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社会反思也需要假设——“如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7 14:10:59

萧象  

   萧象:社会反思也需要假设——“如果……”

   当我们谈论历史问题,就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尝试引入一种曾被忽视了的历史因素,从而设想提出另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时,常有不以为然者以“历史不能改变,也没有假设”打断话题,使讨论无法继续与深入。

   但我们知道,所谓“历史没有假设”其实是经不起推敲,很可值得商量的。历史诚然不能改变,此“历史”指的是已然发生了的历史事实,自是无法改变。而“历史没有假设”,这时的“历史”业已抽象,说的是历史讨论与研究的对象物,是可以假设的。也就是说,在历史讨论与研究中,是需要也离不开假设的。这种假设,作为一种方法,不仅可以拓展历史思路,开阔历史视野,同时也能够让人们看到历史的丰富、多样和可能,并由此认识到历史生成、选择与发展的多变与偶然。

   当然,假设也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而是依据于当时真实存在却被忽视了的历史因素,把它作为一种重要因素而重新激活,按照历史逻辑推演出另一种不同的历史可能性。例如,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重要节点,后人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探究原因时,就不可能不提出这么一种历史设想,或者说历史思路——如果彭德怀为民请愿的建议书得到采纳,受到重视,又会是怎样的结果?按照历史发展逻辑,如是,中央就会加大纠左力度,采取收缩降温政策,而不是继续发烧,火上添油,那么,后来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严重局面,饥馑程度和饿死人数都会大为降低。

   显而易见,“如果……”句式的假设,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于历史反思亦十分重要。

   历史反思是如此,社会反思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下正在发生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华中,波及全国乃至全球,是继2003年萨斯之后又一场危及人们生命与健康的公共卫生紧急重大事件。在追踪溯源探寻疫情何以如此发生时,舆论无不提到“8名造谣者”。

   去年12月30日武汉8名市民在微信群发布有关新型肺炎的信息,公安机关以“造谣”罪名对其传讯和训诫,央视新闻也作为造谣典型予以曝光。实际上,这8名“造谣者”全是医生。而其所谓谣言,从微信截图可知:一、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最近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二、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

   17年前的2003年春季,SARS爆发,北京疫情也相当严重。蒋彦永医生了解到仅309医院一处就有了近60例病患,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而卫生部长在央视焦点访谈却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死者3人。蒋彦永为真相被刻意掩盖感到吃惊和愤怒。经过进一步调查确证后,他致函央视和凤凰卫视,反映疫情真相,惜未播出。其后接受闻讯采访的国外媒体,北京疫情始得以公开披露,引起中央高层高度关注,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撤换,北京抗击SARS从此走上正轨。

   在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以吹哨来唤起同伴和民众的注意。这一行为引申到社会学领域,人们将那些揭示事件真相,揭露社会丑闻和弊端,以唤起民众关注的人称为“吹哨人”。武汉8名“造谣”医生,同蒋彦永一样,无疑是武汉疫情的“吹哨人”。非常遗憾,8名医生没有前辈蒋彦永那样幸运,他们的哨声刚一发出即被消声,未能传播出去,为广大的民众所知晓所关注。也因此,武汉的命运比当年北京更悲催。

   据肺炎地图,截止本文写作时的2月7日11时30分,武汉确诊病例11618,死亡535。在这里,我们也不妨设想,如果8名医生关于新型肺炎的消息未被作为“谣言”处理,而是一传十、十传百,以当今互联网信息的高速传播,不出三至五天就会遍及武汉全城,那么,武汉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如是这样,可以肯定,接下来:一、以当年SARS的高传染性和致命率,人们对其闻而色变,仍有后怕,自会引起高度警惕与防范(如“谣言”所提示的,戴口罩;当然也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二、大规模的网上舆情和民众一定程度的恐慌,逼迫、促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直面疫情,采取对策,出台方案,制定防范措施,时间当在一月初或上旬,而不是如今的一月下旬。这提前了十天半个月时间的防范举措,正是防范疫情扩散的最佳黄金期,可以阻断因无知流动而带来的潜在感染,当以成千上万计,如此,其后续发展也就大致可在掌控之中,而断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如此被动、失控的恐怖局面。

   其实,从媒体梳理可知,12月1日金银潭医院已收治首例病人,10日另有3人发病,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内部通知:武汉出现不明肺炎,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同日武汉卫健委公开通报27例不明肺炎。这就是说,武汉政府部门对对疫情信息其实是有充足了解的。

   那么,明知已有类似SARS的疫情出现,政府有关部门何以还要将传播有关这一疫情信息的8名医生视为“造谣”而处理呢?

   原因固有多种,如维稳第一的社会管治要求,报喜不报忧的信息舆情偏好,但归根结底,乃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虚置与缺失。言论自由于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有识之士已述备矣,这里,另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段话,作为借镜,也作为本文结束:“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阿马蒂亚·森有力的证明了,饥荒不可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出现。因为并非食物总体上的缺乏导致了饥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贫穷地区的穷人缺少获得食物的途径。而言论自由可以将这些问题曝光,问题一旦曝光,舆论和公众都无法再容忍政府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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