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孟子很幸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4 次 更新时间:2020-01-29 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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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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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期以来,我对“孔孟之道”一端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总是不怎么满意,而对另一端的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却很景仰。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悄悄说吧:我觉得孔老人家心里太惦念他那个“仁”也太惦念“复礼”了,反倒阻碍或者说狭窄了他对人自身的理解;而在他死后将近一百年出现的孟子同志,由于世代的演变,对“复礼”这件事显然没有了那么高的热情,这使得他能够把相当多的精力集注到人本身,从而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儒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人的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施仁政于民,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尽管他也经常把人归到“仁”的政治伦理范畴来谈论。你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孟子这位思想活跃且很独到的同志,儒学还能够如此完整如此疏阔如此深邃,换一句话说,没有孟子的学说,中国儒学就将是缺胳膊短腿的,绝不会横亘两千多年而不衰,更不可能在构成所有中国人最基本人格底色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而直接的作用。

   所以,我今天想说一说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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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小时候家里挺穷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佐证。假如不是这样,有权有势的娃他妈把娃送到专门为太子们开办的学校——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在北京就有此类性质的学校——去混个文凭不就行了么?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即使智力有些残缺甚至于仅只是酒囊饭袋,也不妨碍成为权势人物,说不定还能混个君主当当呢,何至于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来来回回搬家呢!现在想起来,孟母这位妇女同志真是不简单啊!

   好在娃很争气,尽管孟子后来带着些遗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意思是我生得太晚,没有机会成为孔先生的学生,我是从很多人那里学习到儒学的,也就是路子有点儿野,但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学者”,即我们所说的“士”。千万不要小看“士”这个名头,那可绝不是虚的,绝不像如今某些官员喜欢舞文弄墨,结果弄了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博士头衔,或者干脆成为了著名书法家、著名作家、著名学者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孟子之所以“著名”,是因其扎扎实实的学问,具体说是与他所处时代息息相关的关于国家与人的学问。你想啊,如果丫仅只是一个胸无点墨不择手段善于钻营的家伙,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社会名望,甚至被很多诸侯国君主尊为座上宾,向其请教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呢?《孟子·滕文公下》就曾经记载说,孟子最得意风光的时候,出行讲学的阵仗那可是相当大的,动辄“后车数十载,从者数百人”,真可谓前呼后拥也!此情此景后来你再看到过吗?绝对看不到了!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义上虽然为天下共主,在各诸侯国互相征伐的战争中却早已名存实亡,完全丧失了统辖天下的资格。到了战国中期,秦国、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等所谓的“战国七雄”脱颖而出,这就意味着各国相互间的争霸战争还将继续下去,而争霸的资本,没有别的,就是国家必须尽快强盛起来。

   孟子虽然仅是个“士”,但“士志于道”(孔子:《论语·里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大势,他经由孔子的思想达成了自己对国家政治的见解,构建了自己的学说,他期望把这些见解说出来并推行天下,期望如孔子所言“以道事君”,通过“事君”让君主按照符合“仁”的方式治理国家,结果他仿效孔子,也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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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别的不说,单就当时诸侯国国君乃至于卿相、大夫都有养“士”的风习来说,就已经是很独特的了。这意味着即使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老九”也还没有走,丫还被留着,没有像后世代那样把他们打入另册,更没有被踏上一只脚让丫永世不得翻身,反之,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孟子概括“士”的作用时,就曾经颇为自负地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这绝非孟子轻狂,事实上,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了。有人说“士”这一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拥有了最早的国家智囊团,我认为是有几分道理的。道理不仅在于“智囊”,更在于“国家”,恰恰是后者出于国家的需要而非权力者的需要为前者提供了存在的保障,后者才得以蓬发出思想的力量。

   尽管这样,用我们今人的观点看,孟子地位再高,丫终究不过是在国家权力阶序之外的一介白衣,是一个不占社会主流位置,说话没什么遮拦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位用思想行走因而总是显得形迹可疑的家伙在当时非但没有被国家权力集团搞臭,反而拥有了如此这般的地位和荣誉,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吗?这个很大的奇迹在两千多年前竟然就发生了,这里有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原因呢?细想想,我觉得原因有二。

   原因一,孟子极为幸运地遇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难得的黄金时代,即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概括的“轴心期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这个时代确立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这就是说,那个时代基本上确定了我们今天的思考范围,我们今天谈论的关于世界和人自身的所有问题,都被两千多年以前的思想家思想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可以说,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深邃的原始内容,正是从那个璀璨时代中产生出来的。

   好好的,怎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令人惊异的时代呢?

   雅思贝尔斯解释说,他是为了寻找理解历史的工具才发现“轴心期”的,具体说就是为了寻找“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所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他发现,“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希腊贤哲如云……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引文同上。对不起,译文中文水准实在不敢恭维,只能大概其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了。)我理解,所谓“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是指它们是彼此隔绝的,既没有在地理上被人的活动所打通,亦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建立起文明的交流,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了文明的爆发式增长,是不是有些神秘?是不是让人感到特别兴奋?可以这么说,轴心期时代是人类智慧大爆发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更是给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活动即思想活动预留了不容干预的神圣地位的时代。

   这个所谓的“轴心期时代”,在中国如前所述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也可以这样表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以人类事件为背景的中国事件,是含蓄在人类事件中的中国事件,这一事件的核心是出现了思想以及思想着的人,思想第一次成为了构成物质社会的精神因子,它们从此彼此纠结再也不可相离。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这种社会演变,甚至不因周天子统领天下的威权正在被毁坏、诸侯国为了争霸彼此争勇斗狠,战争狼烟遍布大地而减弱,相反,正是得益于这种社会混乱,思想才得以在没有国家权力约束(社会失序)的状态下进行着思想,智慧正是在这种纷乱不堪的社会景况下爆炸性地丰富着智慧!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思想家才用思想在历史幕布上完成了他们对时代篇章的宏阔书写——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奋、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吗?!尽管雅思贝尔斯说到中国时没有具体列及孟子的名字,但这个极为优秀的同志是被包含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的,就其思想分量和历史地位来说,被后人封为“亚圣”的孟子毫无疑问是这个伟大群体中的佼佼者,是有幸参与了中华民族最初精神创造的人。

   原因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出现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前夜,作为国家大一统标识的“暴秦”还在未来很远地方准备着承接历史的重任,历史在这短暂的甚至有些偶然的缝隙间,终于给人思索人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会与条件。梁启超先生用富于诗意与激情的笔触描写过那个伟大的时代:“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极为难得的机会与条件”的出现,我认为甚至比雅思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期”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某一特定世代的出现往往潜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缘由,不管你主观愿望如何,该来的它自然就会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而有利于人的发现和人的发展的历史机缘的出现,却往往带有偶然性或者或然性,它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说不准的。有幸的是,在中国,它出现了,这意味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江河之中,人有意无意间触发了某种社会演变机制,造就出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样态。换一句话说,创造历史的人并不是必然出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缘由”与“人的发现和人的发展的历史机缘”可遇不可求,相对来说,后者更加难得,它是奢侈品,不是随便就可以遇到的。“春秋战国”、“先秦”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段,就其社会政治特征来说,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与此世代密不可分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大家的出现,是中国的幸运;反过来说,这个世代也是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大家包括孟子同志的幸运。

   作为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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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先生认为以禁锢思想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社会始于秦汉,这一点目前已为学界所共识。自秦汉以后,中国这块土地虽然也有王朝倾颓、朝纲混乱的时期,也有所谓××盛世、××之治的时期,但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来说,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大狗(君主及其统治集团)叫、小狗(士及其庶民)也叫的大好局面,两千多年以来,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一直是既奢侈又危险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思想的大规模禁锢与灭失,常常并不是社会动乱纲常失范之际,反而是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之时,这种让人迷惑的特点,近几百年以来,越来越为人所瞩目了。

   关于思想在大一统局面下的艰难处境,梁启超分析道:“而其所最不幸者,则建设之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则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事杂言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之所以滋动也。于是乎靖之之数,莫若取学术思想而一之。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我认为梁先生把话说到了点子上,尤其“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这句话,真乃经世致用之言尔,现如今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难从这简单话语中体验到似曾相识的苦涩况味。

   如此说来,我说两千多年前那位叫孟子的同志以及许许多多与他类似的同志很幸运,还真不是矫情,他们幸运地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语见《孟子·尽心上》)的襟怀入世于国家政治,幸运地去周游列国传布自己的思想,说服各诸侯国君主以“仁”治国,想方设法让国家强盛起来,让人民幸福起来……当他们的理想被现实抵触之时,他们没有遭遇很大的祸事,更没有掉脑袋,反之,他们竟然还有退路,退而讲学,远离国家权力,著书立说,由此中华民族才拥有了《论语》、《孟子》之类的精神文化瑰宝。这个一去不再复返的伟大时代,当然值得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就像梁启超先生曾经感到骄傲和自豪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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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拥有的些古代文化典籍,用大量篇幅论述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然而就深入程度来说,前者要远远大于或重于后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脉流,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积极也罢,消极也罢,轻松也罢,沉重也罢,你只要是中国人,就必定打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就像一个人离不开自己的身体,你永远离不开使你成为中国人的这些东西,而赋予你这些东西的人,除了孔子,还有孟子,还有无数用精神站立,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殚精竭虑进行过思想的人。

   你当然可以指责说这些人的思想不够先进不够积极,他们的某些主张(“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之类)甚至给我们压上了至今无法卸脱的精神重负,他们带给我们的创伤直到今天还在渗血,但是你无法否认,正是这些人在那个独特时代的精神创造,使中华民族以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丰富与深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达两千五百多年之久,这里必定有独属于他们的天启般的睿智,我们这些后人全都沐泽在他们的思想甘霖之中;他们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拥有什么,我们还缺失什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无意识的思辨中,我们才成其为了我们,一种活在当下,在现世行走,任何陶醉和憧憬都不能宽慰的现世之在。

  

   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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