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23: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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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并为文献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野。而文献学也要改变视角,从史料中寻找各种问题,探究文字记载产生的背景和蕴含的社会意义。(62)这种科学和脱胎换骨的学科交叉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古史重建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二重证据法”对中国考古学有很大影响,但它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的先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所谓“纸上之材料”是指《诗》、《书》等传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是指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因此它是宋代金石学的延续,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中国真正的考古学是外来的学问。(63)据此可见,“二重证据法”是传统史学扩充史料的一种途径。由于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滞后以及文字资料信息的不足,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只能依赖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直接对应。当下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展,已经使得研究者有可能从各个方面来重建史前期和上古阶段的历史,而文献资料只是一种能够帮助考古学了解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线索,而且它们只有在和其他类型证据共有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和合理的解释。因此,上古阶段的记载不再是考古学历史重建唯一和最重要的问题取向,考古学的价值也不再简单体现于证明“信史”。同样,历史学的发展也超越了“证经补史”的研究范畴。历史学的关注重点已不再是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力求全面认识人类既往历程的社会史。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倡导“问题史学”,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整合,注重引入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概念来重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尺度的历史进程。因此,当下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范式已经超越“二重证据法”将考古材料与文字记载简单比附的阶段,需要上升到更高层面的对话和互动。两门学科既分又合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考古学在研究物质文化与人地关系上的优势适合重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历史学则在文字资料的优势上适合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的分析,这两方面信息的整合和阐释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上古史重建。

   第二,考古学分析和文献研究都需要批判精神。虽然考古材料是人类活动的遗存,在反映历史背景和人类行为上较为客观,但是它会受到自然动力和后来人类活动的扰动,所以必须通过遗址形成过程和埋藏学研究来分辨和排除各种外来动力对原始材料造成的干扰和扭曲。文献记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带有时代、阶级和个人的立场,因此具有相当的主观性。每代人会对前朝抱有不同看法,也会根据当代的需要来重写历史。因此我们在利用文献资料重建历史时,必须具有科学的批判精神。通过文献批判,如果能够论证什么是错的,那么我们将能更好地说明什么是对的。(64)

   第三,无论考古材料或历史文献,它们都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产物。真实历史的第一世界已经消逝,可能永远无法完全重现。我们现在从事的历史重建是属于第二世界的精神和思想活动,是学者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构建。在这种古史构建中,有些讨论是追求真相,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有的讨论只是看法而已,它可能反映了当下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一种执着追求。因此,我们的历史重建一定要对主客观因素有充分的自知之明。

   第四,夏代信史说的倡导者基本上将二里头文化看作夏文化,并在概念上将夏文化大体等同于夏族和夏国。虽然二里头文化中没有发现文字,但因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分布范围已经厘清,所以他们认为夏文化已经处在考古学家的掌控之中,并且可以无需出土文字来独立判断夏代的存在,关键只是如何加以分辨和界定的问题。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重建上古史,那么传世文献记载的传说时代人物如三皇五帝都可以用考古学来证实。夏代信史说的倡导者采取的路径还是“二重证据法”,核心分析概念仍然是考古学文化。由于夏文化、夏族和夏代概念之间并不能互换,而且“二重证据法”并不证伪,未采取文献批判来证实夏代并非虚构,因此夏代信史说也只是一种看法而已。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理论方法的进展审视关于夏史的争议,就会发现论证它的存在与否其实并非这两门学科最重要或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因为当代考古学的历史重建早已不再囿于解决早期国家产生于何时与何地的问题,而是要弄清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的动力。年鉴派史学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即政治偶像(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个人偶像(孤立地关注个别历史人物)、年表偶像(把完善朝代年表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偶像恰恰是持夏代信史论者的核心议题。笔者认为,如果中国上古史研究要更上一层楼,就迫切需要突破“二重证据法”范式的窠臼,将研究对象转向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在内的各方面,将研究视野投向整个中国和全世界。两门学科的对话与互动也不是彼此印证,而是相得益彰的互补。考古学适合自下而上的重建,而文献史学擅长于自上而下的重建。如果采用当代范式,这两门学科合力重建完成的上古史,必将是一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整体史。

   ①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②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32页。

   ③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2010年第4期,第137页。

   ④葛兆光:《槛外人谈槛内事》,《读书》1996年第12期,第24—25页。

   ⑤Patricia Galloway,"Material Culture and Text:Exploring the Spaces Within and Between," in M.Hall and S.W.Silliman,eds.,Historical Archae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43.

   ⑥陈平原:《文学史家的考古学视野》,《读书》1996年第12期,第15、19页。

   ⑦Bruce G.Trigger,Beyond History:The Methods of Prehistor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Inc.,1968,pp.1-5.

   ⑧L.S.Klejn,"To Separate a Centaur:On the Relationship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in Soviet Union," Antiquity,vol.67,no.255,1993,pp.339-348.

   ⑨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⑩Matthew Johnson,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10,p.7

   (11)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8165页。

   (12)参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39—240页;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122页。

   (13)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135—139页。

   (14)V.G.Childe,"Changing Methods and Aims in Prehistory,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1935,"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no.1,1935,pp.1-15.

   (15)参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242页;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187页。

   (16)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夏鼐文集》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7)Bruce G.Trigger,"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vol.1,no.1-4,1999,pp.43-62.

   (18)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古》1992年第4期,第343页。

   (19)Elman R.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Norton Company,1975,pp.104-164.

   (20)参见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认同》,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1—77、133—141页。

   (21)张光直:《取长补短、百家争鸣——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8日,第3版。

   (22)Fredrik Barth,"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North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8,no.6,1956,pp.1079-1089.

   (23)参见戈登·威利:《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谢银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24)Bruce G.Trigger,"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vol.32,no.2,1967,p.149.

   (25)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87页。

   (26)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342—344页。

   (27)参见Ian Hodder,ed.,Archaeology of Contextual Mean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

   (28)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347页。

   (29)布鲁斯·G.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30)参见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王春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64—280页。

   (31)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40页。

   (32)布鲁斯·G.特里格:《文字与早期文明》,《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第185—189页。

(33)Sian Jones,"Historical Categories and the Praxis of Identity:The Interpretation of Ethnicity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Pedro Paulo A.Funari,(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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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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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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