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近代中国之公共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4 次 更新时间:2020-02-06 2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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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  
这一认知凸显出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一大危机。

  

   相应地,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已经见证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试图把日渐不合时宜的公共领域概念和一套新的社会现实融合起来。这些现实包括:1,资本持续集中到非常庞大而有力的公司手中,并有效地独立于持股人的操控;2,媒体演变为由大公司拥有的,伪“公共舆论”的炮制者;3,广告作为消费文化的操纵者和伪“大众趣味”的形成者;4,国家日益干预人民的日常生活。公与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界越来越失去意义;5,关于“社会权利”和公共福利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发展,而国家被授权保障这些权利;6,由此导致的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张,及其对公众批评的有效抵御;7,大众政党的发展。他们自身就不受公众监督,其基本功能是驱使公众接受既定政策;以及8,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这种政治一方面分裂了公众,从而否定其追求超验真理的理性诉求,偏向追求狭隘的集团利益,另一方面,它使公众屈从于强有力的集团领导人的操纵。简而言之,由启蒙公民组成的公共领域所传承的,活跃的“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一语境中,哈贝马斯及其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已经掀起了一场旨在继承和发扬批评精神的改革运动。


语言学上的平行对应:“Public” 与“公”

  

   中国历史研究者对哈贝马斯概念的使用可能不会得到作者本人的认可。他强调指出,公共领域的概念不仅具有时间的特定性,而且具有文化独特性:“它不能从…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公民社会”独有的发展历史中抽离出来。它也不能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来概括任一外表相似的历史情境。”(哈贝马斯,1989:xvii)然而,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大胆地应用这一理论范畴来分析晚清和民国史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有理由的。当然,最基本的在于帝国晚期的中国和现代早期的欧洲之间在社会和体制发展方面的相似性——虽然有限,但也真实存在,而历史学家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和西欧一样,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后出现了长途贸易量的剧增,大型商号,金融机构,及有组织的商人网络的兴起;出现了持续的区域城市化进程和一种更独特的城市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茶馆这一形式——酒馆和咖啡馆在中国的对应物);还有印刷出版业,大众识字,大众文学的扩张,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很重的社会批判意味。这一进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进一步加快,这一时期城市化和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海外贸易的大增)又遇上了国家方面的更为重商的财政战略(将公共财政的负担转移到正在扩张的商业部门),然后是以都市为对象的新闻出版业的陡然兴起。[3]

  

   但是,除此而外更符合哈贝马斯论点的,在于似乎存在一个语言应用的显著共鸣,尤其在英文词语“public”(及其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的同源词)和与它最接近的中国对应词“公”[4]之间有平行对应的历史。不断演变的语言应用和它们所定义的概念范畴提供了重要的洞察,使我们得以了解同一个语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斗争。重要的是,不论是“public” 还是“公”各自都有漫长而复杂的语言史过程, 都成为活跃的政治概念,在旧政权(ancient regime)后期都极大地拓展了其用法。

  

   英文“公”一词经过很多世纪的演变已经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意义,可能只有在和“私”对立的时候,这些意义才能统一起来。以短语“公之于众”为例,一套意义系统可以包含人们熟悉的定义如“由大家评判”,“由大家观察”,和“对所有人开放”。当哈贝马斯从“公共性”这一概念出发,以及从精制华美的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宫廷中替公共领域追本溯源的时候,正是依赖了这一套意义系统。看来完全可能的是,哈贝马斯在这一问题上聪明过度,反而把截然不同的两组关于“公”的意义系统混淆起来。他非常依赖这种视觉和空间的暗喻来分析他真正关注的对象——基本上是非空间性的“公共舆论”。[5]尽管如此,这一论述路径已经对西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方,学者就已经借用哈贝马斯的论述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包括具有性别特定性的角色在“公”领域相对于其在“家庭”领域的发展,以及开放空间的集体使用(有关例子可参见莱恩Ryan,1981;兰德斯Landes,1988;莱恩Ryan,1989,德·加西亚 de Garcia,1989)。[6]

  

   更严格地符合定义的是关于所有权的系列概念,例如在“公共所有权”和“公共范围”中可以看到的。这些意义也非常复杂和含混。正如“私”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指涉个人拥有,家庭拥有,或一个法人团体的所有权,同样,“公”也可以指所有权的任何一种形式。在更大的范围来看,人们想表达的具体意义其实是特定时空的一种功能。例如,英国的“公学”一词表示私人创立,而非政府兴办的教育机构,但美国人对这个词语的使用和理解却是令人迷惑的。在眼下美国人的使用中,看起来“公”一词比在英国的用法中更给人以政府行为的感觉。牛津英语辞典(伦敦,1933)一直想回避把“公”定义为“国家”,直到第十条定义中才出现,而韦氏新国际辞典第三版(马萨诸塞州春田,1971)则作为第一条定义的一部分就列出“由人民授权和管理,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为人民而活动:政府”。当一个人看到二者的区别时也是不该感到吃惊的。然而,韦氏辞典在这一定义之前也加上“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群影响人们:公民的”,以及“属于国际社会或全人类或与之相关:共同的,普世的”。由此看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意义含混也是情有可原了。

  

   当然,公共范畴(res publica)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古典时代,而且一直在罗马法传统中存在和延续,但在公共部门和政治权威的关系方面存在的潜在的含混趋势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显然加剧了。在此期间,“publicus”同时既用来指涉封建领主的宫廷又指公共财产,也就是那些不是由个体家庭拥有而是由社群占有的财产。一方面,特别富有现代特征的含混使用随着“公共”的国家机构与领主个人的日渐分离而出现。同时,英文中“公共”在十七世纪中叶被赋予新意,代替了较早的“人类”或“世界”等词语,而带有更明晰的,关于都会风格,读写能力,和普世主义的内涵(哈贝马斯,1989:4-7,26;色奈特Sennett,1977:16-17)。到此,作为哈贝马斯论述主旨的该词语的政治能量已经呼之欲出。

  

   中文的“公”一词就象西方的“public”一样,总是被简单地看作“私”的对立面。事实上,公元前三世纪的辞典《尔雅》只是把它定义为“无私”,公元一世纪的《说文解字》从语源学角度把此词分析为两个更简单的字的组合——“背私”。[7]和“public”一样,“公”的最早用法似乎也表达出“集体”或“社群”的意义。《说文解字》提供了“公”的基本定义:“平分”。或许这个词最著名的经典用法是出自《礼记》的“天下为公”,但西汉的编撰者把它作为同音的“共”字的同义词而掩盖了。(《康熙字典》,1715;诸桥, 1961)

  

   只是到了后来,这个词才发展出与政府的概念一致的一面,而这一过程与西方中世纪的“public”一词惊人相似。按沟口雄三的看法,含混性的产生,就在于用古老的“公”同时描述两种不同的财产范畴:那些尚未被圈占,因而谁也不占有的,和那些被一个群体集体占有但把控制权移交给族长,并最终交给政治权威的(沟口,1980:19)。到了唐宋两代,帝国制度在思想和体制方面都趋于精细和发达,“公”在产权意义上看来已基本完全被政治权威占用来指涉帝制-官僚国家的商业,财产和人员(麦克穆伦McMullen,1987:74-76; 史密斯Smith,将出)。

  

   但是一股反向的潮流也早已存在,具体体现在十一世纪晚期推翻王安石国家主义新政措施的反抗浪潮。伴随着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的重大社会经济转型,这股反潮流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不同的思想家,象李贽,吕坤,顾炎武,黄宗羲和戴震,都各自重建关于“利”和“私”的概念,作为他们消解新儒家“天理”和“人欲”二分法的部分努力。正如沟口所指出的,这种关于私利的更温和的看法也促进了公私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在这一价值重估过程中出现的“公(public)”比起任何关于“国”和“官”的概念,更接近于《礼记》中所认可的那个“公(collective)”(沟口,1980:25-32)。[8]

  

   由此,到了清代中叶,已经有了几个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关于“公”的政治概念在同时起作用。在十八世纪的官方文件中,[9]“公”在使用时常常毫不含糊地带有“政府”的意思,就象“公文”这一合成词体现的一样,指的是政府文件本身。还有“公所”,意谓政府办公室(除了极少的例外,“公所”此时尚未发展出十九世纪后的,指非政府的“公共”建筑,例如会馆的用法。)但是,“公”也用来描述地方行政支出中一个特定的项目,即人们所称的“公件”和“公享”,它和基于土地税的政府(官)常规帐目并不相同,而是直接由中央政府控制。公件的来源很多样,可以是前些年积累下来的超收的地税,不合规范的地方敲诈勒索,私人或官方的捐赠等。这些经费被规定用于当地社区项目,比如道路,灌溉工程维修和城墙修筑。(见曾小萍,1984)也许因为这种专门的用途,很多带“公”字的合成词一开始就带有含混性。例如,“公事”,“公务”和“公用” 既可以严格地指涉与政府有关的事务,又指那些政府以外的社区利益。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合成词有时,虽然并不总是会被加上“地方”这一前缀。不仅如此,对那些多多少少由地方官略加管理的财产和帐目,还有大量的其他说法来专门称呼。这些用语包括“公产”,“公田”,“公租”,“公费”,“公捐”,“公买”或“公置”,以及“公建”。常常,这些用语专门用来和正式的政府领域中类似的概念对照,比如“公田”区别于“官田”。[10]用来把支出项目分类的词语也造成这种区分:“归公”与“归官”[11]相对照,“存公”和“存官”相对照,诸如此类。

  

   非政府意义上的“公”也用来描述财产和预算范畴以外的现象。例如,管理集体福利或承担其他社区功能的地方领导是“公举”的。在一种带有哈贝马斯“公共性”观念意味的用法中,官方的告示要“布公”。而且,最带有预示意味的是,至少在十八世纪早期,地方行政管理者就已经熟稔地指挥“公评”和“公论”。到了这个时候,一系列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而这些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

  

近一时期中国史学中的公共领域研究

  

近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清末和民国初年这段时间里,随着“公”这个词用法的创新和拓展,人们也日益频繁地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它。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人们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探索。其中一条路径主要关注的是在帝国晚期政治参与急剧扩展的情况下,“公”这一概念所起到的作用。这一流派中具有先驱性质的是张灏对梁启超的精湛研究。梁启超比任何人都更加注重影响这一政治大众化过程,并为近代中国提供一套新的政治语汇。张灏的著作清晰地揭示出,梁启超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重新定义传统中文词汇中可供借用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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