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龑: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3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09: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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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龑  
毕竟,没有对诸“种姓”的确认,又怎样明确“列表种姓”中的各种姓呢?这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张力——其实也是安培德卡尔和尼赫鲁在平等观念上的张力——在日后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讼。[66]

   其次,宪法第5至第9编(宪法正文第52至323条),则事无巨细地罗列了中央和各省各自可以有哪些权力部门,以及中央和各省之间的权力清单。这一方面自然体现了法治政府的要求,以宪法文本的方式规定了国家各级机关的构成、组成方式和权力范围;但考虑到国大党领导人对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不同规划,印度宪法没有选择以这种在学理上应当由行政组织法和程序法来安顿的各级国家机关权力清单的方式,其实是对以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对新印度建设有着完全不同规划的观点的折中与妥协。

   复次,就印度制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尼赫鲁的“双重革命”来说,其也有着内在张力。树立公民观念,明确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权利,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要迅速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工业化,又预设了一个积极能动的国家形象。这一对颇具张力的国家形象集中体现在宪法第3和第4编之中。其实,前文所述的“列表种姓和部落”制度,同是这一张力的典型例证。

   和宪法学界主流的宪法解释学路径不同,本文从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对其制定影响最大的宪法观和国家观入手,来分析印度宪法的基本结构和关键条款。正如安培德卡尔在对宪法草案所做的说明中,反复提到美国、英国等国宪法一样,仅仅在“文字”上,现代世界各国宪法的差异并不大。因此,如果仅仅着眼于对宪法文本的解释学路径,一方面,其在概念的精确化有所长的同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相同的宪法文本,其在不同的时空和语境中,也会有截然相反的含义。另一方面,其在精确化诸宪法的规范含义的同时,也易失却对宪法的整体理解。有鉴于此,本文疏于精确化地分析印度宪法的具体条文的规范含义,而力求能体会印度宪法的整体精神和基本框架。

   现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党政治,没有政党,议会制国家是无法运转的,在下议院就不会产生多数席位的概念。其实,如果没有跨地域、跨阶级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印度半岛最终形成印、巴各自独立的格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国大党的主流意志,尤其是国大党领袖人物在国家建设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必然会深刻影响到独立之后,印度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也自然会影响到对印度宪法关键条款的解释。因此,探究印度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党领袖的宪法观与国家观,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印度宪法的一个可能路径——尽管并不是唯一的路径。

   为什么印度宪法在政体上既要吸收英式议会制,也要吸收美式总统制的元素?因为强调主权在民观念,必然要求印度政府具有代表性;而考虑到这个国家要迅速展开双重革命,又要求按照代表制原则建立的政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

   为什么印度宪法在移植了美国式二元政治的同时,却又拒绝移植美国式二元公民权?考虑到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人民,太依赖其出身、血缘、家庭和种姓等要素来决定其一生,新印度的建立,恰恰是要打破这些传统的束缚,打破地域的限制,赋予所有印度公民以同样的公民权。

   为什么即便当时的制宪代表们颇有疑虑,印度宪法最终还是另辟蹊径地单独制定了“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编”?如果不考虑到尼赫鲁对怎样建设一个新印度的回答,不考虑到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一代国大党人同时希望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来建设一个独立的新印度的话,这一编条文之含义,似乎是很难确定的。

   如此等等,在我们理解、分析印度宪法一系列重要的基本问题上,似乎仅仅凭借宪法解释学方法是无力给予完满回答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甘地、从尼赫鲁等印度建国一代领导人对这个新国家的期待与规划出发,这些技术性的、中立的宪法条文就有可能鲜活起来;与此同时,那些隐藏在这些技术性的、中立的宪法条文背后的,当时印度卓越人士对历史、对现在、为未来的忧思也有可能丰满起来。

   再者,凭靠宪法观来分析宪法,最终还意味着以宪法文本来安顿宪法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执政党的意志,只有最终落实到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中,才能最终成为国家意志本身。而这一落实的过程,不论在制宪过程中,还是在修宪过程中,都不是恣意的。毕竟,宪法是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之处,[67]政治话语,只有在符合宪法—法律系统基本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宪法—法律系统,并成为宪法—法律话语的一部分。

   最后,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印两国领导人都在20世纪中叶,都在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思考怎样建设新中国、新印度的宏大问题。我们今天站在法律系统的角度,回顾70多年前印度领导人对新印度命运的思考,以及印度建国伊始政治和法律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对我们理解70年前,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的思考,也是颇有助益的。

   注释:

   [1]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Cornerstone of a Nation, Clarendon Press, 1966,pp.8-9.在这本印度制宪会议研究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著作中,作者以翔实的数据资料说明“(印度)制宪会议在本质上是一党主导的会议。制宪会议就是国大党,而国大党就代表印度。”

   [2][印度]甘地:《印度自治》,谭云山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3]同上注,第64页。

   [4]同上注。

   [5]同上注。

   [6]同上注。

   [7]同上注,第65页。

   [8]同上注。

   [9]同上注,第66页。

   [10]同上注。

   [11]同上注,第25页。

   [12]同上注,第70页。

   [13]同上注,第71页。

   [14]林承节:《甘地主义的形成和甘地领导权的确立》,载任名皋、宁明编:《论甘地——中国南亚学会甘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15]同前注[2],甘地书,第72页。

   [16]朱明忠:《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38-44页。

   [17]同前注[2],甘地书,第66页。

   [18]同上注,第66-67页。

   [19]潘查亚特是南亚地区在历史中形成的乡村自治制度,又称“五老会”,即以村庄为单位,由五名高级种姓的长老以议事会的方式来决定村社内部方方面面的事宜。参见陈王龙诗:《古代印度村社司法中的潘查亚特及其现代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77-84页。

   [20][印度]尼赫鲁:《尼赫鲁世界史》,梁本彬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56页。

   [21]同上注,第155页。

   [22]同上注,第146页。

   [23]同上注,第166页。

   [24]同上注,第150页。

   [25]同上注,第164页。

   [26]同上注,第203页。

   [27]同上注,第205页。

   [28][印度]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向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29]同上注,第374-275页。

   [30]同上注,第375页。

   [31]同上注,第479页。

   [32]同上注,第479页。

   [33]同上注,第479页。

   [34]同前注[20],尼赫鲁书,第216页。

   [35]同上注,第217页。

   [36]同上注,第217页。

   [37]印度制宪会议记录1946年12月13日的发言。见印度议会官方网站,http://164-100-47-194.vpn.ruc.edu.cn/Loksabha/constituent/Constituent.aspx, 2019年10月30日访问。

   [38]同上注,印度制宪会议记录1947年1月24日的发言。

   [39]比如纳拉扬的民族社会主义、罗伊的“激进人道主义”等思想,参见周小明:《印度宪法及其晚近变迁》,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法律史博士学位论文,第21-24页。

   [40]安培德卡尔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其出生于“贱民”种姓,在印度独立期间领导了印度“贱民”解放运动,还是印度宪法起草者,一名佛教徒。对安培德卡尔生平和主要思想的介绍,参见毛世昌、袁永平:《印度贱民领袖、宪法之父与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41]林立:《甘地、安培德卡尔与解放贱民运动》,载《南亚研究季刊》1992年第3期,第56-62页。

   [42]同上注。

   [43]Valerian Rodrigues ed.,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B. R. Ambedk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241-320.其中收录的第19至21篇论文集中反映了安培德卡尔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批判。

   [44]同前注[41],林立文。

   [45]尚劝余:《论尼赫鲁—甘地关系的实质与意义》,载《南亚研究季刊》1997年第2期,第64-68页。

   [46]同前注[43],Valerian Rodrigues书,第486页。该论文集其中收录的第32篇文章是“Basic Features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该文是宪法草稿拟定完成后,安培德卡尔向制宪会议代表就宪法草案所做的说明,见第473-494页。

   [47]Ibid, p.475.

   [48]Ibid.

   [49]Ibid.

   [50]Ibid.

   [51]Ibid, p.476.

   [52]Ibid, p.477.

   [53]Ibid, p.478.

   [54]印度宪法在文本表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附件”形式,将不宜在宪法正文中表述的内容写进宪法。比如前文提到的“列表种姓和列表部落”制度,就是宪法“附件五”和“附件六”予以确定的。《印度宪法》第244条规定国家以附件形式确定需要列表的种姓和部落,“附件五”则详细列明这些种姓和部落。此处的“附件七”也是如此。宪法正文第246条系“议会和邦立法机关有关立法的事项”,具体的立法权力清单,则由“附件七”详细说明。

   [55]同前注[20],尼赫鲁书,第246页。

   [56]同前注[28],尼赫鲁书,第697页。

   [57]印度现行宪法序言第一句“我们印度人民,庄严地决定把印度建成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其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印度议会在1976年颁布的《宪法》第42修正案所加,而非印度宪法制定之时就有,特此注明。

   [58]同前注[43],Valerian Rodrigues,第487页。

   [59]Ibid, p.488.

   [60]Ibid, p.489.

   [61]蒋颵:《印度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在宪法中重新发现政体》,载高鸿钧主编:《中国比较法学:改革开放与比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36页。

   [62]同前注[43],Valerian Rodrigues书,第490页。

   [6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64]中国法学界对与印度宪法的研究,除韩大元教授早年在《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有所涉及外,较为系统性的研究,主要有四篇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廖初民(华东政法大学,2006年)、柳建龙(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周小明(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和蒋颵(清华大学,2017年)。

   [65]柳建龙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参见柳建龙:《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以印度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该文其实是对《印度宪法》第368条(修宪条款)的细致的规范分析。

   [66]蒋颵:《平等保护的国别比较:印度与美国》,载《区域与世界发展》2018年第4期,第86-98页。

   [67]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82-103页。

   作者简介:蒋龑,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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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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