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世界变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8 次 更新时间:2020-02-05 14: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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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中、下三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

  

   序言

  

   近身的世界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还有“目标”的涵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认同》(Identity)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份量。正如马克思哪怕错了,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对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这个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东西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这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十九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林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二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唯一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唯一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的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定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他12月在《 纽约时报 》 的文章正式宣布 :“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 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对方接管世界,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只可能在一个自由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中短暂存活,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单极格局,注定会导致新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而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洲“独立研究中”(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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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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