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23: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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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由此可见,文字资料与考古材料的历史重建应该是各自领域所获信息和证据的互补,而非两门学科之间对考古材料或文字记载之间的简单互证与穿凿附会。目前,文化一历史考古学仍然是中国考古学采用的主导范式,该范式的主要作用在于构建物质文化分布的时空框架,其缺点是“见物不见人”。虽然考古学家将自己的目标放在重建历史上,但是具体分析却专注于各种器物的描述、分类和断代,以构建所谓的区系文化类型,对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人则毫不挂怀或有心无力。因此,用这种范式建立的历史是一种器物发展史而非人的历史,更无法转换成语言文本的编年史或社会发展史。这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文献感到隔膜和无助的主要原因。虽然中国学者近年来十分重视并引入了国外过程考古学的一些技术,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正在加强,但是在理论构建、信息提炼、证据整合和系统阐释上还亟待提高,因此真正的上古史重建或与文献史学的互补依旧任重而道远。

  

   二、从文献批判精神再思“二重证据法”

   任何文字记录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为了某些人的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历史事件的记载也会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改变。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有时也真相难辨,一二十年后就已说法不同,何况几千年前的历史文献更须进行梳理和判别才能谨慎使用。这就有赖于历史文献的批判精神。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甲骨文和金文看作是历史研究的地下材料,其贡献无非是证实了《史记》中提到的商周历史并非虚构。从书写的历史来看,早期文字的功能极其有限,因此很难提供后世想要了解的史实。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对这些文字记载本身,也不能仅从它们说什么内容,而且要从它们撰写和使用的背景来了解。

   柴尔德说过,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一个新纪元。它对现代人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透视我们祖先思想的机会,而不必通过他们的物质材料来间接推断。但是,文字的意义不应被夸大,它并非为公共交流而发明,而是为了实际管理的需要产生的。早期文字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相当笨拙,难免成为一种高难度的特殊技艺,需要一个漫长的师承过程被掌握。阅读则是一种秘境,只有经过长期学习才能入其堂奥。(31)

   世界各古代文明的早期记录系统至少有三种不同功能:一是纪念国王和他们的事迹,如古埃及和玛雅的碑铭;二是行政管理,如美索不达米亚庙宇群里的账目、契约和收据;三是带有宗教目的的早期记录系统,如商代与占卜相关的甲骨文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王朝时期的祭祀祷文。殷商文字主要用于占卜和神谕,其他方面的用途并不清楚。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历史或仪式性文字极其简约,看来也并非当时口语的准确体现。在早期文明中,人们往往刻意保持复杂的字体以确保它们由一小部分统治者或上层阶级所垄断。埃及的圣书体被称为“神的语言”,学会用这种方式书写乃至书写的本质也被看作是一种不能分享的神圣艺术。(32)

   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的文字记录开始从祭祀文本向历史事件的记录发展,如大约战国中后期成书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被认为是较早的编年史。自秦汉开始,正史编纂成为一项政府职能。司马迁在《史记》中创建的历史叙述模式被作了一些改动后,成为后世朝代史志的范式。传统的中国编年史学关注宫廷发生的事件和统治者的想法,并带有一种有力的政治宣导和道德说教。

   由于史料本身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于是在这种文献记载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材料来重建历史的做法现在已经受到了批评。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类文献资料并不能为复原过去的真相提供客观和可信的依据。这不仅是由于这种记载体现的是有关过去局部和碎片化的视角,而且由于它们代表了社会特定阶层主要是统治集团的观点。文献资料应该根据它们产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作者和读者的地位和利益,还有文献在构建和调节文化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加以分析,而非按其表面说法无条件接受。

   这便产生了许多新的看法和立场,比如有的考古学家对利用文献表示疑虑,认为考古学是一种更加客观的证据来源,建议降低史料在考古学阐释中的地位。他们设法排除文献中所有的主观性(利益、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等)而不是认可它,并建立一种观察过去主观表现的评判性视角。实际上,这种途径导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之间一种决定论关系的逆转,使得考古学证据变得优于历史学。(33)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文献记录是贵族为了安排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和记忆方式而创造和使用的,而这种记录普遍漠视平民和农村生活。为了纠正这一偏颇,考古学家必须将平民纳入学术研究,重新考虑文献记载与物质文化的关系。于是,文献被用作一种手段来构建一批预判,然后结合其他证据来源来进行探究。(34)

   还有考古学家指出,许多“文献”实际上是被构建的档案,它们本身需要被解释,而不是单从字面来“读懂”,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文献在其原始背景中产生、使用和废弃的生命史。这些学者甚至认为,考古材料也是一种被构建的档案,考古材料被从其遭埋藏的背景中提取后,经初步分类放到库房或实验室里就被“档案化”了。然后通过类型学研究和比较,各种器物会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重要性。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操作,又会给予研究者以价值和声誉的回馈。文献和器物这两种证据在与人类各种背景的互动中有着迥异的生命轨迹,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对器物与文献两类证据之间进行整合时会有很大的不协调。由于文献和考古材料都是在独一无二的背景中产生的,并经历了档案化过程,于是它们就能被限制接触和操纵,进而有可能转变为一种重大成果而被膜拜,并成为特定知识网络中的强行通道(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35)

   在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历史重建中,当代学者无论对待文献还是对待自己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自我反省精神。比如对待夏的问题,有中国学者认为,既然《史记》中商代的记载被殷墟发现所证实,那么夏代应该也是可信的。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和《诗经》中多处提到夏,说明周人不仅知道夏的存在,还知道夏人政绩败坏,商人革了夏的命。而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记录了夏代诸王所在的都邑、某些国王在位的年数以及夏的积年,因此,夏的存在应基本可信。(36)从这些表述来看,偏向于认为夏代可信的学者只是根据夏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和字面内容作出判断,似乎没有仔细梳理过这些记载的来源,也没有深入考查它们之间可能的因袭关系和书写背景,排除某种说法三人成虎的可能性。

   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西周对商代历史的叙述有所依据,但对夏代史实则大不相同,一是距西周为时过久,二是文献无凭。因此,陈梦家、顾颉刚和杨宽等认为西周统治者将夏夸大为一个统摄万邦的朝代,借以对“顽民”宣传灭商之合理,同时又作为“殷鉴”来教导臣民是十分可能的。(37)这些具有文献批判精神的学者就像历史的侦探,用逻辑推理审慎考虑一种说法的来龙去脉,并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放在某种置信度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对某项结论作出推理和判断的必要前提。

   在某些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看来,就各种历史记载而言,首先要考虑其背景和档案化过程,而不是就其表面含义而认可其真实性。比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谈到文献资料质疑的问题时说,自历史学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文献,人们不仅想了解其叙述的事情是否真实,还想了解它们凭什么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是确凿无疑,还是已被篡改。这种批判性担忧都指向一个目标:在这些文献叙述的基础上重建文献的曾经来源和文献背后已经远逝的过去。(38)同样,美国汉学家吉德炜对甲骨文研究提出了告诫:问题不在于这些文字说了什么,而是要了解这样说的用意何在,即文吏在这样做时是怎么想的。(39)他还指出,东周的年谱作者和先哲对商代所知甚微;比如,孔子就哀叹从商的后人宋国那里得到的记录无法重建商代的仪式实践,汉代史家提供的详细信息也无非是诸王的次序和五次迁都而已。(40)

   在商代史实得到了殷墟发掘的确认之后,证明夏代的史实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文献线索,徐旭生找到了二里头遗址。由于二里头遗址与夏的纪年有所重叠,于是得到学界特别的惠顾并被赋予重要价值,甚至被尊为“夏墟”。但是,从目前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其物质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如聚落形态等级和分布范围、贵族墓葬的规格、显赫物品的数量以及纪念性建筑投入的劳力等)与良渚、陶寺、石峁和红山等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相比,未必就高出一个等级。罗泰指出,对中原地区早期朝代的定型看法已对历史造成一种扭曲的图像。在与三代相当的时期里,许多独立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各地发展。十分可能的是,夏朝的重要性——如果夏确实存在过的话——已因为它在史籍中的幸存而被强调得过头。如果独立于史籍以外来进行探究,田野考古可能为之提供一种真正的新见解。(41)

   对于如何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进行古史重建,《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西周史重建中,李峰立足于地理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三个知识领域,借以重建西周的地理特点、统治结构、外部压力、内部矛盾和地缘政治的重组。他从考古学角度将文献(金文)置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用问题导向的理论加以审视,令考古学分析在地理和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为西周灭亡的原因和过程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绪论中,作者特别强调了文献批判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第一手资料如铭文也带有偏见和主观性,而晚出史料的缺陷更加明显。因为在历史记忆的传递中,大量重要信息已经丢失,有关的最初记录也会被增饰和修改,甚至植入后世的观点和言论。于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不再将文献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时期的层位累积。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一个与其他类型证据的共同历史背景中能彼此联系,并揭示一个有关历史事件潜在和一贯的记叙。这种“文献批判”态度要求将后出的文献资料放到一个同时受到考古证据支持的历史背景中与铭刻和早期典籍一起使用。因此,古代史的重建并非是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各自得出的结论简单叠加,而是需要重新对各自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做根本的研究。(42)如果采取这种文献批判的态度,参照目前将有关夏的记叙与二里头彼此对应的做法,无论从文字背景还是考古材料上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将彼此衔接到一起的坚实支撑点。

   最后,文献批判还涉及一个辨伪问题。西山尚志认为“二重证据法”存在诸多内在缺陷,主要是不考虑出土文献有伪,而且并不证伪。他认为,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因此,他把“二重证据法”看作是典型的证实主义,而且并不轻易否定没有得到证明的传世文献内容。西山进而指出,某些学者坚称只有“二重证据法”才能重建古史,把文献批判看作只会破坏、不能重建古史的见解是不对的。他强调,“批判”与“重建”并非对立的概念。相反,“批判”是“重建”的唯一方法。无法证伪的“二重证据法”不能带来任何的进步。(43)

   虽然一般认为,出土文献要比传世文献可靠,但是对古代文献作严密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分析以分辨其真伪则又是一门学问,单凭这种分析就能为它们的可靠性提供线索。古代的语言和文字(包括字体)就像考古学分析的陶器,有其本身独特的生命史。有的语言表述和文字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但有的寿命很短,而有的涵义和用法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较快的语言和文字便能像“标准化石”那样的陶器被用来断代。应用类型学原理,结合语言和文字的历时变迁,将文献书写的特点梳理出一张年表,无疑对分析文献的早晚和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葛兆光认为,真正的“二重证据法”并不仅仅是以出土文字材料来证明传世文献的真伪,而在于用考古发现,加上典籍记载,再加上历史学家的体验和想象,对古代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的重建,这才是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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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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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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