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23: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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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在考古学的草创阶段,其基本工作仅限于构建物质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分期,对物质文化的解读大体参照民族志材料的类比。由于考古学发轫较早的国家如丹麦、瑞典、英国和法国等国都缺乏悠久的编年史,使得这门学科更加依赖独立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以古希腊和罗马为对象的古典考古学,则保持着以文献、艺术史和族属为导向的特点,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关系比较疏远。

   20世纪上半叶,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创建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这就是用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分析单位,用“相似即相近”的原理把一批相似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归组,以对应史前与历史时期的族属。柴尔德说:“文化是一种遗产,它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共同社会机构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这群人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某人群(people)……于是考古学家能够将一种文化对应于该人群。如果以族群来形容这群人,那么史前考古学就有望建立起一部欧洲的民族史。”(14)在此之前,英国还没有一种系统方法来研究考古学材料。通过这本书,考古学文化成为所有欧洲考古学家的一个研究工具,并被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誉为“史前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15)典型器物不只是定义阶段的“标准化石”,一批器物的组合可以被用来作为特定人群的代表。物质文化不仅是断代的依据,而且成了界定族群的工具,反映了史前学中地质学取向朝历史学和人类学取向的重大转变。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引入中国的,就是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在中国,这种范式进而发展成为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来将编年史向史前期延伸。但是,由于上古史的文字资料非常有限,所以研究者常会以考古学文化来指称夏商周三代的物质遗存,或以夏商周三代来指称全国范围大体相同时期的不同文化。比如,夏鼐在一次有关夏文化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就体现了这种范式的无助。首先,他预设夏王朝是存在的;其次,他认为夏文化应该有其特点,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再次,他认为夏时期的其他文化不能被视为夏文化;最后,他认为现有的考古材料不足以分辨夏文化。(16)在这里,夏鼐把夏王朝等同于夏文化和夏民族,但是坦承从考古材料上两者难以分辨。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在讨论商代的政治结构时指出,现在学界采用的多种术语如“商文明”、“商时期”、“商民族”、“商代”、“商国”和“商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彼此之间不能互换。“商代国家”要比考古学定义的“商文化”和“商文明”小得多。研究商代国家好比盲人摸象,有的分析十分有用,而有的却相互矛盾。(17)同理,中国考古学家习称的“夏文化”至少也包含夏代、夏朝和夏族三义。楚文化的“楚”也含有地域、国家、族属和文化四重概念,(18)它们彼此之间也不能互换。在中国考古学的上古史重建中,从未对这些常用基本概念的科学界定或定义进行过讨论或达成一定的共识,在分析中常常将不同概念互换和相提并论,这使得许多涉及族属、文化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模棱两可、莫衷一是或无法自圆其说。由于基本概念或分析术语的性质没有被梳理清楚,这便使得我们在想要解决的整个问题上徒劳无功,难有进展。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考古学文化并不能简单与族群画等号,更无法与早期国家相对应。从世界各地民族志证据来看,许多不同民族会共享许多物质文化,只有其中部分材料才会体现族属的身份。民族志证据表明,没有一个原始国家是从单一族群或酋邦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早期国家的形成普遍见证了不同酋邦和族群的征服与融合。(19)而且,族属认同大体是一种自我定义系统,许多自认为同族的人群(如泰国北部的傣泐族与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帕坦族)并不能用语言、领地和文化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和边界分明的实体,因此考古学家不应认为,物质文化的异同可以提供一种族群关系和身份认同的直接证据。(20)参照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对文化、族群和国家之间关系所取得的认识,中国学界流行将夏文化=夏民族=夏王朝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

   由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除了类型学和传播论外没有太好的系统方法,因而往往主要凭借学者自己的灵感作“想当然耳”的解释。(21)对于上古史研究,考古学开始有了点滴的文字解释凭据,对史料就特别重视;但这个时期的文字又十分贫乏和零碎,对历史学而言考古材料也非常珍贵。于是,“二重证据法”自然成了两门学科的不二法门。殷墟发掘确立了考古学“证经补史”的作用,将地下新材料的范围从文字扩充到非文字材料,正式奠定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然而,将这种方法在文献记载对应考古材料之间不加限制和不加批判地误用和乱用,其结果并不能提供一种可信的古代史,而只会产生更多争议和制造更大混乱。

   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反映了范式的革命。新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是人类学,因此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旨趣大不相同。新考古学又称过程考古学,主要采用文化生态学、系统论和文化功能主义等理论研究文化的适应和演变。它强调实证论的科学方法,将探索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置于比历史重建更重要的地位。新考古学对文献历史的贡献甚少,但是它所秉持的文化功能观则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大有裨益,功能观视文化为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于是文化差异可以从对环境的不同适应来找到原因。按照这种观点,同一批人群在不同季节或不同地点开发不同资源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技术和工具,因此物质文化的差异未必能指认不同的人群。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概念为考古学将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生态位概念认为,文化区的划分基本上是生态学的,因此详细的生态学而非地理学的考虑应该作为研究的起点。生态位以一种镶嵌的视角来看待社群与文化的分布,即认为许多不同文化的族群以各种亲密的共生关系在一个地区比邻而居;各族群仅开拓整个环境中的某一部分,而将其他部分让给其他族群开发,比如畜牧、农耕与渔猎社群的共生。(22)

   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的聚落形态研究,为考古学“透物见人”和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威利从四种聚落形态(生活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及墓地质量和数量)分布的历时变化,来了解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社会变迁,标志着考古学文化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23)威利的聚落考古又被称为“社会考古学”,(24)代表了考古学自丹麦学者汤姆森建立“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25)聚落形态方法使得过去对个别遗址和器物做零敲碎打的研究转向从区域考古遗址的时空分布来探究社会变迁。聚落考古已经成为文明探源的一柄利器,因为它能够从城、镇、乡、村到家户这种社会和管辖网络来了解区域政体结构和等级的变迁,目前在中国已经用于二里头、殷墟、山东龙山和浙江良渚等重要遗址的社会演变研究。

   过程考古学在功能主义、文化生态学以及聚落形态等方法论上的突破,为我们今天的古史重建提供了一柄强大的利器,并为考古学“透物见人”开辟了广阔前景。这些方法论所提供的历史视野和证据是上古史文献研究所完全缺乏的,它们的研究可以为古代社会研究提供非常有用的基本信息,如生态环境、经济形态、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和复杂化程度。于是,如从点滴史料来研究上古史像是一灯如豆的探寻的话,那么利用考古材料的充分解读,可以将上古史研究置于灿烂的阳光之下。因此,某些考古发现是否能对应于三代文献的具体记载其实并不重要。如果能用考古学方法全面重建三代社会与环境的特点和历时变迁,显然要比印证三代的文字资料更有价值。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后过程考古学也代表了一场范式的革命,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流派和理论。后过程考古学对过程考古学只研究人类的生物学特点如吃喝拉撒、忽视人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创造表示不满。它并不认为物质文化是人们对环境被动适应的产物,而是认为它也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意义,并重视个人在导致文化变迁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根据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指出,物质文化并非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被动反映,它还是用来掩饰、颠倒和扭曲社会关系的一种积极因素。霍德的观点被认为是对考古学阐释的一个重要贡献,并可与汤姆森的“三期论”和威利的聚落形态研究的贡献相媲美。(26)

   霍德还提出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的概念,这里的背景(context)有三种含义。一是指考古材料的环境与行为背景,如器物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二是指将物质材料转换为语言文本的背景。此背景是指为了解释考古材料而将其安排成有意义的结构。虽然物质材料是无言的,但是根据这些材料之间的关系,通过审慎和带有自我批判的分析,以求读懂这种关系背后的历史意义。当然,我们的解读也许会出错,但这些器物是可以读懂的。三是指文字的背景,其中包括考古材料的历史学背景,还有考古学家与考古材料阐释之间关系的背景。于是,背景考古学再次强调文化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紧密关系。准此,考古材料不仅是分析研究的基础,而且是需要读懂的一种“文本”。(27)

   后过程考古学还质疑过程考古学认为采用科学方法就能复原过去或重建历史的说法,认为学者解释考古材料是一种带有主观偏见的活动。因此,它强调学科操作的自我批判意识,一种批评理论意在解构考古学家在解释中有意无意植入的偏见。(28)由于考古学在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批判理论特别要求考古学家关注从当下的政治立场如何看待过去。在尊重材料客观性的同时,研究者也应该对无法避免的主观性有清楚的认识,如当代立场、个人偏好与研究能力的制约。如果我们的主观判断不能穿透并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那么所下的结论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

   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可知,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特点使得它不可能提供与文献资料相同的信息,但是可以在探究人地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上大有作为。在中国当下的上古史重建中,仍采用老旧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将文化对应族群与国家显然是无望的。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材料不够充分),而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未必与社群或政治组织相一致。(29)于是,考古学根据自己材料的特点和理论方法的创新来探索这门学科最擅长的领域,并在以下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比如说:测年技术的发展使得考古学能够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学能够帮助考古学家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人类生计方式和经济形态的特点与演变,并了解复杂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聚落考古学能够使人们从家户、村落到区域的不同尺度了解社会结构的历时变迁与国家及城市的形成过程;人工制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器物的生产方式、劳力投入与分工、专业化程度及实用品与奢侈品的制造、使用与分配;葬俗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了解社会等级和分层,管窥古人的世界观和灵魂观;显赫物品的象征性研究有助于考古学家了解社会地位、联盟、竞争和贵族的权力结构;体质人类学分析能够促使研究者了解人群的食谱、病理、劳动强度和营养状况;分子人类学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人群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等等。

当今考古学提炼的这些信息已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上古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上文献证据,就能够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以玛雅考古为例,象形文字的破译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历史信息:人们由此了解了物质文化相同的玛雅文明并非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城邦国家;了解了许多城邦国家和国王的名字、头衔以及王朝序列;了解了玛雅的天文学、历法和宇宙观;了解了各城邦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事件和一些国家兴替;了解了一些国家的王位继承事件与时间。(30)虽然玛雅文字已经破译,但是玛雅考古仍然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畴,玛雅文字和其他考古材料一样,只是一种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的重要而有限的信息来源,整个玛雅文明的历史主要靠考古学研究来重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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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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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众考古》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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