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于铁军 牛可谈:《权力优势》:冷战与冷战改变的美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8 次 更新时间:2020-02-18 02: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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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19年11月25日,王缉思(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三位教授在《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经授权,私家历史编辑整理文字稿,以飨读者。

  

   《权力优势》的“优势”:厚重而令人信服

   于铁军:《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是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中最新出版的一种。作为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想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这本书来翻译出版。此前丛书出版了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这也是一本讨论冷战的名著,那为什么还要选莱弗勒的这本书呢?

   首先,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对从二战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为止的历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进行了全面考察。而莱弗勒这本书的焦点是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时间范围是从1945年杜鲁门接替去世的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到1953年1月份他卸任为止,这七年是美国整个冷战体制建章立制、主要对苏大战略形成的关键阶段,尤为重要。

   《权力优势》的英文版是1992年出版的,1993年获得美国历史与外交著作最高荣誉奖——班克罗夫特奖。这部书很厚重,英文原著有700余页,中文版有900余页,这是物理意义上的厚重。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厚重。该书网罗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各个部门的海量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军方的档案,其中有许多是新解密的。在此基础上它把美国这7年的决策过程阐述得非常详细,资料非常扎实。大家看它后面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大概就有200页,这是莱弗勒作为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的基本盘。

   其次,莱弗勒又是一位很有理论框架感、叙述逻辑也很清晰的历史学家,这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学家撰述写作时往往注重资料之翔实,但是在要素之间的关系、在阐释的逻辑性上有时并不是那么清晰,也不那么在意。莱弗勒讨论的问题特别庞大,也非常复杂。杜鲁门政府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美国的目标,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涉及的地域异常广阔,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涉及的部门是各个权力部门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把情况讲述得很清楚?这个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么多材料,你怎么来驾驭?不太成熟的学者如果面对像大海一样的材料往往会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下手之后也不能掌握彼此的轻重缓急,很容易就会走偏。而莱弗勒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则显得游刃有余。从大的方面来说,他的观点和论述非常平衡,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是“全面、客观、系统、公允”,而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又非常扎实深入,丝丝入扣,900页的书读完以后丝毫没有杂乱的感觉。它的线索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杜鲁门政府的各个国家安全强力部门怎么围绕他所说的三个主题,即“恐惧、权力、战略”这样三个关键词来展开,对美国方面做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阐述和分析。

  

   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想了解冷战初期或者杜鲁门时期的冷战史,或者美国外交史,或者战略史,或者国际史,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说,莱弗勒的这本书都是绕不过去的。相比加迪斯的《遏制战略》,这本书有两个不太一样、或者说更胜一筹的地方。第一,莱弗勒专注于杜鲁门政府这一段,对这一段有更深入、更全面的叙述,把整个决策过程和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运行梳理非常清楚,材料很详实。《权力优势》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版的关于冷战起源的第一本大书,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比起加迪斯,莱弗勒的论述更为公允,评论冷战是谁的责任,是苏联的责任?是美国的责任?还是美苏都有?哪个方面是美国的责任?哪个方面是苏联的责任?这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被莱弗勒整合到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会感觉他阐述得特别有道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一定哪个方面就是侵略、就要负发起冷战的主要责任,战后美苏两大国在面对复杂、纷乱、动荡的世界时,怎么在恐惧、在对权力追求过程中互相搏弈,莱弗勒把这个复杂多歧、跌宕起伏的故事讲述得特别令人信服、特别给人以启发,这是我们当时印象很深、从而决定选择《权力优势》翻译出版的原因。

  

   美国凭什么赢得了冷战?

   王缉思:莱弗勒在中文版序中说到:“实际上,冷战是一场如何组织政治经济和推动社会文化生活现代化的竞赛。西方之所以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或者高超的外交智慧——虽然这些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他在最后一段中说“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应当时刻牢记这一点:他们不应当被拖进大国竞争的陷阱之中,因为这将把它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最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它们本国国内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存能力。”

   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注意到莱弗勒的这个观点,他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许多人研究冷战时往往研究苏联是怎么失败的,或者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如何把苏联拖垮了等等,而不是莱弗勒的视角。

   受莱弗勒的启发之后,我就去研究冷战期间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它能够保持活力,而且最终对苏联不战而胜。我在这里说美国国内发生变化,是想说冷战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变化,而不是脱离冷战去讲美国的变化。

   我写过一篇文章,时间范围已经超越这本书所说的杜鲁门政府那段时间。大意是这个样子:在40多年冷战时间里,美国同苏联对抗,使反共成为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美国怎么反共?它把苏联抹黑,然后说自由民主占上风。这本书用不长的篇幅论述了麦卡锡主义。我们现在国内又重新谈麦卡锡主义。但是我做了一点研究,发现麦卡锡主义没多大了不起。一种观点说它涉及400多万人,另一个说法是600多万人,很多联邦雇员都受到调查。那么最后处理了多少人呢?一个说法是300多人,另一个说法是500人。就算是400人,在1948—1958年的10年里,平均一年受到打击的不到40个人。在美国因麦卡锡主义而丢饭碗或者饭碗受到威胁的,实在是太小的一个数字。所以麦卡锡主义没有多大影响力,美国也没有因为麦卡锡主义受到多大损失。这个数字很值得注意,麦卡锡主义没有我们想象的给美国造成那么大伤害,它没有造成太多冤假错案。包括激进左派在内,各个政治派别在反苏反共方面形成了共识,巩固了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

   我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发现,被美国人说成最亲共的人是马丁·路德·金。但他被关押在监狱中时,听说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实行严苛的宗教政策,表示如果他在那些国家生活,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他也一样地反苏反共,他反苏反共主要是由宗教因素造成的。如果左派都是这样的话,右派的意识形态就更不用说了。这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冲击和反应。

   第二,社会文化方面。这本书没有提到太多这方面,因为它主要不是讲国内政治的,但我要提美国的国内政治,那就是黑人受到迫害。冷战初期很多国家的人跑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住不上宾馆,因为宾馆的标示牌上写着“不接待有色人种”。然后全世界都骂美国,说美国这样一个自称民主自由的国家,黑人受到迫害,到美国都住不上旅馆。后来美国的领导人都说这太不像话了。所以这就在一个方面促成了美国对黑人政策的变化,消除种族歧视,这跟冷战是挂得上钩的,然后美国就向种族平等迈出重大步伐,从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

   黑人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有一个大运动叫“反文化运动”,跟越南战争有关系,包括妇女解放等等。美国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种在现在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或者“文化多元主义”的说法。同时,宗教势力回归,这跟冷战有关系。右的方面是宗教势力回归、宗教复苏,信徒比过去多了,左的方面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两方面都跟苏联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格格不入,但是都增加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因为宗教回归这类向右的转向,到了冷战的后期,即里根时代,保守主义就占了上风,这是社会文化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方面,莱弗勒也有所提及,就是冷战时期的战备和对外战争。一方面它们耗费巨大资源,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高了美国的经济能力,比如汽车工业、高速公路建设等行业。还有大规模人口迁徙,为了备战,从美国的东北部移民到中部、到西南部,包括现在的洛杉矶、德克萨斯州等地。当时大兴土木,都跟冷战备战有关系。同时,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刺激了美国,使美国非常担心,它开始进行自己的空间计划,促进了计算机等等各方面的发展。所以冷战也刺激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多制度创新,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的发展成熟等等,都跟冷战有关。

   特别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是,刚才说的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是一种在风雨飘摇中的动态平衡。不是说美国非常稳定,而是美国非常不稳定。越南战争期间不稳定、黑人运动造成不稳定,还有尼克松下台等等很多事,美国是一种在动态平衡中的稳定。相对来说,苏联是很稳定的,苏联比美国稳定得多了,但是最后出现了苏联解体的结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美国的群众运动是波澜壮阔的,马丁·路德·金被刺、肯尼迪被刺、越南战争期间发生那么多游行示威活动,等等。现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特朗普的反对或者赞扬也是很厉害的。但是比起我读到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现在的美国还是相对平静的。我也觉得现在的乱象很值得注意,但是好像还没有乱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弄到推翻政权、政府,或者完全否定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的法治传统和体系,始终把社会动荡和领导人更迭控制在一定制度和规则之下,它的制度规则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美国国内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政府,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有多少事情是政府去推动的呢?比如黑人运动造成政府被迫做出某些政策调整,越南战争也是由于群众运动推动而结束的。美国不是通过统一思想和行动去实现变革的。

   最后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美国人总是唱衰自己,总有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夸大对手(例如苏联)的实力而唱衰自己,以提高国民的警觉性并激发他们的斗志。这是美国一贯的做法,今天也是这样。这也是冷战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

   书里提到权力优势的问题主要是指地缘政治,它讲了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也讲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美国在冷战刚开始时有一种恐惧,担心苏联变成欧亚大陆的优势国家,而美国要在欧亚与苏联竞争。与当时相比,美国对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忧虑现在转移了。美国对苏联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有忧虑或者担心,现在也把相当一部分忧虑转移了。

还有一种恐惧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可能把自身意识形态的优势扩展到全球。就像这本书里说的,如果在世界上美国自己这套东西不能战胜对手的话,那么国内这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架构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它对敌人的恐慌主要来自于国内。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美国时,一定要高度关注美国国内发生的变化和美国的恐惧。现在从特朗普那里表现出来的美国恐惧,就是担心中国在贸易上与美国争夺,制造业优势向中国转移,以及跟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竞争,觉得中国可能在5G、人工智能这些方面超越美国。我感觉美国在这方面的忧虑比冷战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当时担心在空间技术方面被苏联超越,然后就非常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研究。现在美国又开始说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窃取其技术,然后应用在中国国内,并有可能最终应用到美国人头上。比如说在人脸识别方面,美国人很担心最后在美国国内也像中国这样搞人脸识别。美国人对中国技术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它是真的在担心这件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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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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