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1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19: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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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西方知识界的主流一直不认同甚至敌视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价相当普遍,也相当激烈。而对特朗普现象的学术定性,除被边缘化的少量保守主义学者外,主流学者和媒体人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将其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概念被改造成了一个筐,对特朗普的各种负面标签都被装进这个筐里。显然,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19世纪以来公认的民粹主义主流有明显的不同。按学界以往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特朗普与之虽有某种相似或交叉之处,但实质上差异甚大,甚至完全对立。于是,大多数学者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欧洲右翼势力一起,称为“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或new-populism)。所谓“新”,就新在他们是“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而右翼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一是威权主义。所以,特朗普牌号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被加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等修饰词,成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传统的民粹-威权主义”(traditional populist-authoritarian)。有人索性把排外和威权两者结合起来,视之为“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xenophobic 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还有人直接称其为“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

   当代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学者缪勒(Jan-Werner Müller)正确地指出了民粹主义概念完全被滥用的乱象:“几乎所有的东西:左派和右派、民主和反民主、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都被称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既被视为民主之友,也被视为民主之敌。”然而如我们后面就要指出的,缪勒本人并没有澄清这个概念混乱,而是将混乱进行到底。民粹主义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术界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大体形成了关于民粹主义基本内涵的共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学术界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大体形成了关于民粹主义基本内涵的共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当西方学者将特朗普现象纳入民粹主义范畴的时候,就不得不一方面对特朗普的思想进行曲解,另一方面对民粹主义内涵进行修改。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削足适履,为特朗普量身定做了民粹主义概念。这可以说是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的“猎巫”行动的一部分。

   西方知识界的左转与“旋转门效应”

   本来,民粹主义一般是反映和表达下层平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以它的主流具有鲜明的左翼进步主义色彩。历史上公认的三大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中期俄国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晚期美国人民党运动和20世纪中期以来拉美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都是代表下层平民大众的左翼运动。大体上,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或者与社会主义有某种关联。如果再向前追溯民粹主义的前身,古代希腊城邦民主衰落时期由无原则地取悦于平民大众的煽动家(demagogue)操纵的暴民政治、古罗马共和国晚期追随政治强人的平民派(Populares)和无产者(proletarius)?的行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运动,共同构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即左翼底层民众运动的传统,其极端的形式即暴民政治。

   但是,自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起,西方学者开始把右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归类为民粹主义,其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民粹主义的右翼特征,鉴于其与历史上典型的民粹主义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将其称为“新民粹主义”。

   著名政治学家达尔蒙德没有把左翼民粹主义排除在民粹主义之外,但他特意区分了“好的民粹主义”(good populism)和“坏的民粹主义”(bad populism),这个“坏的民粹主义”标签是专门为右翼量身定做的,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得到豁免。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校正评判民粹主义的坐标,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现象的实质。

   校准民粹主义的坐标

   当代西方社会由后现代主义价值观驱动的民粹化的具体表现在于:(1)平等日益泛化,无止境地追求更多更大的平等,走向激进的平等主义。由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走向结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2)个体主义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个人权利不断泛化,突破边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从而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3)民主由大众民主走向民粹化民主,追求大众无节制的平等参与,由公民权利的平等走向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权力的平等分享,特别是不同身份群体按其人数比例平等分享权力。(4)由政治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推进到多元文化主义。由对多元文化的承认、宽容和尊重走向追求无限的多元化,直至将一些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光环,设置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赋予其特权。为追求多元化而不惜损害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民族认同,牺牲作为社会根基的主流文化传统、国家主权和利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样,就形成了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即:(1)越平等越好;(2)越自由越好;(3)越民主越好;(4)越多元越好。

   那么,在当代西方,什么才是民粹主义的要求呢?(1)仍然要求或推动社会更多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义甚至弱势者的特权,从而使社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并严重伤害经典的自由和人权;(2)要求和推动更多的自由,特别在个人生活和个性表现领域,鼓励突破传统禁忌、习惯和信仰,损害人类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人生活的放纵;(3)要求和推动更多的民主,不在乎牺牲民主的质量和效率;(4)要求、推动激进的社会多元化,特别是种族或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贬低和损害传统的主流文化,无原则地推崇各少数族群、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甚至将其神圣化。

   这些激进左派、进步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者批评特朗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激进的)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个人生活方式上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个人选择的自由”);民粹式的激进民主主义;(准)无政府主义(对秩序、国家和权威的解构);(非/反宗教的)世俗主义(针对本土主流宗教);无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本土文化的虚无主义);理想化的世界主义(全球意识或全球主义,反民族主义);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原教旨式的)激进生态主义。

   缪勒正确地指出:“当今民主的最大危险是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堕落的民主形式,许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即让人民来统治)。”不过,一般说来,这种对民主的理想化追求主要是左派的行为,右派不但不热心于扩大民主,反而由于其自由优先的立场而对扩大民主持怀疑的态度。可奇怪的是,缪勒在这里指的却不是激进左翼,而是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

   将特朗普现象归为民粹主义还不完全是出于这种概念混乱,这种做法大多出于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偏见。知识精英在不自觉地向左大幅度偏移,拥抱后现代主义文化,但仍然自以为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在他们心目中,特朗普属于非常另类的政客、局外人,令他们非常反感,而他的支持者则是一群无教养、粗野、充满偏见和易受煽动的下层民众,与他们这些精英在气质上格格不入,甚至连传统右派或建制派的精英也难以接受他们,于是,便很方便地将其归类为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价值偏好及其所锚定的民众

   民粹主义不是一般的人民崇拜,而是平民崇拜,是将人民中的下层或弱势群体作为人民的代表或精华,并将其作为道德典范、道德判准。这样,它就将弱势群体推向了具有道德优势的高位。

   具体来说,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是哪类民众呢?或为哪类群体所拥抱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糊涂认识。传统上,人们将蓝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视为社会底层,认为他们最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大多数民粹主义也的确如此。但在当代美国社会,我们需要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做一些调整。

   如果按经济收入的标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或他为之表达诉求的群体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当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已经成了许诺福利的竞赛。而特朗普并不允诺福利,他允诺工作。除此之外,对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和价值诉求的分析,还要考虑文化维度。这也是当代社会的新现象。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它引发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文化变迁,即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伴随文化的变迁,西方社会出现了以价值观为坐标的新的社会分化,出现了新的政治议题、新政党和“新政治”(new politics),即出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向价值观政治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当我们分析西方社会的政治分化时,就出现了两条轴线:一条是水平方向的,亦即传统的按经济状况划分的轴线;另一条是垂直方向的,亦即按新的价值观的归属划分的轴线。传统政治的焦点是经济问题,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等。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社会划分。

   在这些新的政治议程或文化冲突中,白人、男人、基督徒、蓝领属于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的主流,也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在“新政治”下,他们是被新社会运动控诉的对象。面对数十年汹涌而来的后现代的新潮流,他们处于被审判的道德劣势地位。

   民粹主义如何反精英、反建制

   反精英、反建制,这几乎是民粹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民粹主义本来就是作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的反义词或对立面出现的。

   特朗普来自体制之外,没有受到过体制的规训。他以政治素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并在竞选中恣意抨击建制派精英(包括本党的建制派精英)的腐败、无能甚至出卖国家,猛烈攻击华盛顿,提出“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也受到精英阶层的普遍抵制。这似乎坐实了他属于民粹主义者的身份。无疑,特朗普的这些表现,都容易让人将他与民粹主义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凭这点就认定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是不够的。就如缪勒所指出的,“如果将抨击当下的精英就视为民粹主义的全部,那么,在美国,事实上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毕竟,所有人都‘反对华盛顿’”。的确,在美国的竞选活动中,候选人抨击精英,反对华盛顿,几乎是规定动作。尤其是在野的候选人,普遍以此表达不满,动员民众。尽管如此,反精英毕竟是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他们并非一般地反精英,而是反对“精英-大众”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也就是精英处于优越的主导地位,享有引领大众、控制大众的特权的制度安排。

   特朗普抨击当下的精英,特别是建制派精英,但他并不反对“精英-大众”的结构秩序。相反,作为保守主义者或右翼势力的代表,他的执政重视权威与秩序,维护具有明显抑制民粹冲动内涵的美国宪法的权威,维护传统的代表制和宪政民主的价值,所以,他是“精英-大众”秩序的维护者。

看起来各界精英大多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这成为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的重要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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