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 次 更新时间:2020-02-07 23: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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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  

引言与总览

  

   中国经过这8年的经济增速下行,持续地努力化解前期形成的种种失衡;时至今日,转入新增长通道的机会已经出现。有钱:因为储蓄率还处于高位;有物:巨大的过剩产能和迅速扩大产能的超强能力;有市场需求:大约10亿农民及低收入阶层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巨大消费潜力;有投资机会:习主席五大发展理念中蕴含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积累以及富有活力的民间投资;有中国梦的呼唤:如果经过2020年这一年的调适,从2021-2030年的10年中,我们实现年均7.5%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全面崛起;收入分配差距显著缩小;共富型社会根基稳固;在金山银山的增长中,绿水青山全面实现,生态文明与美好环境相得益彰;国家资本结构坚如磐石,系统性金融风险彻底化解——哪还有特朗普们、黑衣小将们的什么事呢?

   下图总结了宏观金融与高质量增长的整体逻辑:


一、资本积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把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包含了不变资本(ΔC)即生产资料、可变资本(ΔV)即劳动力这两个部分;技术进步则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 )的提高。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简单表达是:Y=F(K,L,T),即增长是资本、劳动、技术这三大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可见,在运行层面上,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和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并无不同,区别在于对三大要素的性质及背后的决定机制的理解不同,在于对经济制度与增长过程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可以说,就供给侧而言,马克思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取决于生产要素(即生产性资产)积累的速度与质量。

从需求侧看,通常讲投资、消费、贸易顺差这“三驾马车”;但深入一步,则可知投资在短期是需求,长期中投资完成后又变成了资产与供给能力的增加,而投资增长与结构还受到制度的影响;贸易顺差呢,则取决于宏观资产结构上的国际竞争力;至于消费,严重依赖于收入分配,也即依赖于包括产权,税收等制度状况。总之,从长期看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仍是由投资与资产结构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

简言之,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



二、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是生产性资产体系的“底盘”


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性资产可分为企业级资产和国家级资产两个大类。前者是企业拥有的土地、厂房、设备、劳力等生产性资产;后者则是企业级资产之外的其它资产。其中,关键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必需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具有以下八大特征:

1) 超大规模:这类资产形成通常要天文量级的投资;

2) 超长周期: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设周期和更长的回收期;

3) 超高不确定性:包括自然、技术、社会、国家安全多种维度的不可控因素;

4) 超低收入排他性:即有公共品属性,资产性收入不易被投资者享受;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难于保障;

5) 外部性为正:这类资产可以惠及项目之外的地区、产业以及全社会;

6) 跨期边际收益为正: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和这类产品的价格会同步或更快增长,这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相应增长;

7) 规模报酬可能为正,有自然垄断属性;

8) 运行相对简单,对管理及创新要求较低。

具有上述八大特征的资产作为大类,统称为基础性战略性资产(BSA,Basic),构成一个国家生产性资产总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数量则与该国自然地理环境和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自然条件越差,则BSA需求越大,规模越大;反之亦然。发展阶段越是在工业化发动至重化工完成之阶段,则BSA的需求越大,规模越大。

中国西高东低的三阶梯地形,胡焕庸线揭示的生态资源东西分布失衡等等,决定了中国对BSA的需求远远超过超过北美及欧洲的水平。中国BSA的规模与质量将决定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成败!

   上图举例展示的BSA领域极为宽广,涉及的工程规模巨大;工程建设实施超级复杂;如何推动?谁来投资?

  

   三、BSA资产积累呼唤宏观战略投资

  

   BSA难于吸引企业级由利润驱动的投资。BSA的诸多特征,如超大规模,超长周期,超高不确定性以及收入难以排他等等,决定了企业级的微观-自发投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承担这类项目;同时,BSA具有的自然垄断、收入跨时递增、运营管理强度较低等特征,也使得没有必要过多吸引私人资本。

   BSA呼唤宏观-战略投资。宏观-战略投资是针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底盘意义上的基础性生产要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力的投资。这就要求进行宏观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创新,用“资产-负债”的概念打造宏观-战略投资基金体系:

   1) 由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与中期规划研究与选择投资领域和“超级工程”;

   2) 分设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合理分工与竞合相统一;

   3) 打造使命型、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

   4) 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和重大平台内,实行基于规则的(rule-based)全产业链投资,避免宏观投资微观化;

   5) 打造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防止滑向私募(PE)行业的短期化、单一化货币刺激。

   宏观-战略投资与微观-自发投资可以共生互持,而不是互相排斥。一方面,庞大的宏观-战略投资必然创造很多新的增长机会,为微观-自发投资创造需求、要素及技术;另一方面,微观-自发投资又为宏观-战略投资形成的产能创造用户与市场,实现运营收入与现金流。只要政策得当,宏观-战略投资不但不会对微观-自发投资造成挤出,而且可以形成二者共存共荣的投资双轨制。

   宏观-战略投资自身也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由于投资周期长,规模大等原因,宏观-战略投资项目一般在建设期之初的数年内必然亏损;但在长期中,因为有跨期边际收益递增的规律,市场逐步扩大,需求逐步上升,价格自然增高,最终会达到转亏为盈的拐点;而一旦盈利点达到,就会持续下去,且盈利会越来越大。

   因此,资金成本决定扭亏为盈的时点。

  

   四、宏观-战略投资呼唤宏观金融工程

  

   几十年来的金融自由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体系,极为深刻的改变了金融业的结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①是金融业的“微观主体”成为“大而不能倒”的全能银行,即所谓“系统重要性银行”;②是金融业内部形成了两大部类,除了传统的,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的门类之外,又异军突起的形成了一个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新的门类,其主要业务是金融工程公司制造所谓的“金融产品”,尤其是名目繁多、千奇百怪的金融衍生品,通过横向,纵向以及混合等多种形式,多次多级的衍生,构造了一个数百万亿美元级别的衍生品体系,空前放大金融业的纯交易与炒作功能,使得现代金融业日益成为脱离实体经济,且反噬实体经济的“怪兽”;③是形成了以美联储-华尔街为核心,以若干区域性金融交易所为分中心的全球交易体系,通过全球化网络效应把美元的霸权地位极度强化,使美元这个“美国的货币”更加厉害的成为全球“各国的问题”,使全球各国的发展都处于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冲击之中。

   中国近些年的金融深化改革也显著扩大了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央行货币发行模仿美联储,这些变化的组合已经使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运行取得实质性进展,具备了市场化金融的内在特征。

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实践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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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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