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海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议题与总体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20-02-04 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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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海汀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王权、宗法伦常、经学教化、士大夫与官僚、民众与政治的关系等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相关国家和区域的政治文化为学界所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则主要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主要政治亚文化、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等问题。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终坚持其价值追求、现实关怀和国家视野,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呈现出从整体性研究到关注关键历史节点、从中西两分到全球认知、从现代化的道路探讨到议题分析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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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重要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被政治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源自阿尔蒙德与维巴所创立的,由派伊等人接续,由英格尔哈特等人复兴的政治文化分析框架。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学者的分析方法,它至少融合了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苏联文化学三方面的内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在议题设置和关键概念等方面都与西方的研究存在差异。

   如果说西方学界的核心议题是“何种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现代化”,那么中国学者的追问则是“国家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思想,通过怎样的文化政策,塑造何种政治文化以推动政治现代化”。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政治与文化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重新考察个人或群体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倾向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西方以个人和社会为出发点的研究,也为中国“改变、塑造、重构中国的政治文化以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更多启示。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40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涉及王权、宗法伦常、士大夫与官僚、民众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1.王权问题。王权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的焦点在于,在中国历史上,王权是否是绝对的、不受制约的,中国是否可能从王权政治逐渐过渡到现代政治或发展出现代政治形态。早在1987年,就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总结为一条主线和多个层次。一条主线是王权主义,其他层次均为王权主义的从属、派生、支流或补充。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被理解为一个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刚柔结构,“刚”是就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柔”则是指王权主义结构的内在调节机制①。关于君与道的关系,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崇“天”开始转向崇“道”,用“道”来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进而发展出一系列“圣王”理论,使政统与道统归并为一,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高度融合②。关于君与民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在绝对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相对重视民的作用。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柔”的调节机制,具体体现为天谴说、从道说、圣人尊师说、社稷尚公说与纳谏说等。也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括为“民本君主”,并指出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民本主义实际上与君主主义是对立统一的,根据对“君”与“民”侧重的不同,传统政治文化可以划分为“尊主安国”“惠民安国”“尊君爱民”三种思想流派③。关于君与政的关系,由于君主权力的绝对性,一切政治生活都派生于君主,具体体现为重人治不重法治、重治术不重制度。皇帝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因此,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系列的符号、话语、仪式与观念以维系这一基本制度。

   2.宗法伦常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伦常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除了正式的政治制度之外,还存在一套完整的伦理纲常体系,同样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一部分政治制度的功能。宗法纲常强调人性本善、强调道德、贬低法制。“性善论”与“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的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④。有学者认为,这种传统仁政的情感逻辑,基于同情的治世之道,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塑造为“情本体”的文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营造上下和谐的公共情感,以礼乐治国即是要求为政者以恻隐之心实行统治⑤。

   3.经学教化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经学教化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思想与政治社会化问题。一方面,自“独尊儒术”之后,后世知识精英都采取“注经”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这样的思想和理论又在“教化”理念的基础上经由官学和私塾等多种机制深入民众心理。因此,关于经学教化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研究儒学和诸子百家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与传承;二是研究官方确立的思想理论深入社会心理的作用机制。

   具体来说,儒家学说在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了政治理想、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归纳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文化,包括以君主为出发点的单向辐射型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⑥。

   同时,儒家学说也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论述来弥合与现实政治间的冲突。有学者指出,在唐朝,今文经学、谶纬、方士传统共同构筑了一个“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的政治神话,使不同的帝王能顺利嵌入“五德终始”的神话体系⑦。而宋代的知识精英则从五运、谶纬、封禅、国玺等政治学说和仪式方面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反思。这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开始向“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转变⑧。

   此外,儒家学说还通过一套有效的教化机制弥补政治统治的不足,发挥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有学者批评指出,儒家教化机制的目标是为了对社会一般成员进行精神和思想控制以达成理想的顺民社会⑨。另有学者则主张应该客观评价这一教化机制,将其内容与实际作用方式区分开来⑩。也有学者指出,儒家不但把教化理解为政治的根本目的,也把教化理解为产生政治的原因和政治权力的根据(11)。

   4.士大夫与官僚问题。对士大夫与官僚的研究,聚焦于探讨士大夫与官僚群体是否具有制约王权的能力和意愿。关于作为政治理想的清官期盼,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清官期盼从属于王权政治,它只是在维护王权的原则之下对民众心理进行的调节。关于士大夫本身的理想,学者们认识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始终存在“君父”与“百姓”两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关于官僚团体与官本位文化,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子、小人两分逐渐养成了官贵民贱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了小民无权过问政治、否认其政治参与权的政治生活形态(12)。同时,官本位文化之所以从属于王权政治,是因为无论财富、荣誉、特权、理想都必须通过王权来实现(13)。

   5.民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民众的政治行为、政治生活状态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同样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反抗三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民众的参与意识来看,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参与意识归纳为非参与、无主体性参与、有限主体参与和特殊参与四种(14),且“民本君主”的理论结构弱化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和反抗意识,塑造了民众强烈的服从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大的政治容忍性和政治认同感(15)。但另有学者认为,民本思想也为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16)。

   关于民众的政治态度,有学者指出,它主要体现为平均主义,也表现为社会下层成员对于特权的极端不满和对抗心理(17),但这种政治态度是双重性的,它同时表现为对皇权的极端崇拜又极力疏远(18)。学者们大多认为,在传统社会秩序中,所能追求的只是个别的正义和公平,缺乏对普遍原则下公平正义的期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的政治理想只注重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不是如何塑造一个好的制度。

   (二)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我国面临着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思外来文化与主动了解、研究国外文化的双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并获得了较大发展。

   1.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建设。我国学界对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的反思大致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反思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二是从理论上分析中西政治文化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与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部分等。

   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强势国家的文化霸权、文化扩张与弱势国家的文化反思、文化抗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有学者指出,冷战之后,在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中文化的地位日益上升,逐渐被看作国家权力的构成属性,政治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具体体现为文化扩张主义和对文化主权的维护(19)。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开始注重研判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俞可平将其概括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变奏,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西之争、传统现代之争日益淡化,核心议题正在逐渐转变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等问题(20)。为积极迎接挑战,促进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许多学者还对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分歧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指出,自由、法治、民主的政治理想、政治/秩序、政治参与观念并非西方独有,而是不同区域和国家政治人格的基础,而近代以来对中西政治文化差异的争论,实质上是中国人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现代性政治采取的拒斥态度(21)。

   2.对美、俄等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国政治学者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是尝试从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角度进行探讨,二是侧重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其政治文化进行整体概括,三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展开研究。关于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有学者认为,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2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每一次的政治变革实际上都是为了弥合政治理想与制度间的差异,但每次变革都没有触动核心价值观,这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23)。

   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政治文化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以及俄罗斯是否能够建立起保证转型顺利进行的政治文化环境。关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一些学者认为其主要呈现为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对撞,在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还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势(24)。对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应当全面评价,虽然其通过对历史、国家、权威的强调重构并统一了内部认同,但过分强调独特性以及与西方的区别却使俄罗斯的认同在内容和结构上不断失调(25)。

   3.对日韩、欧洲主要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日本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形态。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为何会呈现出内向与外向、和平与战争、儒家大同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特征。有学者认为,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本就存在尊皇、公武、幕府、武士道等矛盾性内容(26)。另有学者分析指出,其矛盾性主要是来自于儒家政治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后与许多新元素叠加,并在近代被用以为现实政治服务(27)。

在韩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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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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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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