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改革开放160年”？道理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的话，差不多是166年；如果考虑实际效果，《南京条约》以后，差不多过了10年才开放通商口岸，这样严格说来可能是155年。想了一下，还是取个中间数，就说改革开放160年吧。怎样理解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过去160多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为什么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最为显著？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有没有什么共性？
不管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还是1911年成立中华民国，从最初的三权分立到最近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来说，基本上就是两个主题：改革、开放。如果按照模式来看的话，洋务运动时应该是渐进式改革；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然后才是经济改革，所以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更像“休克疗法”；最近30年又是渐进式改革，跟晚清类似。所以，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改革开放，但本质核心内容却非常雷同。
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开放全面改变中国
刚才钱颖一教授给大家看过中国人均GDP的两千年变迁图，只不过他只给大家看到中国的情况（下方曲线），而没有把世界人均GDP的变迁（上方曲线）放到一起。大家看看下面的图，如果把中国和世界放在一起看，我们看到的情况会完全不同：
如果只看中国的情况，的确，近几十年的奇迹很大。因为1950年前或说1978年前的近两千年，中国的人均GDP没有太多变化，而自1978年后增长了两倍多。这种只把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作比较的结果，当然会对我们近些年的经历感到很惊讶，所以就有奇迹的结论得出。
如果把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情况放到世界人均GDP的大范围内起来看，这个图给我们的印象会大不一样，而且这样让我们更能搞清楚中国这些年的增长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从哪里来的。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人均GDP从1870年、1880年左右开始腾飞。从那时到1973年（中国最近这次改革开放的前夕），世界人均GDP增长了三倍多。特别是从二战结束时的1950年到1973年，世界人均GDP总共翻了一倍多。这些都是发生在中国最近30年的腾飞之前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呢？这很重要。因为从晚清到文革结束的这100多年中，尽管中国在那些内战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消耗着资源和人力，但世界在工业技术、通信运输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方面在快速发展。
这样到了1978年，等到中国醒悟过来也要发展经济时，世界已经为中国积累了一次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即是“后发优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让中国终于能够走上轨道，并能利用这种来自西方世界的机遇快速发展。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大背景。没有这种世界大背景，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奇迹”。有了之前的世界奇迹，才有之后的中国奇迹。
对于不搞经济的人来说，人均GDP1000、2000、3000这些太抽象。我就想，怎么样说清过去30年、过去16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呢？怎么综合自鸦片战争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举措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此来说明改革开放确实从本质上、从积极的一面改变了中国？我想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理解。
财富创造能力的变迁
第一个就从财富创造能力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要了解财富创造能力，可以把无锡尚德公司一年的收入与乾隆盛世时朝廷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一个比较，看到底谁多？拿民营企业跟朝廷比较，并不是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权力超过了原来皇帝的权力，而是为了分析财富创造能力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乾隆中期1766年时，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银子的价格，相当于114亿美元。可以看出，当时乾隆皇帝一年可支配的钱，实际上还没有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可以控制得那么多。1848年道光朝廷收入更少，有3794万两，相当于8.7亿美元。1900年时，朝廷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900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21亿美元。
尽管施正荣不是当官的，家庭背景也非常普通，但是即使这么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他所能够控制的资源、财富和能够享受到的生活方式和选择空间，从相当程度上来说，比道光皇帝和乾隆皇帝都要超出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确实实，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至少使财富创造能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普通人的收入情况变化如何呢？根据伦敦经济学院马德宾教授及其他学者所搜集的数据可以算出：1769年一个普通的北京工人大概每天可以赚77个铜钱。根据当时的米价来算，工作一天可以赚5斤米；1973年，也就是文革高潮时期，一个普通的北京工人天的工资收入可能是1块钱，按照当时的米价估算，相当于一天可以赚3斤到4斤左右的大米；今天，按照工作一天可以拿50块钱，根据现在的米价，差不多相当于32斤大米。今天比乾隆中期翻了差不多6倍。如果根据肉价来算，增长率没那么高，1769年一天差不多可以赚3斤肉，现在一天差不多是9斤到10斤肉。
下图是北京工人每天收入的变化曲线，看工作一天的收入能换成多少斤米、多少斤肉，这反映了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情况。
不管是用货币收入、银钱收入还是实物收入来计算都可以看出，过去16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革开放中，30年前的这次改革会尤其成功呢？
财富增长模式的变迁
从19世纪后半期以后，全球范围内的两大趋势给中国带来一次极大的机会。第一就是工业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谁都可以做、在哪里都能做
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去追踪一下世界机械纺织业中心的转移轨迹，最初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是在英国，后来于19世纪中叶转移到北美，再后来于20世纪初转移到日本，然后于1960年1970年又到东南亚，最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移到中国。从纺织业中心在世界大范围转移的路径就可以看出，工业化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跨国移植，走到哪里，那里的经济就飞速增长。
另外就是世界秩序和市场制度的演变。我以前喜欢说，当年18、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差不多都要有自己的军队。那时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和陆军加在一起比英国皇家海军和陆军还要大，因为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武力炮舰来维系的。
今天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不要自己的军队，但是都要有己的律师，今天的世界秩序和各国的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都以规则为基础，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以规则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在1978年，邓小平一决定了开放，马上就有这么多外资进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把这么多的商品运出去，立即就能做贸易。
但是，在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晚清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幸运。因为那个时候晚清要做外贸，要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话，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清政府必须先建立非常强的海军，这样才可以保护中国在海外的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否则就难以走出去。那时的国际贸易阻力，成本是多么高呀，中国人口再多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付出这些成本，一开放就能做贸易、走出去了。
我们以前讲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因素是科技进步，的确，科技进步的效果是强化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的时间才做一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制50件以上。原来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多的话题，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先在英国开始。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至少有两个其他的维度对财富创造能力、对生产力也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以前不太有认识的。一个是“广度”，另一个是“长度”。
财富能力在“广度”上的拓展，来自于市场“广度”的拓展。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
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跟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从而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在现在的市场范围跨国界之后，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带来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能力、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60美元。
再举例说，姚明一年的收入1000万美元，姚明打一个小时的球可能要得到十几、二十万美元。为什么他一个小时能够创造这么多的价值？在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你篮球打得多好，水平有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跟100年前没差别，虽然一场球赛也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的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就远远高于过去，是受众范围的扩大、市场广度的拓展，使球员同样的努力所带来的价值大大提升。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不是因为他多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多的人在看。如果市场范围没有在全球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汽车、飞机、电力、电话、电脑、软件、互联网、电影、电视，甚至石油和报纸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带来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C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相对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这一维，也就是“时间”这一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达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在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本质上给创业者提供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的工具。这样，盖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人！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让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和今天收入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
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有的财富因此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就是现在的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能力是否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地在这三维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维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中国奇迹”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总是强调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的人口很多；第二，劳动力很便宜。中国人又非常勤劳，非常聪明。实际上，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不管回头多少年，特别是19世纪初，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今天高多了，当时是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而今天的中国人口才占世界五分之一左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今天因为中国人勤劳而且中国人口非常大，可以让中国在过去30年增长得这么快的话，我们讲的这些因素，100年前同样在中国存在。当时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比今天还要强很多。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我给大家看一段话，这是一个英国人写的。他说：
对于西方人来说，今天最大的担忧或者最大的威胁，不是在枪后面的中国人，而是制造枪和很多其他物品的中国人。西方的报纸不管是专栏作家还是记者，只要他们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时，都会说中国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从根本上在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很多人评论说，中国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模仿能力也非常强，这两方面的优势跟西方很昂贵的劳动力和运输成本形成巨大反差，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肯定要把西方国家打败。
这段话，你要稍微不注意，会以为是我从昨天的《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上抄下来的。其实，这段话是什么时候写的？是1913年。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如果说今天中国通过成为世界工厂的方式崛起以后，让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感觉到威胁的话，这种威胁跟100年以前西方的学者、评论家和政府决策人感觉到的威胁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当时大家担忧的威胁没有成为现实，而这一次正在成为现实？——当然，我不是说威胁本身成为现实，而是这个发展本身成为现实。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不妨再回到前面的第一张图。另外，正如刚才钱颖一教授讲到的，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跟1950年以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地区，还有1960年以后的韩国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增长的经历非常类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实现的成果，相当程度上是重复了东亚地区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更早些时候的经历。
可以说，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基地。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其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不如说是顺应了某一种更大的趋势。东亚国家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世界平均水平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大家要去天安门放风筝，天安门上空有一股很大的风，最后是不是能把风筝放得很高、很远，就看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风筝放上去、让它加入这个大气流了。中国加入这个潮流的时间比其他国家晚一些，但最终还是加入了。
刚才周其仁教授也讲到，中国在1978年选择改革开放，跟“华盛顿共识”没任何关系，因为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什么叫做“华盛顿共识”。我要说，当时不只在中国没人知道什么叫“华盛顿共识”，在美国华盛顿也没人知道，因为“华盛顿共识”是后来才综合出来的。但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理念等内容，以什么来称呼它们，这本身不重要，关键看这些理念是否跟人性相符合。如果跟人性相符，即使不知道怎么叫它们也不重要，人们会在世界不同地方不约而同地按照这些理念去做。
中国在1978年选择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是在文革带来危机的前提之下。大家都看到，必须要这样做，不市场化、法治化，中国人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了。同时，如果仔细看一下，1982年里根在美国做总统的时候，英国正好是撒切尔夫人做首相，不约而同地在美国、英国都推行私有化。更不用说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东欧、西欧、拉美国家全部都在大规模做市场化改革。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或者跟它没有任何关系，这并不是很重要。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配的法治、人权、民主、宪政，这些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跟人种、肤色、宗教无关的东西，不是偶然，是必然。
本文选自《改革》，张维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