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世界变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7 次 更新时间:2020-02-05 14: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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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1990-2019”,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2020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最大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刻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老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二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蓝普顿(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重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这是冷战年代旨在对抗苏联威胁的组织,在里根执政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委员会中有几十名成员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这一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在2004年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过短暂的活跃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Stephen Bannon)的策划和主导下,这一组织再度复活,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据《纽约时报》报道,班农、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开业典礼。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班农宣告: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文章指出,委员会认识到当今美中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这使得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但为应对这一威胁,华盛顿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有趣的是,威胁论也可以和崩溃论发生新的联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访谈中比较了中国和苏联,表示在贸易战中一直有一种意图彻底终结威胁的“潜流”。但究竟如何处理当今中国与昔日苏联的差别呢?破解不了这个难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仍是游荡的幽灵,无法复活为围堵战略的升级版本。

   实际上,强硬派推动的对策方案并不那么成功。很难说“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塑造对华政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总统顾问还能有多少政策影响力一样可疑。班农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脱钩”战略的始作俑者和积极推手。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也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和声音。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声称,“时而有人问及,特朗普行政当局是否在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绝无此事!”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会是政策的选项。与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逊智库发表的所谓“新铁幕演讲”对比,彭斯似乎显露出相对温和的转变。而国务卿蓬佩奥10月30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表现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讲更为强硬的基调,但在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的同时,也指出双方存在着“共同之处”,容留了“有条件缓和”的回旋余地。

   显然,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和稳定的对华战略。许多智库正跃跃欲试。“国家亚洲研究局”(NBR)11月发表的报告《部分脱离》(Partial Disengagement),试图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提供新的全面战略。报告颇有新意的标题暗示着脱钩与接触的某种折中,但纵观其四个要点会发现,基本取向是脱离远远压倒接触。这同样会陷入脱钩战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访谈中透露,他们着力传达的要点是,美国必须联合欧洲等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当前外交政策却走向疏远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NBR的报告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要求特朗普注重“统一战线”的呼吁早就不绝于耳,蓬佩奥本人也曾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呼唤“高尚国家的联盟”。但强化欧美同盟的紧迫需求总是会受到“美国优先”的牵制。12月初纪念北约成立七十周年的峰会再次表明,特朗普难以达成兼顾两者的平衡。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总统来说,国际统战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这也使他很难像强硬派期望的那样“坚定地应对中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共识”。美国领导人仍然在面对两难的选择:“继续接触的道路,会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但走向脱离(disengagement)的道路则“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战争”。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从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跃升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六,这两项指标都创下了(自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新纪录。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公开信表示“深为关切”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认为这有损于美国和全球的利益。作者虽然对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时认为“美国的许多行动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公开信提出七点陈述,旨在纠正现行对华政策的取向。

   公开信指出,美国对于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需要予以“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目前对待中国的方式根本上是事与愿违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认为,应当避免夸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者的可能。中国并不是“经济敌手或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需要在每个领域予以对抗”。许多中国精英人士相信“对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而华盛顿的敌对立场会削弱这种声音的影响,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

   美国无法有效地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不损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国与中国为敌,最终会被孤立的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作者建议通过与盟友合作保持威慑,并与中国共同加强危机管控来处理安全风险。同时,敦促采取竞争与合作平衡的策略应对经济以及全球性的国际问题。最后作者指出,联署公开信的人数之多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华盛顿共识——支持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敌对立场。”

   这封联署公开信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意味着反对强硬派的审慎观点正在集结并进入公共舆论。但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立场宣示,而是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基于长期研究的见识与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国际安全》秋季号发表研究论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国》,通过对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的证据考察指出,那种判定“中国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观点缺乏可靠的经验检测,而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对华政策是草率的。傅高义最近在与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的对话中指出,那些宣称接触战略失败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低估了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对中国变迁的作用。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从不相信接触外部世界会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但认为这会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Course Correc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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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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