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民:父亲的头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7 次 更新时间:2020-04-15 09:57

夏新民  


夏新民 (一名:琴台散仙)



父亲的头发



很多年前,积玉桥家斜对门周家的婆婆突然去世,父亲曾回家感叹说,周家婆婆走得好快,没给家人添麻烦,自己也不受罪,痛快。周家主妇,说是婆婆,故去时,其实还不到60岁。头一天,她还好好的,第二天说走就走了。她家是炭圆铺,卖炭的。她个子高,嗓门大,皮肤白皙,风风火火。往她家里望去,地上墙壁,一片黑黜黜中,白鹤一只,亭亭玉立,反差鲜明。

在积玉桥街,从我们家出发,不到5分钟的步行路程,有三家炭铺,周家的除外,还有靠近一马路的张家,中山路上的万家。周家炭铺主人的身世,我不熟悉,原因是她们家的孩子大,不是我儿时的玩伴。积玉桥街上的人家,大多是有故事的。听故事的,讲故事的,都是相互熟悉的人。周家离我们家距离最近,情感最远。万家的两个堂兄弟和一个堂妹,万文辉、万文汉、万小妹,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他们家有一独栋的两层楼房,白墙黛瓦,临街阳台,是中山路积玉桥街上最显眼的建筑之一。文辉小名美美,是我儿时好友。我经常去他们家玩,对他们家昔日的富裕,有印象。张家的二儿子张耀衡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八十年代搬家,和我的父亲成为邻居,我才知道,那位终日在积玉桥街炭圆铺蹲在一角,弓着背,旋转着大竹簸箕,制作炭圆的老头子,当年曾是远征军中的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驰骋中缅战场,际会风云。

父亲的离去,与周家婆婆一样,也很突然。记忆中,他一辈子都没有住过医院。他在母亲故去一年多后,随之而去。在此之前,他每天行走在水陆街与积玉桥文化宫之间,往返好几里路,健步如飞。而更早时,他退休后不久,60-70岁期间,还曾在紫阳湖区体委的游泳池去当过救生员。这是我同学看到后告诉我的。我以前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会水?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游泳池游泳。我们是长江边长大的野孩子,那50米长的一池静水,承载不了野孩子们自由的身躯和心灵。

父亲是因心血管疾病,造成急性肾衰竭,住院不到1个星期去世的。就诊期间,他住临近人民医院的水陆街大妹家,六楼,没有电梯,我抱他上下楼时,感觉很轻,但又沉重。父亲因我抱他,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父亲去世时,八十三岁,是那个年代,平民家庭中高寿的人。去世之前,他有一口好牙,能吃干炒蚕豆。更让所有认识他的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年过八十,仍一头乌发,令人惊奇。



在我的少年时代,积玉桥街上贪玩的男孩子们,对他们的父亲,多有几分敌意,我也没有例外。

我的敌意,不是因为父亲的成分。儿时,我对父亲的经历知之甚少。直到现在,也不是完全清楚。初中毕业,中考需要填成分时,我才知道他曾经是国军的一名军官,旧军人。这个成分,对于贪玩落后,不求进步,没有想到过将来要上大学深造的学生,不具备杀伤力。父亲在我儿时,从来也没有教过我,也很少带我出去玩。我的“敌意”,是因为父亲是积玉桥街上大男孩们的笑料,这让我很难堪。这些大男孩们,很多是父亲的学生,他们见到我时,说夏老师跳高,屁股,不,臀部,老是擦杆。父亲在积玉桥小学教历史,偶尔代课,也教过体育。我在他们学校,亲眼目睹过这一幕。那是沙坑,两边木架上横起一个竹竿,杆高1米30,父亲助跑,风驰电掣,跨越式跃起,竹竿随之落下。父亲说,臀部擦了一点。他卷土重来,竹竿下落高度5个cm,再跑,我在一旁紧张得要命,周边调皮学生模仿父亲的腔调,齐声喊道,“臀部(tun),臀部。”父亲故伎重演,竹竿应声而落。怎么会是tun(臀)部呢?我们积玉桥街上的人,老幼无别,只知有殿(臀),不知有臀?我们都是念殿的。这个臀部,读起来很别扭,让积玉桥街上的孩子们笑话了好多年。

父亲当年怎么不跳“剪式”呢?像郑风荣一样。那样的话,即便擦杆不过,也与臀部无关啊,

父亲曾跟邻居讲过,他的一个学生名字中有一个燚字。那是第一次上课,点不上名字,会让学生笑话的。父亲查了字典,读出了“yi”字音,这让那位学生很服气。

新政之前,积玉桥小学是圣母玛利亚教堂。儿时,我在教堂里看到过很多修女。她们穿着黑黑的长袍,站在白墙中间的栏杆上。那是不足1米宽的木廊,延着四壁,悬挂在墙中央。我感觉那些修女,好像是贴在墙上一样。以后教堂改成大礼堂,我也去玩过,与儿时玩伴在大礼堂的地下室捉迷藏,修女们早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以后,父亲因历史问题劳教,去了我不知道的地方。回来以后,到得胜桥小学教书,我去积玉桥小学的时间就少多了。



父亲单独带过我一次远行访旧,记忆中,那是我少年时期唯一的一次。

那时,我读小学高年级,他劳教回来,带我去了鲁巷,一个我儿时感觉非常遥远的地方。

我们步行到汉阳门,在15路公共汽车起点,乘去关山方向的车,鲁巷是倒数第二站。

汽车是涂上红色的“大鼻子”,引擎在车的前方。车厢内,是窄木条搭成的长条座椅,延着车辆长度方向置放。两边的乘客,相对而坐。你如果在车辆行进过程中,浏览车外的风光,脖子需要向窗外扭去,几近90度。文革期间,我才知道,这是改装而成的车辆。它原是朝鲜战争缴获的美国军车,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道奇”车。

那时的鲁巷,公路两边是一片农田。我随父亲来到一家农舍,黄土泥墙,茅草屋顶,木门木槛。

我们到达时,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们在屋内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吃饭聊天。谈话之间,我才知道,父亲和年轻的主人,老家都是鄂城华容镇夏家村人。年轻人是我们夏家的远房亲戚,富农子弟,高才生,大学未取,回乡务农。

晚饭后,父亲和主人意犹未尽,两人又撇开其他亲戚,仅仅带上我一人,到屋外的田埂上散步,边走边聊,神秘兮兮。他们讲的,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又听不懂的词语,“斯大林,二十大,赫鲁晓夫,个人迷信,南斯拉夫,阿尔巴里亚……”

我小小耳朵听到的,更多的,是农田远近中传来的呱呱的蛙声。

记忆里,父亲50年代以后,从来都没有回老家去过。

父亲去世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民国出版的《茶花女》,其翻译者夏康农先生,也是我们鄂城华容夏家村人。他是留法学者,学农的。文革期间,我读过这本书。其中,《茶花女》的译者序,当时读到,印象极深,至今都能背出部分段落。

“爱与死是两个伟大的艺术家,一切人间的丑恶经过它们的手都会改头换面,又是庄严的裁判官,一切人间的价值走到它们座前都会低头不语。”

“想紧闭这些小鸟,试看,修道院的城墙不够高深?母亲的枷锁不够坚实?宗教的责任感不够持恒?……但她们怎么抵得住青年男子隔着篱笆吹来的一声声的哨声?”

……

近查鄂城名人志,这个家乡夏家村的夏康农先生,民国学者兼翻译家,竟然不在其列。父亲生前,我要是能问问多好。他知道这个人吗?



记忆,无疑是人类生理现象中,最具选择性的品质之一。而这种选择,随着年龄、经历和环境的变化,又会发生偏移。

阅读也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阅读兴趣与倾向。

我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到过我们家里的一个小木箱,三年灾害时期,用于存放大米、灰面、五谷杂粮和贵重物品。其中的一件“贵重物品”,是一个小布包,装的是父亲的“交待材料”。我打开过,里面厚厚的一叠纸,有十几张吧,写满密密麻麻的字,估计有一、两万字。

我匆匆地看上一、二页,便急忙包上。那时,我更关心的是木箱中的生米,而不是父亲的历史。

我从那一、两页文字,以及尔后多年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话中,大致了解到,父亲出身穷苦人家,很早就被家人送往武汉的中药房学徒,从给东家孩子端屎倒尿做起,以后学徒毕业,成为药铺的伙计。

那时的药铺伙计,又专业又热情,认识不少中草药材。也大都偷偷学艺,知悉不少验方、偏方和土方。顾客来了,多会根据患者病况,主动提出各种治疗建议。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毅然从戎。以后自学成材,成为一名国军教官,这期间,去过大后方恩施。


六十年代的初期的某天,父亲刚刚50岁,一夜之间,满头乌发,寸草不留,全部脱掉。那是夏季,不能带帽,灰白的头皮,毫无光泽,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再次成为积玉桥街上大孩子们的笑料。

在积玉桥街,桥头到一马路短短的距离,有三个药房,分别是对门的济强中药房,斜对面的西药房,靠近一马路的范医生家里的家庭药房。这三家药房,以对面的济强中药房规模最大。我印象里,它是仅次于老武昌城内,司门口的“刘有余堂”,保安街上的“天宝元”、“香山堂”、“体仁堂”等几家中药房以外,武昌地区最大的中药房。父亲经常去这家药房,与药房的掌柜及伙计们都很熟。与范医生也很熟。

但这次尴尬,持续时间并不长,父亲在对门的济强中药房,买来各种中草药材回家,母亲帮忙熬药,几个疗程下来,父亲光秃秃的头皮上,竟然又长满了乌发。



第一次听到外人对父亲的赞许,是在1965年,我读初三,在我的同班同学尼姑家里听到的。

尼姑的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你是夏老师的儿子啊。你爸爸年轻时,一身军装,好英俊。他是积玉桥街上有名的美男子。”

尼姑姓彭,我初中好友,班上的文体积极分子,全校男生中最英俊的学生之一。

他们家弟兄姊妹,六男一女,分别是和尚、道人、尼姑、小妹、沙弥、小弥、弥弥。他是老三。六个男孩个个英俊。

道人、小弥,和弥弥,都是武汉京剧团的专业京剧演员。道人是京剧《奇袭白虎团》中杨有才的扮演者,和尚和尼姑是京剧票友。

彭同学母亲的眼光是很挑剔的。她说的父亲军装在身,那是四九年以前的事。我在家,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照片。

这是父母一辈的人,对我父亲的评价。我听到的第二起对父亲的赞许,是同辈人,沙湖猴良讲的。

猴良也是父亲积玉桥小学的学生,大我3岁,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儿时印象中,他在武汉三镇的江湖地位,相当于七侠五义中的北侠欧阳春。

猴良当众说起我是夏老师的儿子时,颇有敬意。我感觉积玉桥街上的比我稍大一点的玩字号哥们,顿时对我刮目相看。

父亲对人说过多次,他以前的学生中,凡属顽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走上社会以后,都对他特别尊敬。小调皮,小尊敬。大调皮,大尊敬。

我最后一次见到猴良,是2000年前后,在化工研究所,我的好友柳同学的实验室里。他当时六十余岁,高高的,一身皂装。一头油光黑发,长长的,披在双肩之上,一派文艺风范。他是柳同学的初中好友,后来留级,不读书,走向了社会。

中午,三人一起到附近的餐馆吃饭。我们刚刚坐下,遇到了我在汉阳钢厂的老同事,转炉车间的,也是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玩字号的著名人物。他上来和我及猴良搭讪就走。他认识猴良,猴良不认识他。等到我们吃完饭去结账,酒店老板说,那位老同事已经结账了。

文革期间,猴良在武汉三镇曾引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三年以后,父亲再次成为我同学们的笑料。但这一次,是善意的。

那是1968年,上山下乡之前,文革已经只是少数人醉心的运动,我周边的绝大多数中学生,已经成为逍遥派。我的几位38中初中同学,离开各自学校,相聚一起,玩起了一场年轻人常有的荒唐游戏。

记得那天参加的有刘同学、余同学、姚同学、高同学、肖同学等几位。那天肖同学拿来一只小口径气枪,约我们上城山去“打猎”。

城山,是老武昌城的一道天然屏障,与中山路平行。老武昌城的城墙随之展延。武昌城的城门之一,草埠门,在其山余脉与得胜桥街交汇处。儿时,我们在此处游玩,还能看到当年城门残存的痕迹。

我们来到城山十四中北坡处,肖同学看到10余米外,有一只黑色老母鸡,缓慢行走,便抬起气枪,扣下扳机,那老母鸡随之中弹。它没有叫,也没有即刻倒下,只是卧伏在地,可怜的一双眼睛,望着我们。

肖同学走向前去,将母鸡的头颈一拧,掩埋在其翅膀之下,装进他随身所带的书包之中,它仍然一声未叫。

那老母鸡约莫3斤。在什么地方处理“战利品”呢?几个同学商量,我家父母不在家,去我家烹饪比较方便。

等到在我家一楼公共厨房烹制完毕,端上一大脸盆萝卜烧母鸡,到楼上房间桌上摆好,准备开席之际,父亲突然回家,闻香而至。

同学们纷纷让坐,要父亲尝尝。

父亲捻上一块吃进,问,“这是什么?”

高同学急忙接上,“野鸭子。”

父亲说,“好肥的野鸭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恩施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特别好吃,除了尾巴内脏,都能吃。几句说完,便离席而去。

父亲下楼后,同学们憋了老半天的笑声,突然爆发,“好肥的野鸭子!”。欢声笑语,伴随着美味,一直不断。以后还被余同学,模仿父亲的音调,带进38中同班同学中,嬉笑多年。

多年以后,我才想起,父亲老鼠肉都吃过,难道会分不清家鸡与野鸭?他是否觉得年轻人的荒唐与错误,实属正常,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时间是整治错误的最好良方。

何况余同学刘同学,是我初中班上的好学生,两人都有良好的家教。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父亲陆续在《文史知识》、《武汉晚报》上发表过几次豆腐块文章。这也许是他晚年生活的调剂。那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年代。生活简朴,精神丰富,充满希望。但那时,我为工作,为生活,为我的小家,终日奔波,充实忙碌,始终没有把父亲的历史和“豆腐块”文章,放在心上。

直到新世纪来临,我和我的一位朋友谈起,我刚参入研制过的,国外的一个民用产品,国内还很罕见,我预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产品,会走向千家万户,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十几年后,这个产品,果然走进普通人家,这是后话了。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讲起,八十年代,我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的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附加值极高,市场容量虽不大,但如果有高人青睐,也是可以做起来的。我与朋友闲聊,突然想起了父亲的头发。我说,我亲眼目睹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的头发失而复得的场景。父亲是自己配方,到对门济强中药店抓药,母亲在家熬制,服用后,重新长满一头乌发,一直到八十岁,还是黑乌乌的。我讲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章光101”在市场上风靡一时,父亲竟然没有向我谈论他的生发药方。我也没有关心。以后,直到他去世,我都不知道,这个中草药配方是什么?父亲是怎么得到的?这是他个人的治愈案例,还是有他知道的其他类型?

朋友当时听后,大为叹息。他认为,我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发财机会。

到得晚年,我想起了父亲的诸多往事。我才觉得,没有将父亲的药方,父亲的“豆腐块”,还有更早,我在家里看到的那包“交待材料”,保存下来,是我们家很大的损失。这不是因为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人老了,我对身外之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是因为,前者的治愈状况,非常神奇,也许可以给社会上部分脱发患者,带来惊喜。而后者,它是大历史中的个人记忆,对于我,我的后代,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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