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近代中国之公共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4 次 更新时间:2020-02-06 2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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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  
张灏主要集中分析“群”这一概念,但也不时论及梁启超在“公共心”这一意义上对“公”一词的使用:

  

   正是在他对“公”理想的讨论中,梁超越了传统的利他主义观念,委婉地暗示出主权在民的意思。公共心意味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管理自己。人人皆有权自治,做自己当做之事,获当获之利。[张灏,1971:104]

  

   在初兴起的公民概念中对“公”进行重新定义,这在程一帆的一篇稍嫌简略但富于启发性的论文《作为十九世纪末中国思潮的“公”》(“Kung as an Etho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也有讨论。在这篇文章中,程一帆和张灏一样,强调传统词汇在近代民族主义追求中的适应能力(程,1976)。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从行会到利益集团:清末中国的公私转换》(“From Guild toInterest Group: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 Late Qing China”)一文的探讨则似更为深入。傅士卓按照哈贝马斯的方式,精辟地描述了下列情形:“公”从官僚行政机构的同义词解放出来的过程;“社会”这一概念作为一个与国家相对的,独特的政治角色的出现;以及类似行会这样的私人自发结社作为利益集团被赋予合法性,在一个多元的政治舞台上的运作(傅士卓,1983)。然而,不幸的是,傅士卓基本上用的是二十世纪的视角,这使他太过狭隘地关注清朝的最后几十年中观念转换和群体形成的过程,而这一个过程其实早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最后,在这一语境中,还必须提到巴斯蒂(Marianne Bastid)最近的一篇引人思考的论文,《清末帝国权威的官方观念》(“Official Conceptions of Imperial Author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巴斯蒂并没有直接讨论政治语汇的转换,但她提供的几个官方话语的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复杂的进程。例如她注意到,皇权的绝对主义也是有所妥协的,这表现在一份证明1861年的宫廷政变为合法的圣旨中,把政变的发动说成是“尊公论”。巴斯蒂还讨论了刘坤一在一份1889年的奏折中明确地区分了他对“朝廷”(国)和对“公共利益”(公)的不同责任(巴斯蒂,1987:158,178)。显而易见,历史学家们才刚刚打开这一分析路径。

  

   对一个政治参与的新世界里“公”的作用的探索已经有些停滞和不连贯,但另一条研究路径已经被另一批历史学家系统地追求了。这条路径把“公”作为一个占有集体物资和社会服务管理的领域进行集中研究。这一讨论的共同主线是认为,虽然官僚体系以外的公共领域在中国长期以来被看作占有和保管物资的仓库,这些活动在基层地方所涉及的范围在1850年至1927年间有了巨大的扩张。它们是集体的事业,但不受政府的直接监督。尽管孔飞力(Philip Kuhn)本人并不太多地依赖官僚体系以外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但是不妨说许多这类著作都直接得益于他对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地方精英行动主义扩张,以及对中国政治思想中地方自治情绪的演变传统的研究(孔飞力,1970;孔飞力,1976)。在反思他1979年的著作时,孔飞力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即最好把这些过程看成是中国国家政权的萎缩,抑或看成有效权力逐渐转移到地方社区领导人手中,或者看成一个被掩盖了的,国家政权增长和向地方社区渗透的过程,因为以公共权威的名义行使的服务在范围上有了极大扩展,财政税收也随之增长(孔飞力和琼斯Jones,1970)。替这个问题寻找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已经成为这一集体的学术努力的一个关键任务。

  

   这一主题在冉玫铄(Mary Backus Rankin)出版于1986年的重要著作《精英行动主义和中国的政治转型》(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中占据中心地位。冉玫铄把“公”在清代的使用看作“一个公认的社群利益区域,其中,社群领导人表达大家共同接受的决定,各项服务由本地人经管。”她写道:

  

   我在此使用的“公”这个词含有极大的社群因素,但是更确切地是指体制化的,官僚体系以外的事务管理,这些事务不论在国家政权看来还是本地社群看来都是重要的。从而,精英的公共管理有别于官方行政(官),也有别于私人(私)的那些与整个社群不相干的个体,家庭,宗教,商业,组织等行为。公是一个不需解释的有效的词语,它暗示着其他两个类别与政府的不同关系(冉玫铄,1986:15)。

  

   冉玫铄注意到,这一以社群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外的精英行动主义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明朝末年就已经十分重要。到清代中期,精英行动主义已经在地方事务中艰难地与复兴的官方领域和日益扩张的胥吏阶层分庭抗礼。然后,在经太平天国之祸后的长江下游地区,这个精英领导的地方公共领域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在认真细致,资料翔实的论证中,冉玫铄追溯了地方精英建立的,最初以水利修缮和其他地方工程为宗旨,且成员间相互平等的团体如何逐渐拓宽其活动范围(最后与全民族利益融为一体)。与此同时,这些团体日益政治化,要求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出更大的声音。他们越来越不满意“官”领域对事情的处理,尤其在对外事务方面,而这正是推翻帝制的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

  

   冉玫铄提出了一个由“官”,“公”,“私”三方共同组成的概念。其中,“公”在“国家”和“私人”之间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我本人关于汉口的近著(罗,1989)也探讨了这一点。我集中关注的也是同时期的晚清,不过是一个和冉玫铄笔下的浙江相比更城市化,却不临海的地区。我试图追溯这一三角关系如何导致在法律上正式地把治理水的责任分到官,民,和私的头上,中间的那个类别表达的就是“大众的”和“社群的”这样的意思,而最后一个类别则经常,虽然不总是,意味着非法的私人项目。在城市街道的维修中,我指出,这套术语已经被借鉴过来,“公”则取代“民”成为中心类别。在福利事业和慈善活动方面,我在太平天国运动覆没之后的那几十年中既发现了服务范围的戏剧性扩张,又发现其组织和发动由国家政权机构转到了邻里和市政精英建立的平等社团手上。这些精英以官僚体系以外的公共利益的名义活动,而把这些公共利益通称为“公”。和冉玫铄发现浙江日渐被商业媒体的冲击刺激一样,我也发现在汉口的这一过程伴随着这个日益扩张的公共领域的护卫者们的逐渐政治化。

  

   另外三个相对近期的著作已经看到了这个新近被合法化的公共领域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持续发展。三部中最老的一部,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和政治变革》(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1982)在这一学术流派中第一个把“公共领域”这一术语作为分析工具,并在这一意义上为其他的有关学者奠定了基础。萧邦齐开篇即承认,帝国晚期存在一个长期的潮流,并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几十年间加速发展。这就是官僚系统越来越多地把一些“公共职能”移交给地方精英管理。接下来,他集中讨论这一从清末新政改革开始积聚能量,一直稳定地进入到国民党时期的过程。在此期间,多方面的职能和责任被重新分配到快速兴起的“公共制度领域”。在萧邦齐看来,公共领域平等地包容了正式的政府机构和更广泛建立的商会和法团——这两者并非真正的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但在法律上由其批准,以及遍布各地的地方社群组织。举办地方社群组织的精英宣布其性质是“公”的,但它们之能存在,是由于官僚政权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萧邦齐在这部著作中的兴趣,主要在于解剖县级精英们之间因在新兴的公共领域中分赃而产生的冲突。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88)则更为精细地集中关注乡村一级。他看到,在同一时期既有这个“公共范畴”(public realm)或曰“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的转型,又有其扩张。通过半官方的村“公会”,诸如社群的土地和企业管理这类曾经由村庙会行使的职能被世俗化了,而且还加进了更加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活动,如当地西式小学校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非政府的公共权威机构被合法地赋予向当地人民征税的权力,和向更高级权威例如县纳税(摊款)的义务。和萧邦齐一样,杜赞奇指出,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地方一级组织中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意味深长的是,在哈贝马斯关于欧洲的原著中,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史谦德(David Strand)已经讨论了在主要中心城市,如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的公共领域的扩展。史特兰同样接受了官-公-私三方划分的有效性,注意到“公”部门通过作为其“法人代表”(Corporate representatives)的法团行使占有和管理功能。史谦德主要集中探讨意识转换过程中的更严格的政治意义:

  

   这个新的政治舞台或公共领域是新旧行为和态度的混合。传统赋予了绅士的公共范畴(公)很高的价值,这加强了公共舆论这个现代概念的传播,它成为一个极大扩展的讨论和辩论空间。在中国,绅士和商人的观点对政治权力(官)的依赖到清末已经减弱,在民国则断裂了。城市精英此前从来没有聚集力量和意志来支持一个完全自治的公共领域。但在20世纪20年代,国家的无能,私人利益(私)合法性的脆弱,和“公”作为一个讨论和关注的区域所经历的积极的道德和政治演进,共同激励起报纸编者和或新或旧的民间领袖会同普通公民一起制定战略战术,以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如此建构起来的城市政治,一当参政机会放开,就会获得自己的生命力和逻辑。[史谦德,1989:168]

  

   史谦德著作的一大部分,是用来具体描述这一新的公共领域的制度框架(传媒,商会,公民组织,公共集会地),表达对“公务”的关注的语词演变,以及各类促发选举过程以外的公民行为,并使这些行为合法化的地方和全国性政治事件。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及其日益丰富的角色方面,历史学家们已经大致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如何最好地定义这个领域,如何对它的兴起和(可能的)衰亡进行分期方面仍然没有完全的一致。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领域究竟应不应该涵盖正式的政府活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然,这里的模糊部分地反映出中文“公”的使用中本身就存在的含混不清,正如在欧洲语言中“public”的多种用法在哈贝马斯首倡的理论中也导致类似的含混。然而,这里还涉及极重要的实质问题。

  

大多数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比方说,似乎假定帝国晚期的公共领域扩张发生在前国家机构退出后留下的空间里。但果真是这样吗?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贝马斯提出的欧洲发展模式中,当自治的公共领域扩张时,国家也同时经历着第一阶段的快速现代增长。菲利普·阿利叶提出了一个大体介于中间的位置,他认为,公共领域在欧洲的扩张刚好就发生在早期现代这个间歇阶段,此时国家对管辖权限的诉求(jurisdictional claims)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其实现这些诉求的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abilities)(阿利叶 1989:9-11)。在我看来,最近的研究成果中举出的例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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