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以平常心见证历史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9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0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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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疫灾从来不是常事,但却为史书所常载。因为它关涉人生——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夺去不少人的生命,且影响着一定空间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可知关注芸芸众生、体现“人”的可贵本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近代中国特殊的境遇曾推动一种强烈而持续的反传统思绪,“旧史学”也是其中一个被攻击的目标,甚至被说成是专记“邻猫生子” 一类无关痛痒之事。其实中国史书从来就特别重视“人”,其记录天象甚详,即因为往昔之人以为天象影响着也反映了人生(这样的重要记录常被后人用作断代依据,不免有些大材小用,多少缺点“了解之同情”)。

   这一天人相关而互动的观念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灾异的入史大致也循此思路。这与今人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相通而不甚相同,今日关注环保者遇到自然灾害也多要反省是否有人为的因素,但中国古人会主动认为一定是人的行为出了问题,故每遇灾异都要反思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必从今日观念去思考这是否“迷信”,倒可以借鉴这一遇事反求诸己的取向,因为这样的反思往往是“变坏事为好事”的开端。在SARS直接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时,“变坏事为好事”恐怕是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愿望,也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解除SARS的威胁当然是医护专业人员最能做实际的贡献,其次则与医学和生物学相关的科研人员和生产机构,再次或包括从事经济、金融、社会、政治等社会科学的人士,像我这样属于人文领域且研究“过去”的读书人,就是想有所贡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SARS对人的威胁却不分专业,其引发的社会、文化、甚至伦理的冲击,相信任何普通人都有直接的感受。因而每个人都需要,也可以说已实际“参与”了对自身的观察和反思。我的感触和反思,基本仍是迂远而无补于实际者,只好先道声“惭愧”!

   我相信疫灾不长久,也已看到一些“坏事变好事”的迹象,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人体现出对不一定直接“有用”的知识的兴趣和追求。近代国势积弱,中外竞争中连续的失利导致“物质的兴起”这一文化现象,朝野皆致力于“富强”。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我们在“富强”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但也形成一种过分重实用且当下就要“见效”的惯性思维;今日直接与“富强”相关的行业已开始虑及相对长效的“可持续发展”,而急功近利的流风却广播于生产行业之外,连最不应讲求立竿见影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也受到深重的影响。

   大学也重实用的风气滥觞于清末,胡适在1914年留学美国时指出,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是 “崇实业工科而贱文哲政法之学”,结果造成留学界“三大缺点”,即“苟且速成”、“重实业而轻文科”和“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他自己起初也顺应世风选读农科,后因有了新的认识而转入文科。胡适认为,政治、道德、教化等比实业工艺重要千百倍,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铁道密如蛛网、煤铁富于全球”,而“于吾群治进退、文化盛衰, 固丝毫无与”,又“安能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而臻于文明之域”乎?在他看来,文理科是本,实业是末,有意为中国造新文明之人“决不可忘本而逐末”。

   胡适长期任教北大,并曾任校长,他与北大的重要关系无需我赘述。昨天是五月四日,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日也被确定为北京大学的校庆之日。温故可以知新,此时重温一些昔日校长的办学思想,或不无裨益。真正树立北大学术风气的是蔡元培,他与胡适一样坚持以文理科为本的观念,且有着更深入也更系统的思考,其入主北大后即曾依据这样的观念推动著名的“大学改制”。

   蔡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理”和“致用”的区别,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两者在学理上“虽关系至为密切”,在教学上却应予区分。他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因此他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盖“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故当分立,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或与既存各专科大学合并。

   且蔡元培主张在教育上区分学与术,还有相当现实的思虑。因为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先生常为人所引用的名言——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正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的技术培训而言。关键是学与术的“习之者旨趋不同”,对学风有实际的影响。他指出,近代中国人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大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遂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

   这样的见解并非“中国特色”,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没有我们今日最受青睐的商学院(含我们所谓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设置,就是其“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也与一般意义的“工学院”略有差异,相对更偏于理论探索。普林斯顿大学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其整个学校的架构相当接近蔡元培的观念。我并非建议哪一所大学立刻去依样摹仿,大学教育原本应该多元化,应允许并支持不同模式的尝试;不过蔡先生的理念可以办出世界优秀的大学,很值得今日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者深思。

   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目的正在于注重实用,偏于应用的学科多从综合大学析出。这一举措对各实用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失去了文理的氛围之后,这些学校的师生明显越来越偏向技术化;且“应用”本身是随社会需求而发展的,缺乏基础理论而过于专门化的技术培训,一旦社会需求稍有转变即难以适应。但50年代的举措无形中倒部分贯彻了蔡元培的主张,使调整后的综合大学更带“研究高深学问”的气象。今日大学的重新整合显然有纠偏的作用,特别是将应用学科重新纳入综合大学,使那些学校的学生得以沐浴文理之风,素养和基础理论增厚,学成后的发展和适应性会有明显的不同。

   不过,矫枉可能过正。由于应用性院校的加入,其不同的学习“旨趋”也随之而入,综合大学那“研究高深学问”的风气多少受到压抑。上述蔡元培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非常值得深思,大学整合如果不能实现综合大学注重基础的厚重学风压倒应用学科立竿见影的“学成任事”风气,就可能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类似的倾向已经萌芽,今日大陆多数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一旦科学被“技术化”,人类智慧中非技术层面的内容日益被淡化,一定程度上将导致科学本身成为虚悬的象征而架空科学。如上所说,“应用”是随社会需求而发展的,缺乏宽厚的基础便难以因应时代的需要。SARS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新的疫症面前,既存的应用性培训显得应对乏力,特别凸显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学科结合的必要性。而且,今日疫灾的影响已不止于染病者的身体,它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应,也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以至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此之时,我们的眼光应该比 一场疫灾看得更长远。

   前引胡适所说“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而臻于文明之域”的问题,曾长期萦回于近代中国士人心胸,其无意识传承迄今不衰。曾就读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蜀人王叔岷离开大陆四十余后,于1992年返乡探亲,见到大陆“得奖励之家庭、商店、公园,皆喜冠以文明二字”,乃以《文明》为题赋诗曰:“五千年史自光荣,礼仪家邦素有声,不是野蛮初进化,奈何处处炫文明!”这是极深入的观察,必斯文扫地之后,方觉“文明”乃赞誉之语。然王先生不治近代史,或不知在近代西人贬斥中国文化野蛮的同时,国人也曾有一段“自我野蛮化”的努力。今日之“处处炫文明”,部分即是当年“自我野蛮化”的成效。

   昔年读书人之所以“自我野蛮化”,是怀着思变求变,希望一举走向富强的苦心。在此过程中受西方的影响,逐渐形成“拜金崇商”的观念。杨荫杭在1925年说,“中华旧俗,总不崇拜资本,而崇拜劳工;故自古有‘重农抑商’之说”。而“欧美人则不然,以金钱为性命,以资本为压制”。后来“中华沾染欧风,举国皆尊商人、崇拜金钱;故向者买办与西崽并称,今则尊崇之”。由于“举世皆崇拜资本,资本家亦稍稍放出西洋薄司(boss)之丑形”。结果造成今昔世风的逆转:“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

   中国古人较少以富强为目标,儒家一统后更不。在过去“士农工商”的四民排位中,“商”在“农、工”之后,居于末位。而对读书识字的推崇,几乎已到半神话的程度:今日卖不出去的书要化作纸浆,印刷品也要回收,至少可用以做鞭炮;而依照过去“敬惜字纸”的习俗,凡有字之纸皆具某种象征性的神圣地位,不能随便遗弃,须送到专门的容器中焚烧。今天为节约资源回收“废纸”的作为,若置于过去就会被视为“不敬”。时代各异,以今日观念去评判往昔,或以昔日观念来评判今天,皆所不必;但对文字的推崇透露出对知识的特别尊重,这在近代物质兴起后是明显淡化了。

   近代追求富强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市道”的流行,致使最清纯的人也不免带有些微市井气味。即使那些好讲文化超越的今人,也多是表面超越或意识层面有超越的愿望,实际是否养成这样的开放心态,尤其是否真能做到不以势利眼光看人,则尚成问题。所谓不势利,指真正开放心胸,平等谦逊地看待那些“国家”尚不够富强的民族之文化,以及我们国内“经济、社会较落后”的民族文化。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多少有些尊欧美而轻亚非拉的倾向?只有真正开放心胸,才能认真实在地汲取和利用世界各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国得天独厚的多民族文化资源。

   例如,中外皆有些民族在“生产”方面表现得不那么肯“作为”,用在宗教仪式上的人力心力却甚多。这在一般认知中往往被视为“落后”,然而从维护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这是“不发达”还是智慧的体现?亦正未可确定。清末中国士人已可见仿效西方“好尚语言”的倾向,鲁迅当时即指出,学西方要有所选择;若到欧土而“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纤腰者为野蛮矣”。耳食西方者发展到极致,可以尊细腰之“虫”为文明而贬不束腰之“人”为野蛮,这一象征着“异化”的提示有着极其深刻的寓意。若与前引胡适希望“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而臻于文明之域”的心态共观,尤足说明问题。

   这里所涉及的文与野和人与虫的关系,是中国传统特别关注的内容。“人禽之别”最为古人所重,是其区别文野的一个主要基础。但近代传入中国的“天演公理”,其思想基础却被表述为“弱肉强食”,是昔人眼中典型的禽兽之道。被简化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普及的观念,与古相较,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大逆转。今日西方新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物化”,近代中国人是在怎样一种心态下接受人的“兽化”,并尊为指导性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自我野蛮化”,整个过程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上述进程是与追求富强相伴随的,在多数人追随潮流之时,有些读书人也注意到过于偏重功利可能走向“兽化”。孟子曾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不为君子而甘为小人,则与禽兽相类(《孟子·离娄下》)。正因人禽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近, 所以才要有所区别。鲁迅就说,人有“神思”是区别于禽兽的重要因素,若弃“神思”而但重“利力”,就会成为“兵奴”,可能发展到孟子所谓“率兽而食人”的境地。入民国后,北大学生薛祥绥更指责“晚近讲学者,徒志乎富强之说,竞求技术;以艺为本,以道为末。是以道德毁堕,廉耻道丧,人体兽行,无所忌惮”。

今日的动物保护者可能在这些言论里看到太多对禽兽的贬斥,实际上我们对鸟兽虫鱼的了解还有限,它们是否也有其自身的“道德廉耻”甚至“神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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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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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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