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卫生文存》与《环境文存》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20: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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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 (进入专栏)  

  

   哀莫大于心死。这,即是我此时的境况,我已经不想对现况说任何话了——在己亥岁末、庚子正月的时候。

   两个小册子,分别收入我在卫生与环境方面的一些文字。

   我主张一种“大公共卫生”概念——主张环境-生态保护、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是相关联的一个整体,与之对应的是人的健康权。

   作为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我涉足卫生领域,是从艾滋病的防治开始的,时间是在1989年。当时协和医科大学的张孔来教授找到我和潘绥铭、陈一筠,说是艾滋病的防治需要社会学家参与。1990年参加了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的一个会。间隔了数年,1998年开始参与后来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起草工作(《艾滋病防治条例》在2006年作为行政法规开始施行)。接着是中英项目启动,景军回国。那时,我也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到了清华大学。开始在实际上主持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先后召开过两次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清华法学院,持续举办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的司局级官员、艾滋病感染者及易感人群、医生、市民,及学科背景不同、主张各异的专家等参与的艾滋病防治模拟立法听证会,并在后来提出了《艾滋病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后来,在2015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模拟立法听证 以艾滋病防治立法为例》)。2001年,中国政府举办有1800名正式代表,2300人参会的“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我担任会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前后,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外经贸部、卫生部预防医学科学院之请,用了6个月时间,作《法律评估:艾滋病防治》报告(联合国出版物版权页待查)。2004年,受聘担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0年,受聘担任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分委会委员。其间,又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数次参与卫生部或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起组织(先是九个,后是十个)合作进行的艾滋病疫情预测;参与血友病人因使用国资委属下企业用污血制成血制品感染艾滋病事的调查与处置(向国家总理提出的报告计9万字,证据337件,计1362页);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专家调处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草根组织代表选举纷争及为2007年选举提供技术支持(报告11万字;选举观察,109万字)。在这一时期,还为中央党校等及政府的、国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民间组织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做培训,参与编写了中央党校的艾滋病防治培训教材,主持编辑了《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文件汇编》(290万字),编纂了《艾滋病防治法典》(114万字)。

   我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文字编为《艾滋病防治文存》(77万字),已出版的有《艾滋病在中国 法律评估与事实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面对艾滋病——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艾滋病与人权——疾病防治与就业平等》、《艾滋病与人权——生存、医疗保障与尊严,及公众参与》(法律出版社,2012年)、《艾滋病与人权 感染者和医生等的生命权、健康权及立法建议和法律评估》(法律出版社,2013年)。未能出版的有的《通过艾滋,认识中国》(《自选集》),撰写、编辑未完成的有《艾滋病防治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报告》(各方面专家几十人参与撰写,已完成部分30万字)。

   我在2004年在国家图书馆做题为《清醒认识艾滋病》的报告,批评卫生部系统及专家在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情形上向决策者提供完全错误的数据,及对传播趋向和后果的的误判,后发表文章《中国艾滋病感染者:1000万?70万?》;在2006年完成提交给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报告——《错误的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认知、解释和政策回应——来自外部的对中国政策的误导和中国对外部政策倡导的误读》(后收入《己卯以来杂稿》(法律出版社,2007年)、《艾滋病与人权——生存、医疗保障与尊严,及公众参与》(法律出版社,2012年))。

   这些报告发布后,在国内、外都没有人反驳,但也几乎没有反响,好像我什么也没有说。

   2003年初,SARS自广东传入港、台、北京等地,及东南亚、澳大利亚,及欧、美二十多个国家。4月12日世卫组织将北京列为疫区,17日,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北京的疫情报告从37例增至339例,宣布免去时任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的职务,一些发现有人感染的楼区封闭,学校停课,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SARS的流行,使我的关注点更多地涉及到公共卫生领域。5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合作制作的“迎战SARS与AIDS”网页开通。在我的不完整的工作记录中,至少在6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召开了《传染病防治法》(修订)专家研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与了此前后卫生部、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等为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一系列会议(《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于2004年8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当年的12月1日开始施行)。

   SARS流行时显现出中国的诸多问题,引人思考。当SARS在北京的新感染报告虽已减少但仍有出现时,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有在当时才任校长不久的顾秉林参加的会议,会议采纳了我、景军和李希光及清华教育基金会提出的在年底召开“AIDS与SARS国际论坛”的建议。后,清华教育基金会北美筹款人开始紧张地为会议筹款。8月,我陪美国“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教授等去河南郑州及驻马店市和上蔡县及文楼村,河南省副省长、省卫生厅和驻马店市市长、上蔡县县长及河南省疾控系统接待。由此,为何大一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后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论坛”,及盖茨基金会的进入,进一步疏通了道路。10月12日,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论坛”及“艾滋病防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网页开始运行。11月10日,清华大学“SARS与AIDS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社会活动家、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新闻传媒记者、国际组织、外国在华机构的官员3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除主会场外,设预防、治疗、关爱、政策法律和新闻媒体五个论坛。新浪为会议做了直播。

   11月15日,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举办第六期社会政策论坛,议题为:医疗体制和公共卫生问题。卫生部法规与监督司和疾病控制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官员和研究者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由我主持,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面向公众的学术报告(“华睿讲堂”,又名“月涵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在此前后也有四期题目涉及卫生。这就是由刘远立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讲的“健康保障在中国:挑战与机遇”,由王绍光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讲的“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及我讲的“艾滋病与法律和公共政策”和“清醒认识艾滋病”。

   SARS期间,国家疾病防治控制中心的首席专家曾光教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后,由人民出版社编辑为党政官员阅读的《资政文库》请曾光主编《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约我写一篇文章,于是就有了《健康权:人权法与宪政的视角》。后来,我以此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卫生法课。后,又在清华大学医学院持续讲了多年。此外,每年还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研究生讲课。

   2007年,卫生部系统拟仿牛津《公共卫生》(2002年,第4版)和Last《公共卫生》(1992年,第13版),编写三卷本的研究生用公共卫生教材(第一卷为“概论”,第二卷为“方法论”,第三卷为“应对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实践”),由曾光主编,约我撰稿,于是,在2008年初完成了《公共卫生与人权》。

   此前,2005年,由王克安、魏承毓、吴系科、曾光和王声湧联名申请的“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经民政部审查批准登记,并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我任分会常务理事。

   由此,考虑到能够危及人的生命和影响人的健康的,有:人类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职场暴力,以及不指向特定个人的暴力行为,如战争、恐怖主义行为及恶性的暴力犯罪行为);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洪水、泥石流、火山爆发、森林火灾等);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火灾;环境灾害;不合标准的饮用水、食品和药品,以及保健品、化妆品;不合标准的建材、纺织印染品,以及生活用品;不合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的工作场所和工作环境,以及职业病;不合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的公共场所,以及学校;核辐射和电磁辐射;传染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病,以及,精神疾病;自残和自杀。对这些,从技术、制度,及社会中人的认知和心理上,应怎样应对呢?

   我作为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常务理事,同时,是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的副会长,在2008年举办了“家庭与健康”讲座,于当年的4月在北京推出,同时,搜狐网做了每日播放。由近30名教授分10个题目(注1) 作了讲演,并与听众对话。

   AIDS与SARS在中国的传播,使我注意到两个问题:

   一是灾害有三:来于人类自身行为的灾难,来于自然界的灾害,以及,原本对人并无危害或危害不大的自然存在或自然现象,由人的行为反致最终给人造成危害的灾害。

   对于来于自然界的灾害,人类本无“战胜”与否的问题。如由病毒、细菌引发的疫病、及地震、洪水等,人只应是“回应”,或“防范”。因为疫病的流行、地震的发生、洪水的来临,都只是一时的事,时过,灾去。如SARS,至暑热自去,以往,“地”没有永远“震”的,洪水,秋来自去。而“应对”,就要看行为当否;“防范”,可见效,而难见功绩;“有备无患”,灾害不易显现,一般人也就注意不到防范者的努力与付出了。

   二是当来自自然界的灾害降临到人类社会中时,不同的社会结构、规制,不同人群的品性,不同的防范与应对方法的选择,是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的。

   讲到结构与规制,就会注意到在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总体性社会、一元化领导,以及城乡分治、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在应对灾害时每每显现出的回应不灵和制度性缺陷了。在搁置了最根本的制度问题后,卫生医疗体制的改革与相关社会保障或者保险制度的建立,成了SARS之后,各方关注的话题。当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公布(1993年、1998年和2003年),及世卫组织发布在其191个会员国中中国的“卫生公正”排名“倒第四”后,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就已难再拖延。

此前,在中国大陆,享有公费医疗的占总人口的2·5%(1994年),享有劳动保险医疗的企业职工近1· 4亿人,享有半费待遇的职工亲属6000万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的16·7%(1994年),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不到10%(1996年);至本世纪初,中国大陆不享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在城市中占44.8%,在农村中占79.1%,两项相加,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这致使有相当多的人因经济困难有病未能就诊,或应住院未能住院,或住院未治愈即出院。与此同时,卫生部的“改革”着眼于“调整分配机制,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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