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4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09: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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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  
从而导致相互隔绝与全球经济繁荣的严重衰败。所谓“积极的秩序”是指通过联合行动进行合作以实现所有各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是一种“积极的秩序”。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不同范围、层次下的国家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秩序目标或秩序形式呢?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如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理念,不仅是回应全球化深入发展下的国际现实,也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意姿态,更不是纯粹的“做慈善”。这一国际秩序理念是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而提出来的。事实上,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损己利人的政策往往只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猜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尽管他们也存在以推动民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对外政策,但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原则。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说,国家永远把安全和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因此合作是有限度的。

   因此,不要说纯粹的利他主义,就算是能够同时获得收益的国际合作进程中,奉行现实主义原则的国家也会更多倾向于斤斤计较,即谁得到更多———也就是所谓的相对收益的问题。一种完全的利他主义外交政策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质疑,因为它不符合国家首先服务于本国人民的利益这一基本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是中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理念,那么就必须将它精心地设计为一种具有高度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外交政策体系。

   在设计这个体系时,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下,中国追求与国际社会的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明确这一原则,不仅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疑虑,也有利于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虽然中国已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实力、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国内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要求中国奉行完全的利他主义,只依靠中国来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公共产品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持续的。事实上,捍卫国家利益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习近平主席也做过类似的表态,“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奉行的是正确的义利观,追求四个方面的统一:

   第一个方面的统一是成本与收益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肯定是有成本,而且是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才能达到的宏伟目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一定是项目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就以“一带一路”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例,该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球的38%,人口总量占全球的62%,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球GDP总量的31%,其中只有18个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大包大揽的。因此,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以及其他命运共同体的进程然繁重。要求中国奉行完全的利他主义,只依靠中国来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公共产品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持续的。事实上,捍卫国家利益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因此,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大包大揽的。因此,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以及其他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必须战略上积极、战术上慎重,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将好事办好。不计成本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个方面的统一是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的统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兼顾投资国和对象国的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说,给它修一条高速公路,不如给它建一个学校、医院、乡村小路可能更好,更符合它们的短期收益。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样一些设施可能短期内没有什么经济回报,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增强民心相通和政治互信。近年来,中国先后派出多支眼科医疗队赴柬埔寨、缅甸、老挝、斯里兰卡等国开展“光明行”活动,派遣短期医疗队赴斐济、汤加、密克罗尼西亚、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开展“送医上岛”活动,这些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当然,符合对象国长远发展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些项目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盈利。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它们发展起来也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和扩大中国的国际市场。以中国—老挝铁路的修建为例,它承载着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联国”转变的梦想,也是老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的开通,将有力促进中国和老挝两国的经济、社会交流,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

   第三个方面的统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统一。这意味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既需要防止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牺牲经济利益,也需要防止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损害长远的战略利益。委内瑞拉高铁建设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委内瑞拉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这是中国企业投资委内瑞拉高铁建设的政治背景。但是,良好的政治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考虑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只有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情况,才能把好事办好,才能真正有助于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过来,更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

   第四个方面的统一是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统一。我们不能只考虑本国利益,也不能只考虑他国利益,应该努力做到综合考虑、基本平衡。完全只考虑相对收益、斤斤计较,肯定是无法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更不用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依据

   既然我们明确当前中国致力于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间命运共同体,那么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构建,应该依据哪些标准来确定其不同的展开形式? 毕竟,就算是聚焦于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不涉及各国自身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问题,这一任务仍然是极为复杂和艰巨的。全世界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复杂多样,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乃至时有冲突。就如本文在一开始提到的,在当前中美存在贸易摩擦、中日存在领土争端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建构中美、中日命运共同体呢? 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依据一些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建设目标或者说共同体的形式,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差异性和矛盾。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需要同时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谋求同样的目标;相反,应该针对不同层次的情况,依据如下一些重要标准来确定短期内的建设目标,从而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行性。本文所提出的依据,主要是针对中国提出的,为下一节讨论中国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具体路径奠定基础。

   第一个判断依据是中国的相对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虽然就国别而言总体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对许多国家并不了解,本身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改革和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不可能单靠中国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0万亿人民币,但是仍然只有美国的60%多,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仍然排世界第二位。美国和欧盟作为老牌的发达经济体,又曾经是殖民强国,它们相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仍处于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全球层次上,中国必须更多依靠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国家间的合作,通过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区域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需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第二个依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围,是在全球范围、区域范围还是双边范围,不同范围复杂性不一样。在全球与区域层次上,由于涉及的国家更多,形势更加复杂,从短时期来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和形式不能过于高级。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差异性很大,这增加了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兰州大学杨恕教授所指出的,“以中亚地区为例,国内不少研究将中亚五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但事实上,中亚五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外交等多个领域。”总体而言,涉及的范围越广泛,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和形式就应该越有限。

   第三个依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同形式自身所带有的风险。总体而言,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能够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促进共同繁荣和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只有“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但是,当今世界反全球化运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也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可能蕴含的风险。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贫富差距的加剧,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双方经济关系的逐步一体化,自然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例如对当地产业和就业的冲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市场建立以后就有很大的风险,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可能导致犯罪分子的跨国流动,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文化和族群的冲突。不同阶段风险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越高级,一体化的程度越高,那么风险也是逐步上升的。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这尤其意味着,在构建双边的国家间命运共同体时要有所选择,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在短期内打造双边命运共同体。

   基于以上这三个主要的判断依据,就可以对当前中国在不同层次所能展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形式做出一些理论上的推演。在不同的范围、层次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共同的终极的目标,但是从中短期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秩序形式。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

在建构国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可以借鉴功能主义和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于推动国家间合作与一体化的一些思路,并结合命运共同体的自身特征,设计出分步骤、分层次、具有可行性的一种建设路径。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是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米特兰尼相信,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精深的知识和专门的技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技术专家们不涉及政治或冲突内容的合作行动,因为技术专家们会选择与政治、军事这些国家间高级政治无关的解决方案。”例如欧洲一开始在煤炭和钢铁联合经营方面的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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