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瑞方: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23: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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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瑞方  

   1931年,向达继续研究龟兹白姓问题,撰写发表《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和《论龟兹白姓答刘盼遂先生》二文。

   1933年是向达学术高峰年。这一年,向达在《燕京学报》专号上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这是一篇长文,特点突出。首先,首次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唐代长安社会进行研究。该文围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一主题,对流寓长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长安打毬小考、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长安西域人之华化这七个子题开展了研究,文后附录《拓枝舞小考》和《盩厔大秦寺略记》两小文。既有西域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包括中国文化对长安西域人的浸润。其次,该文的参考文献兼具中外文献,也兼具传世与出土各类文献。此文标题后来在1957年三联出版社出版向达文集的时候被用作书名。这一年,向达还出版了他的《中外交通小史》和译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甘地自传》;还有论文《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和《中外交通小史》深得学界认可,自此,向达在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无可撼动。

   1934年,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的论文《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佛游天竺记》《新出云南边务书三种》发表;译著英国帕克的《匈奴史》出版;译文斯文海定著的《书评:〈我的探险生涯〉》和《书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发表。

   向达踏实工作和刻苦钻研的态度,以及他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成绩,深得时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1895-1965)的赏识。1934年,他被选拔派遣到欧洲进行学术交流。1935年,向达首先到达伦敦,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作敦煌卷子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对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馆藏的中文藏书进行编目,又到大英博物馆,对一些重要文献进行抄录。向达还去德国“看了德国人从新疆窃去的石窟壁画和唐人写本,并做了详尽记录”[1]10。1936-1937年,他经眼了五百种敦煌卷子,重要的卷子还加以拍照。随后,他又去法国巴黎看了伯希和带去的卷子。向达在欧洲经眼经手了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1936年,向达发表《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瀛涯琐志之一》一文。该文记录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自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至1628年(明崇祯元年)入藏的明版书,其中有《永乐大典》十二册,其他明版书二百余部。[1]9-10这一年,他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出版。1937-1939年间,向达发表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论文《明清之际公教史话》。1938年秋,向达带着几百万字的宝贵资料从欧洲返回中国。

   (三)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聚焦期

   1939年春,向达先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邀请,赴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向达转而接受北京大学聘任,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次年,他兼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教授。[4]在西南联大,向达讲授的课程有“中西交通史”“印度通史”等。另一方面,向达开始整理从欧洲带回的宝贵资料。1940年6月,向达在《图书季刊》上发表了《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

   20世纪40年代,向达两入敦煌,对莫高窟开展实地考察,其中西交通史研究聚焦于敦煌学。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向达参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当时尚未成立敦煌研究所,石窟的保管工作无人过问,遭破坏和盗窃情况严重。向达在千佛洞仔细考察先民手创绚丽多彩的塑像与壁画艺术,随后又去安西万佛峡考察。工作结束后,他在《图书季刊》发表《敦煌学导论》。1943年,向达在《大公报》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首倡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交与学术机关管理。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学人的支持和国家的重视,于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

   1944年3月至1945年2月,向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再次赴河西敦煌进行考察。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任副组长,在敦煌千佛洞仔细考察了壁画艺术。1944年12月,向达在《图书季刊》发表《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文,详考寿昌县地址即今南湖东北附近之旧城址。同年,向达在《真理杂志》发表《玉门关阳关杂考》,详考阳关即今南湖古董滩西之西寿昌城,玉门关即南湖北之小方盘城。他的这个发现被夏鼐和阎文儒在小方盘城发掘得玉门都尉之汉简证实,此为玉门关城址无疑。这篇文章又详论了隋、唐之玉门关或即安西之苦峪城,颇具价值。

   1945年,向达发表《瞰青阁识小录》和《昭武考(大月氏史拾遗)》[3]662。1947年,向达的《西征小记》一文在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0—14期连载。[3]663该文详记赴敦煌途中,经过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三郡以及到敦煌(沙州)后所见的文物古迹,并考证两关遗址、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以及在此所见到之敦煌写经。这篇长文详述了向达两次去河西所做的考古工作。[1]11-12同年,向达还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南诏史论》[3]663。

   (四)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转型期

   1949年后,向达开始担任行政职务,先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和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北大校委会常委,《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职。虽然行政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坚持进行中西交通史研究,只是相较于以往,他的研究论著锐减,仅有几篇普及性论文。在这个时期,他更多地转向了中西交通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至他去世,这十几年是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转型期。

   1951年,向达发表《敦煌艺术概论》和《唐代记载南诏书考略》。1953年发表《新疆考古概况》。1954年发表《南诏史略论》《记巩珍西洋番国志》。1955年发表《玄奘法师》《三宝太监下西洋》。1956年发表《张骞》。1957年,三联书店将向达的二十几篇论文编辑成册,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名出版。这是他一生中极有代表性的论文集。在这个阶段,向达对中西交通史做了一些普及性的工作,发表的论文有一些通俗作品,例如他曾经在《旅行家》《新观察》《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张骞、玄奘、马可孛罗、郑和等人的文章,纪念高僧鉴真法师的文章,等等。有学者认为,这是向达改变以往史学观点,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发挥社会影响力的表现。[1]16

   1959年后,向达发表的成果绝大多数都是中西交通史文献整理类的。他先后出版了《西洋番国志校注》《两种海道针经校注》《郑和航海图》《蛮书校注》《西游录校注》《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另外,还发表《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西域见闻琐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迷字因缘经经幢残石》《唐过海和尚鉴真大师灭度一千二百年献辞》《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引言》《〈蛮书校注〉读后识语》《敦煌考古通信》《自明初至解放前(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等论文。1958-1960年,向达还主持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64年,向达整理《大唐西域记》,书中加有密密麻麻的眉批,手稿存在北大图书馆善本部。这一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曾拜访陈寅恪,久已不作诗的陈寅恪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可见,向达在此阶段整理中西交通史文献的辛勤与成绩。

  

   三、简论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

   向达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中西交通史进行的。自其大学期间转理为文,加入南高史地研究会并在会刊《史地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起,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起步期,30年代的成熟期,40年代的聚焦期和五六十年代的转型期四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初,向达在大学就读期间便开始了史学研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是他的主要组织,该会会刊《史地学报》是他初期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而他则成为南高学派一位年轻的学者。1920-1925年间,向达发表论著共计8种。其中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和另外两篇学术论文《俄国革命时历史研究之状况》以及《史律》是研究专论,其他的为译文。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向达翻译了大量学术资料和著作,写出了多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从1926年到1929年(进北图前)先生共发表论文及翻译文章多达19篇”[1]6。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名学者何炳松称赞他已是“精于中外史学”[5]的青年学者。此期他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在翻译中研究,在研究中翻译,是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治中西交通史的一大特点。这是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起步并稳步前进、不断积累的第一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向达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时期,是其中西交通史研究成熟和达到顶峰的时期。他利用图书馆藏书丰富、寻检图书文献方便的优势,经眼和钻研了大量文献,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知识。同时,他的《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这两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专著出版,标志了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建立和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成熟。另外,作为图书馆员交换访问人员赴欧洲访学交流的经历使他得以亲临西方各国,切实感受西方文化,搜访和积累中西交通史研究史料,进一步深化和扩充了他的中西交通史研究。

   20世纪40年代,向达将主要精力放在教授中西交通史相关课程和指导学生相关研究的工作上,同时聚焦于敦煌学研究。向达一直十分关注敦煌文献,早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唐代刊书考》一文时就有对敦煌文献的描述和利用。20世纪30年代,向达更是借远赴欧洲访问之机,调查搜访欧洲藏敦煌文书,“是早期出国调查研究敦煌卷子的先行者之一”,“《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是向达先生阅览时记下的简要目录,因为当时伦敦藏卷完全没有公布,向先生的目录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为人们利用查找伦敦藏卷的指南”,“把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引入了正确的轨道”[6]。20世纪40年代,向达两次赴敦煌实地考察,撰写相关学术文章。在他的倡导与呼吁下,中国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有学者称:“这两次实地考察以及此前的赴欧考察敦煌文献,使得向达先生与敦煌、敦煌学结下了终其一生的不解缘分。”向达还开拓了将文献研究与石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他以研究中外文化关系史著称,更是我国早期研究‘敦煌学’的卓有成就的学者”[1]17。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20世纪50年代,向达开始行政任职,他的大量时间为处理事务所占据,另外,其职责由以往专注研究的学者转变到为科研单位设计与安排研究工作与课题。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出现转型,在中西交通史知识普及和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着力颇多。向达各种整理出版相关史籍的“论”“记”“引言”“识语”“说明”等文,无不显示了他广博的知识、雄厚的基础和惊人的毅力。向达一生的治学中,始终贯穿着的对史料的辑佚、整理工作,在这个阶段厚积薄发,为后世学界留下许多宝贵文献和治学的理论与方法。

   总之,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成就是巨大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他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研究专著《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首次以“中西交通史”命名,系统而全面地对古代整个中西交通历程、渊源、演变及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两部书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被誉为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最重要标志。向达也因此而成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史著派的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另外,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是敦煌学,他在此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何兆武曾回忆说,罗常培在课堂上讲过:“治中西交通史(这是当时的名称,现在已改称中西文化交流史了)就必须精通敦煌学,当今治敦煌学的权威首推我校的向达先生。”[1]157何兆武道出中西交通史研究与敦煌学研究的关系,敦煌学与中西交通史关系密切,敦煌学是中西交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句话也反映出向达当时治敦煌学的造诣和巨大影响力。后人讲到向达先生总是充满景仰之情。他学识渊博,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恰当而成功地运用历史学科研究方法,对于研治中西交通所特别需要的实证性、灵活性、综合性方法尤能运用自如。毫无疑问,凡此都是中西交通史学科史中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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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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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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