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宋诗再想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20-02-13 17: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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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晚清时期,宋诗的地位如日中天。波流所及,现今从事古典诗歌创作者,大体上仍以宋诗为其美典,如周弃子先生“持论何曾薄四唐,自于深秀爱陈黄”者是也。

   但在诗的研究及俗世声名方面,宋诗就远远不如唐诗吃香了。一般人都有“唐诗是黄金高峰”的印象,不知道大多数诗人更看重宋诗。

   这个有趣的对比,在我看,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因为歌颂唐诗、诋毁宋诗的人,如胡适、陆侃如、刘大杰等,正是新文学、新文化的鼓吹者。

   经过这一百年之鼓吹、唐诗普及教育,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学院内部“学术研究传统”,自然对宋诗缺乏关切,其认识也往往可笑。

   宋诗的研究,相比唐诗,颇为寂寥,值得参考的研究论著其实也不多。所以当年徐复观先生有一次就感叹说:“今日校阅《宋诗特征试论》稿完毕。其中析论之精、综贯之力,来者不可知,古人与今人,谁能企及于一二乎?为之叹息!”

   这是1980年11月1日所记,现可见于《无懈尺布囊头归一一徐复观最后日记》中。

   这与其说是徐先生的自夸,倒不如说是一种感慨。确实,拿胡云翼《宋诗研究》这类书、刘大杰所代表的观点或教科书上的讲法来比,徐先生这种哀叹确实很有道理。

   过去,真在宋诗研究方面有贡献的,如郭绍虞、郑骞,或《全宋诗》的编辑团队,主要还是在文献的处理上,诠释观点则没什么发展。

   故徐先生自觉地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选择若干关键性的题目,写成十篇左右深入而具纲维性的文章”,其中之一即是《宋诗特征试论》。正是想突破这种困境,替宋诗的研究勾勒新的地图。

   一、

   当时他所面对的,还有一大批持特殊观点的研究者,认定“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认为宋诗即是反映宋代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

   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拿住阶级性与反映论,去找宋诗中反映时代与人民苦难的材料。所以看来看去,都是梅圣俞《田家》《陶者》《田家语》《祭坟贫女》、文同《织妇怨》、唐庚《讯办》、陈后山《田家》……一类的。满纸工农兵,这也是民间疾苦,那也是揭发官府不义,实在偏宕极了。这能显示宋诗的面貌吗?

   另有些人则从艺术手法上批评宋诗在“大判断”上未超过唐人,只在“小结裹”上用功。某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处得来,而比唐人工稳,但风格意境或艺术的整个大方向,却寄生于杜甫、韩愈、白居易、贾岛等人身上或落入唐人势力范围,误以“流”为“源”。不知诗应从自然及生活经验中来,错把抄书当作诗。

   还有一种则是琐碎的分派流变说,把宋诗分成一个个小流派,这一派学杜甫、那一派学韩愈、另一派学晚唐等等。挑出其中一些主要诗人来观察,并由其分解、结合活动,来获得对宋诗概括的认识。

   这些,总体认知就都是错的。

   宋诗之不同于唐诗,正在于它的大判断,使得整个宋诗显现了与唐诗截然异趣的两种艺术方向和风格意境。钱锺书早年写《谈艺录》时,劈头就力辩:“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夫人情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然而然者。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

   其次,诉病宋人以“流”为“源”。理论的底子,自是唯物论的通套,主张诗应从生活经验和自然界得来,不应向书本子去求。这固然有它作为一派理论的根据,但问题是:宋人论诗,是否就是以学古为主?

   非也!宋人论诗,以治心养气为主,然后才广之以学,学又是为了要悟。学不等于悟,但要学才可能悟。所以楼钥说:“诗非积学不可为,而又非积学所能到。” “当有悟入处,非积学所能到也。”学习书卷,只是下手的功夫之一,怎能忘了他们强调“悟入”之目的,随便就认为宋人是以抄书为诗呢?而“学须穷理养气”,又怎能说宋人即是构句修辞的形式主义?

   至于分派流变说,更是问题多多。

   此法开自宋末方回之《序罗寿可诗》,该文分宋诗为:白体、欧阳修、梅圣俞、苏轼、王安石、江西派、道学、四灵。《汤西楼诗后》又分昆体之后的宋诗为三宗,临川之宗、眉山宗,三宗之外,还有道学与四灵。

   这些讨论,基本上都如《沧浪诗话.诗体》,是在“作诗正须辨尽家数体制“的要求下,对诗家风格的分析。故或以时分,如晚唐体;或以人分,如后山体;或以派分,如江西宗派体。其观念,跟我们现在文学批评讲的风格区分,实是截然不同的。

   同时,在宋元人的观念中,派,专指江西诗派。四灵、西昆、道学等,也无称为派者。

   故宋诗中唯一的派,就是江西。而偏偏“江西”其实是江西诸派的总称,内含二十五派。明清人搞不清楚这一区分,于是四灵、江湖、道学,无不称之为派,派来派去,头绪纷如。

   如《四库提要》说:“南渡以后,击壤一派参错流行,至于四灵江湖二派,遂贞极不复”“宋之未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合并为江湖派”等等,都是不了解宋代诗人活动情况及宋人诗派之名义,故以明代复社、应社、几社等社局活动及分合状况去想象宋朝。

   近人论宋诗,却往往沿用这种误说,如陈延杰《宋诗之派别》分北宋为六派、南宋为五派,梁昆《宋诗派别论》分宋诗为香山、晚唐、西昆、昌黎、荆公、东坡、江西、四灵、江湖、理学、晚宋十一派。台湾成功大学编纂的《全宋诗》即采用了梁昆的分法,而另加“其他”一类。

   这样分法是荒谬的。宋朝根本没有这样的诗派间之消长。

   江湖诗,以陈起编《江湖诗集》而得名,集中人诗体颇不相类,这些人怎能混为一派?

   其中,姜白石“三薰三沐学黄太史”、高翥诗“能参诚斋活法”、刘克庄“兼取东都南渡江西诸老”,他们都学江西,跟江西派怎么消长对抗?

   刘克庄《跋满传卫诗》说“今江湖诗人竞为四灵体”,赵希意《题适安藏拙稿》说“四灵诗,江湖杰作也”。江湖跟四灵又怎么分派?

   又,《宋元学案》说:“中兴而后,学道诸公,多率于诗,吕居仁、曾吉父、刘彦冲,其卓然者……”。吕居仁、赵彦卫、王应麟等人都是江西派。而江西宗派中吕本中、徐俯是杨龟山门人,汪革、谢逸、谢道、饶节是荣阳门人,道学与江西能互为消长吗?……

   可见这样的分派,不仅毫无根据,误会了宋人诗派之意,而且琐碎无当,徒然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让人误以为宋诗就是这样一个派一个派地争抗兴衰,而忽略了宋诗的基本课题,找不到它发展的理则。

   二、

   徐复观写《宋诗特征试论》,似乎就是想要改变这种研究方式,摆脱细碎的分解、结合,而企图掌握宋诗之所以为宋诗的基本特质,重构一解释系统。因此,该文实有学术史上重要的意义。

   不幸的是,他没成功。他的勾勒,往往失真。

   其文第一句:“所谓宋诗特征,是在与唐诗相对比之下所提出的问题。宋人几乎没有贬斥过唐诗,并且宋人也没有不学唐的。”就大有问题。

   他认为“宋代名家大家,虽好尚取舍以及其归宿各有不同,但很少觉得他们所作的诗应分成与唐诗是两个不同的壁垒”。

   可是在宋人看来,他们虽然学《诗经》《楚词》、六朝、三唐,但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是极为明确的。推崇黄山谷的人,甚至认为由江西诗派所代表的宋诗,根本“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

   他们看不起唐诗,批评唐人“以声律自拘”,或“叶水心诗义理尤过少陵”“本朝诗优于唐。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之作,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等等,太多了。

   正因为北宋末年南宋初的诗学基本态度如此,所以后来才引发了几种趋向。

   一是把唐宋分开,但认为各有优点,如陈严肖《庚溪诗话》说:“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相同,而俱自有妙处。”

   二是承认宋诗自立壁垒的价值,但特别强调除了新变,也还有对传统的继承部分。指出山谷等人如何学习转化,运用古人;特别是找出杜甫作为宋诗的远祖。如张耒说山谷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独创一体。胡仔就说老杜已有这种诗体,山谷得法于杜甫,只是山谷又能自出新意罢了。

   这样的讲法,意在调和唐宋的壁垒,希望“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

   三是相信杜甫跟宋诗渊源较深,而且杜甫诗根本不能算是唐诗(钱锺书说唐诗宋诗指两种风格,所以唐人可能作宋诗、宋人可能作唐诗,就延续这种看法)。如叶适《习学记言》就说杜甫强作近体,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

   第四种趋向则是这种态度的对抗,既不承认宋诗是学唐人而能青出于蓝,又强调唐宋之分,并认为唐胜于宋。从张戒到严羽,逐渐形成了“夫今之言诗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诋也”渐形成了“夫今之言诗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诈也”的局面。

   后来方回才又运用胡仔的办法,融合两派,以江西兼有晚唐之妙而同通一祖,成了第五种趋向。

   至于第六种,是对这种唐宋之辨不耐烦的。如戴复古《有妄论宋唐诗体者》诗说:“不用雕锼呕肺肝,词能达意即篇章,性情元自无今古,格律何须辩宋唐?”

   从这六种趋势来看,宋人何止是自觉地把唐宋分成两个壁垒,其批评或贬斥唐诗的态度更是宋代诗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徐先生之言,不但无一不错,且完全没有认识到宋诗发展时内部的复杂性。

   接着,徐先生在第二节《宋诗特征基线的画出者》中指出:在山谷之前,昆体、白体之发展与王安石诗,对宋诗特征的形成,均有影响。

   这里,有关王安石在宋诗中地位的说明,确为徐先生之特识,很精彩。不过,他说“昆体支配诗坛直凡四十年之久”则误。

   西昆起于真宗景德年间,景德三年(1006)编为《西崑酬唱集》,大中祥符二年(1009)即有禁文体浮艳之诏,前后不过三年,就算包括余波,也不可能有四十年的支配力。

   谈黄山谷在宋诗中的地位及村诗的影响时,他说“山谷学杜。山谷派下,遂无不以杜为宗极”,亦殊不然。

   山谷所学甚博,初不以杜为宗。前面已说过,在早期文献中,从没有人牵合山谷与杜甫,都是说他“包括众作,本以新意”,所以才能成为诗家宗祖。尊杜之风,起于北宋末年;特意指出山谷学杜,所以江西诸派也应学杜的,是胡仔一类人的意见。

   原因是当时江西派学诗者已经不看杜甫诗了。像张耒说唐人以声律为诗,山谷才独出胸臆,创出不拘声律之体;胡仔就说:“诗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故鲁直效之。文潜不细考老杜诗,便谓此体自吾鲁直始,非也。鲁直诗本得法杜少陵。”《天厨禁脔》说换字对句法,前此未有人作此体,独鲁直变之,胡仔就说:“此体本出于老杜,非鲁直变也!”硬替黄山谷找了一个祖宗。

   后来这种说法虽日益流行,但反对的声浪也从来没有间断,如张戒、严羽、王若虚,都不认为山谷像杜甫,直到明朝胡应麟还说:“其语未尝有杜也,古选歌行绝与杜不类。”

宋代还有些人虽相信山谷是学杜,却认为他的诗并不像杜,是“本于老杜而不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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