)。至多,他们关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绝对统治者所行驶的独裁权力。“罗斯希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在犹太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宗教和精神传统的旧有联合”。[27]

  

   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被这些世俗的领导人从头到脚控制着的观念只是阿伦特的假设,似乎并不需要证据证明似的。如果做出其他一些假设,就无法适应她的框架。尽管这些犹太民族的领导人是专断的,然而他们在使作为社会内分散团体的犹太人长久维持其存在方面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即便当他们自己开始践踏同化的路径时。当他们有绝佳的机会在欧洲事务的广阔天地中获取权力时,他们却选择继续仅做犹太人的领袖,这只能从以下事实来解释,即他们终究是共享了犹太人倾向自我保存的内在本质,这也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特点之一。

  


所有这些造成的一个可怕的结果便是犹太人不愿意在民族国家健康的“政治领域”中扮演任何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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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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