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23: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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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44)罗泰提出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深思。他说,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不受文献史学外在干扰的情况下,考古学才能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独立认识。解放了的考古学将会大幅度拓宽历史学的研究范围。(45)

  

   三、科学的古史重建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代考古学已经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分类描述转向科学实证的社会文化史重建,而历史学也突破编年史和政治史的窠臼而开始关注社会史和整体史。尽管如此,在公众对考古发现兴趣日增的情况下,一项考古发现是否能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线索,对其评价往往大不相同。学者和媒体普遍强调伴有文字和有案可稽的考古发现价值非凡、意义重大;不见经传的重大发现则迷雾重重、荒渺莫测。这就有意或无意地向公众传递了这样的看法,即历史只能通过文字来加以了解。许多学者也偏好甚至倾向于用文献价值来拔高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比如建议将中国前国家的酋邦时期称为“五帝时代”,把陶寺遗址称为“尧都”,把石峁遗址说成是黄帝部族的城址。近来,将二里头对应于夏墟的争论硝烟再起,也是其中一例。(46)

   有学者指出,用实物和文献相互参证来重建古史是不够的,还需要参照民族志来了解已逝的社会。即使有实物,研究者也未必能提供正确的解释。而文字记载植入了记述者的思维,未必反映真相。由于这种主客观因素的交集,而情况又复杂多样,即使不弄虚作假、蓄意歪曲、捏造篡改,因此这种粗糙的历史重建产生的谬误必定不少。(47)

   也有学者批评指出,各种古籍对上古“先王”的描述本来就五花八门、自相矛盾,这些史实的距今年代和活动区域都不能确认。考古发现的年代学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出土文物更复杂多样,本身就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在扩大的“二重证据法”指导下,对考古新发现的一些资深解说家,不仅没有接受顾颉刚等对上古史的扫除工作,就连顾颉刚预言地下之材料“寻不出”的三皇五帝,也被披上考古学的外衣,从他们的口中卷土重来。用“二重证据法”使考古印证古籍,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这样搞出的古史新证,鲜不成为秽史。(48)

   更有甚者,在当今考古研究和文献证据的契合尚未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有学者轻率地把传说当作史实,明确赋予夏以“信史”的地位。(49)这种“信古”依据的是“疑罪从无”的推定,即如果文献记载中的夏无法证明其伪,就应该相信其真。(50)根据这种逻辑,《史记》中有不少明显属于传说和虚构且无法验证的内容,是否也都应该信其为真?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推定,对文献记载的“夏”因有疑而从无呢?因此,这种立足于并不证伪的“二重证据法”之上的夏代“信史”重建,并非科学论断,而只是作者主观的一家之言而已。虽然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认识,但是科学界的共识并不能代表真理。

   作为夏代信史的质疑方,许宏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与夏纪年的契合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传世文献中的夏是历史文本而非史实本身。虽然二里头遗址具有所谓“王气”,但是由于缺乏文字因而仍然无法确定该遗址的属性。夏商世系并非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而夏的存在目前还是个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中国今天的考古学早已跨过“证经补史”的阶段,确定文献中的王朝未必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任务。中国考古学家应该去做自己擅长的对社会长期演变的研究,而不必纠结于纯属自己短板的对确切时间和事件的裁定。(51)

   刘莉根据黄河与长江流域发现的200多个二里头文化遗址,将其分为四个等级的聚落形态。这些遗址主要集中在豫西晋南,部分位于陕西东部和湖北。她结合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和玉器及青铜器等证据,认为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系统可能在二里头第二或第三期形成。(52)刘莉用考古材料对二里头国家的形成作出了独立判断,但并未将其指称为夏王朝。由于在具体论证中难以摆脱考古资料原先解释的影响,因此有些判断还是有问题的。比如,她把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看作是二里头国家统治系统的规模,而她自己也指出陶器建立的考古学文化无法对应于族群和国家。还有,聚落形态的分析办法是,用典型陶器类型确定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范围,然后根据这些遗址的大小建立聚落等级,最后根据这种等级作出国家社会的判断。这种单凭遗址大小推论的证据链因缺乏遗址的功能分析也不尽如人意。建立社会分层和统治机制还需要更多其他的证据,特别是要寻找与各级政治中心相匹配的权力象征物品,如玉器、青铜器、贵族墓葬和祭祀建筑,并从聚落变迁的动态过程来重建国家的形成。

   就二里头与夏代的信史之争而言,一些学者试图打破缓慢而无序的学术推进节奏,在当下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力所不逮的情况下,直接把自己今天的“看法”强加于过去,将夏代贴上“信史”的标签。这使我们想起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53)美国哲学家查尔斯·弗兰克尔说:“历史学解释根本不同于其他种类的解释,一种无可救药的主观‘阐释’因素会渗入到所有历史解释之中。”(54)我们一些考古学者对自己作判断的可信度过于天真,也许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构建的历史其实是我们今天关注和想要的东西。这个真相就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乃是一种构建,是一种我们根据学科热点乃至当代立场而编织的叙述。尝试回答有关你自己对过去的记忆,并尽量详细。你昨天这个时候在于什么?一周前?一年前?五年前?二十年前?当你越往前追溯,就会发现细节越发模糊,越发约略。如果你对自己过去的了解都不那么详细,不那么可靠,怎能希望别人详细提供你的历史?而且,作者通过本人当时情绪、欲望和压力的“筛子”写下的日记,对于看日记的另一个人来说,因立场和体会不同,记录的事件肯定会有不同的意义和解释。

   受社会思潮、认知方式和材料扩充的影响,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史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葛兆光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四个变化:一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视野超越中国的疆域;三是史料增多,不仅是新发现,还将历史观念变化之后更多的史料纳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即分析历史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55)这四个变化中的第一个似有商榷之处。因为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后续跟进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意在探索更早的中华文明。以国家工程立项来重建上古史显然会有预期的目标和阶段性成果。由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和多学科探索尚处在草创阶段,在考古材料的信息还不能充分提炼,海量资料还不能完全消化并转换为历史文本的情况下,要用出土材料来探索更早的文明就只能从上古神话和传说中寻找解释的依据。这便成为“二重证据法”最受诟病之处。

   对于这种古为今用的历史重建,英国人类学家西格弗里德·纳德尔在“意识形态历史”和“科学历史”之间所作的区分值得我们深思。所谓的“意识形态历史”是以过去人们造就的无数事件为特点,赋予这些事件以各种意义的程度取决于当下编撰历史事件的认识。这一编排过程是以当下的兴趣以及历史图像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为导向的。“真相”(reality)和“看法”(ideas)之间肯定存在差别,而且总是受到厚此(后者)而薄彼(前者)的对待。因此,不可能存在人们意识体验之外的历史过程,换言之,没有一种历史过程不是建立在集体记忆之上的。(56)

   按照这种观点,回头再看上面提及的夏代信史重建,显然属于纳德尔所谓“意识形态历史”之列,而非“科学历史”。而且,这种上古史中的夏代并非“真相”,而只是“看法”而已。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7)这意味着,这些学者提出的夏代信史是根据自己从过去直接继承下来的传统所构建的。这种传统条件有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结,有“证经补史”的学术熏陶,还有强烈的古为今用理念。受这些条件左右的古史重建,很难被看作是一种立场中立的科学研究。

   于是,历史重建遇到了两个难解的问题:第一,学者的主观性研究如何达到客观的效果,力求“返璞归真”?第二,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客观知识,它既非相对主义的,也非虚幻的?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考古学家迈克尔·罗兰兹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完全否定客观性的存在,客观条件如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有当被研究者选择来从事研究时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学术重建都由我们大脑的分类过程所构建。于是,客观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与科学研究的主观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构建的产物。第二是采取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Althusserian Marxism)的办法,将真相(reality)与认识(thought)严格区分对待。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被还原成另一方。第三个办法采用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划分,将客体世界、思想创造和创造的产物三者区分开来。(58)波普尔认为,第一世界是物质和客体的世界,第二世界是意识和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科学思想、诗和艺术作品的世界。第三世界既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也不是主观的精神世界,而是脱离了思想主体而存在的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世界。(59)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都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创造,并非客体的世界,一旦产生就独立于历史真相之外,并塑造着世代传承的行为。结果,历史作为民族认同的一种有力支撑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不断在被重新评价,并反复进行着重构。

   虽然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无法完全还原真实的历史,但是在提出某种看法和断言时应该独立评估证据的置信度和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文献批判意识在中国学界可以顾颉刚为代表,他的“古史辨”观念就是主张用批判性思维考察古史记载的不确定性和历史记叙的前后逻辑关系。顾颉刚首先从尧舜禹的发生次序和排列系统之反背,提出古史形成的“层累说”,力图将传说与信史分离开来。他进而从古史形成过程来审视某种叙述和某个事件的说法在二三千年里是怎么变化的,这样就能够去伪存真,将后世添加的层累部分剥离出来。如果我们认可“历史构建是当下回顾性意志行为强加于过去的形式”,(60)那么历代和现代史家不仅以其主观意志构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而且会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构,以便使得这种记叙能够符合其所处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需求。

   李旻没有拘泥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简单对应,而是从历史地理、气候环境、聚落形态、显赫物品、宗教礼仪等宏观背景,审视了中原地区从龙山时期至三代的政治格局变迁,认为周人叙述的夏代史迹可能拼合了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前二千纪前半期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积累和层叠书写了不同时代的社会记忆。在他看来,夏即使并非史实,对于这个时代的传说也可能反映了先秦时期对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观的核心表述。(61)这一分析为如何看待史料以及如何将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对应,提供了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视角。

今天的“二重证据法”不应再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简单附会的形式来操作,并认为文献史学占据着历史学的中心地位,而考古研究是为历史学提供佐证,是为后者服务的。我们可以将纸上之材料看作一种社会集体层累记忆的政治史,而地下考古之材料大多是古人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物质遗存,虽然它们无法像文字那样不证自明,但是能够通过学科交叉和科技手段的整合研究来提炼各种信息,重建生态环境、生计活动、经济贸易、手工艺技术、人口数量和变迁、社群规模与结构、食谱、营养与病理、种群分布与迁徙、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发展过程。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比,较少受到人类观念和意志的选择性影响,能够提供比较客观、较少扭曲的历史图像,但缺点是残缺不全。因此,从考古材料获得的大量信息可以补充文献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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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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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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