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夙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历史学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历史学迈出的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开始的。中国历史学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推动新中国历史学持续发展。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的规律性内容，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没有批判就没有建构，反之亦如是。彻底批判、摒弃、清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及其影响，是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一、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奥秘，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1949年7月1日，郭沫若任主席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研究会的宗旨，首先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国历史学界也不例外。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在会上作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报告。在他看来，“新纪元”的主要标志，是“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但是，以往的中国史学只有天命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而用唯物史观这“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史学整体上的指导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却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这自然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历史学家像对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向各界人士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1951年9月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12位知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同时还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真等到北京大学作报告。此事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提出，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一个好的起点。他希望大家要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周恩来的报告，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鼓舞，坚定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信心。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首先从教育界开始，但很快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和整个知识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史学家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思想改造运动历时两年，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尽管有的做法比较粗糙，有的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项工作适应了知识分子，也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帮助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陈垣、吕思勉、吴晗、罗尔纲、杨向奎、童书业，以及赵俪生、杨荣国等史学家纷纷撰文，畅谈与唯心史观划清界限，提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能力的收获，“就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经过这一系列的运动与学习，大家都有极大的进步，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初步地改变过来，初步的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著历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初步确立，为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9月21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时，作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认真研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认真学习苏联历史科学发展的经验和重要结论等决定。1954年2月，毛泽东倡导创办的《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那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和《历史研究》创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为迎接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推动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在1951—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3卷。
1953年，经中央批准，将中央俄文翻译局与中宣部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尚未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仅出版了几卷。1961年，人民出版社在解放社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编辑并公开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以使史学工作者“能够集中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这对于当时深入、系统学习唯物史观对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革”结束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拨乱反正，首先从史学理论研究入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革”中遭受摧残，他们痛定思痛，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更加自觉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推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健康发展。大家深刻认识到，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去研究史学理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新版本、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专题汇编的新版本相继出版，为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013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出版，这本著作“比较展开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解读精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15篇关于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同时，解读了精选的毛泽东的10篇关于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思想等。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引着中国历史科学的现实和未来。
二、重视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性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是“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研究，不言而喻，批判性的研究作为原创性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前瞻性研究的结合，在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清除其在中国史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宣扬种族优越的“欧洲中心论”，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推波助澜，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史学的核心理念，长期在西方史学占据统治地位。为突出日耳曼民族的“至高等级”，黑格尔将世界民族分为“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他认为，世界历史虽始于东方，但中国还不是世界历史民族，中国所以能够走进世界历史进程之间，只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关系和我们研究的原故”。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文明犹如“空气”，是静止的和没有深度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火”，火在对立统一中超越自身，不断完满。他还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兰克晚年曾口授《世界通史》7卷，其内容也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
“欧洲中心论”使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49—1950年，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3卷本《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谷城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他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6大古文化区的阐述，努力凸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仅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继《世界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仍在继续。1961年初，他连续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强调“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而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极力宣扬“欧洲人高于世界其他各地的民族”。现在，“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周谷城拟参加复旦大学新的《世界通史》撰写时，重申了他的《世界通史》的体系，对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思想表示反对。
西方史学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1964年，吴于廑用“整体史观”的思想，对这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吴于廑还通过远古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通过对兰克、巴勒克拉夫等史家思想的研究，精辟地概括了“欧洲中心论”的真谛：“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西方史家从不把“落后的非欧洲”写进史书，如果写，“也是用以反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这样的历史观不仅支配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史学家，而且也影响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改革开放后，除周谷城、吴于廑外，陈翰笙、庞卓恒、何兹全、郭圣铭、罗荣渠、王绳祖等史家都积极参加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史”必须揭示出世界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揭示出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的发展方向。历史研究要破除“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要以什么新的“中心论”去取代它，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恢复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彼得·F.德鲁克曾撰文说：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大变动之中。这场变动不再局限西方社会与西方历史。事实上，这场变动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是：不会再有真正的‘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但是，德鲁克却强调“后两者都已经‘西化’了”，而且他认为“西化”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已经扩及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如何评价德鲁克的“西化”论似可讨论，但毋庸讳言，“欧洲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欧洲中心论”正是中国史研究“西化”的具体表现。旗帜鲜明地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仍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得到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这些研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往往超出一般意义的“历史学”范畴，表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内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广大史学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表现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同时表现出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如1954年开展的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理论的批判；21世纪初，对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批判；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提上日程，其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清除和批判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要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这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的批判，当时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如何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等。
1955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的文章《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较系统地分析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文章认为，“胡适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再加上陈旧的进化论”。“为了反对历史唯物论，胡适首先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抹脂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让唯心论者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从唯心史观出发，“胡适否定客观条件对人类意识可以起任何决定作用”。“胡适又企图用陈旧的进化论观点来反对历史上有突变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他说历史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在胡适看来：‘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史学方法，“胡适自鸣得意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的假设与求证，与胡适的假设与求证毫无共同之处。科学的假设是指待证的真理，而胡适的假设是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求证是真凭实据，而胡适的求证是歪曲、涂改乃至捏造证据”。当时报刊上批判胡适唯心史观的文章并不鲜见，仅以《历史研究》为例，在1955年第2期发表有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田余庆《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1955年第3期有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蔡美彪《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胡适派反动的历史观及其流毒》、梁从诫《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和捏造历史——在批判胡适历史观点讨论会上的发言》；1955年第4期有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1955年第5期有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6年第6期有齐思和《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等。对胡适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学习、普及、宣传唯物史观，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通过学术的和社会的实践，深入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改革开放后，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大量介绍到国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西学热”。其表现之一，是所有在西方有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几乎都有中文本在内地出版。这就不可避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曾集中对20世纪西方新史学思潮、克罗齐的史学理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马克斯·韦伯的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史学活动及其影响、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爱德华·卡尔历史思想、爱德华·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与方法，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进行了评述性的研究，同时还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展开批判。
《东方专制主义》在1957年出版后，在60年代、80年代多次再版，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广泛的影响，中译本在1989年9月出版。魏特夫在书中提出“治水社会”理论和“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用“治水社会”体系，代替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攻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集中阐释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和纪律，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他污蔑新中国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魏特夫公开声称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填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与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时因理论上的贫乏而造成的“真空”。该书即是“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中国史、世界史学者撰写论文，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史实上的错误、理论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意图等。1997年，李祖德等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出版。编写者摆事实、讲道理，指出了魏特夫在中国先秦及两汉史、古希腊史、印度古代史中的大量史实错误，除揭露其反动的政治意图外，着重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揭露“东方专制主义”的荒谬，因而有更强的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一些西方理论家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永恒的胜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内趁机抬头。这一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比较，诬称中华文明“愚昧”、“丑陋”、“充满奴性”，否定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散布“告别革命”、“否定革命”论，否定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鼓吹“全盘西化”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以“解密历史”、“还原历史”为名，对客观历史事实“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抽象化，去“重写”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都是唯心史观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2014年1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认识误区及其在现实生活的表现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就如何治史护国、拒绝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研讨。2015年第3期《历史研究》刊发了“历史虚无主义评析”笔谈，“编者按”写道：“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现象。它与民族虚无主义一样，在中外历史上具有长期的流传脉络和诸多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对孪生联体思潮，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几起几落，多有表现。对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剖析与批判。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集中批判，始于2005年，至今恰好十年。学者们一致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并在近一二年出现一些新变种和新动向。”对这些“杂音”，中国史学界不能失语，这也是至今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仍方兴未艾的原因。
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性和实证性
史学理论研究，顾名思义，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或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即是对历史矛盾运动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或是对史学发展中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规律性内容的研究。就一般意义的“理论研究”而言，认识主体的理论思维，更多地是通过逻辑抽象的方法展开。但是，“史学理论研究”，则有其特殊性，即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性”，既要通过“理论思维的逻辑抽象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来，但又不能脱离实证的“历史方法”。“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既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又不能脱离历史学科实证的特征，“论从史出”而不是相反。这样，如何正确地理解主体性和实证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70年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整体上始终与时代同行，不曾脱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主题。在中国史方面，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五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讨论和论争。除了这五个问题（“五朵金花”）外，当时论争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20世纪末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1400万字，第1卷《中国通史·导论》，即为史学理论卷，重点探究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9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问题，编写者指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过去我们研究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只重视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生产关系，对于同时并存的生产关系，对于基本的生产关系跟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注意得不够，我们希望能不断改变这种状况，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会有重大意义的”。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集中阐释，以及这些问题在中国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通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水平。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成就及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代表作；欧美和亚非国家的史学史研究；历史哲学和历史认识理论研究；跨学科方法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如口述史、城市史、妇女史、心理史、思想史、生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此外，还有对年鉴学派、全球史、网络—信息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重要史学思潮或流派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并非是对外国史学重大理论问题、前沿问题的“追踪研究”，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础性研究。
欲加强当代中国世界史的理论建设，须臾不能忽视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吴于廑早在1964年首先提出了“整体史观”思想，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探究，1990年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卷首长篇导言《世界历史》时，系统表述了“整体史观”：“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是一个机械的程序。“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吴于廑“整体史观”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丰腴而广阔的土壤中，对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生产力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出现重大转向，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描述。克拉克爵士在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提出,历史学不能止于描述，而在于作出判断。“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世纪之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修订第7版问世时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毋庸讳言，无论对历史进行“判断”、“评价”，还是“提出新的疑问”、“给出新的答案”，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的作用,史料是不可能自发地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种转向在国际史坛的直接影响，是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在中国，则是历史认识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内已有多种研究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以百计。这些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科学的历史认识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同时主张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这些对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显而易见，如何提高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我们仍有许多事情要做。20世纪末，林甘泉曾撰文写道：“总结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开展史学的主体性的研究，无疑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加强和优化史学的主体性，是开创历史研究新局面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现代的史学潮流走”。在20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和思考新中国7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时，重温林先生的话，仍有现实启迪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对历史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主体性”或“主体意识”仅仅理解成历史认识中个人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个人情感、性格气质的体现，显然是不够的，这些“个性”只能是“主体性”的内容之一。新时代赋予了“主体性”更丰富的内容，那就是除却个性之外的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历史认识主体实现其主体性的“途径”，不是随心所欲的“个性”张扬，而是个性与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的统一。这里的科学性，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分析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伟大的认识工具；时代性，指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的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认识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性，指立足中国、关怀人类，使历史认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历史认识要自觉地和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虽然较好地践行了“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但在加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方面，今天仍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的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做到“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反映”是阐释认识本质的一个重要概念，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反映“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行为”。所有这些，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历史研究实证性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始终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定会有新的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要铭记“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他还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如何站在正确的历史时空坐标中，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这些都有待通过史学理论研究，作出科学的系统的阐释。新中国70年，史学理论研究成就斐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它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必将书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作者于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