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24 次 更新时间:2006-12-04 15: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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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辉  

  年均增加人口206万;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长率更达43‰,年均增加人口122万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全国人口经过几年的迅速增长,到1964年底达到了70499万。

  显然的,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总人口的最低点要比公布的数字低得多。我们只要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并不仅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长率这一组数字中暗示了1200多万的误差。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再来看两组数字。以1959年公布总人口67207万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结果比同年公布总人口70499万多出2736万;而若以70499万为基数,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递减到1959年,则比同年公布总人口少2511万。2736万与2511万两数平均为2624万。

  还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万(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万(65859×0.01424),两数之和为2622万。其与前边数值2626万和2624万的“巧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当年的死亡率,而是总人口的净减值。

  上述几组自相矛盾、误差极大的数字,却都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就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除非谁能对这些“一塌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在此,笔者则认定这2620余万是1960年和1961年间全国总人口的净减值。[5]

  由此推定,全国1961年底的实际总人口,还不及1957年底的总人口。4年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负增长60余万。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净增人口5857万;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数净增人口6679万,而实际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推论二中的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便有了推论四——

  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

  =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

  在人类历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和战争,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

  1987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规定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据专家估计,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欧洲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据说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饥荒则频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18世纪南亚大饥荒、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据估计亡人都达到上千万的创纪录规模。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

  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无声无息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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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2]据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将军的一位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张先生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先生伸手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8万?”张先生摇摇头。“80万?”张先生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先生低声道:“800万。”若四川总人口净减就为620多万,那么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肯定在800万以上。

  [3]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

  [4]据作家苏晓康等先生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中披露,三年灾难中,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多万人”。

  [5]“破译”到这一步,笔者已经毫不怀疑制作这些数字的统计人员的良知和智慧。如果仅仅是奉命“做假帐”,那么很容易将其做得“天衣无缝”,而不会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故意把假帐做成表面上的烂帐,却在其中隐含了巨大的历史真实,这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另外,根据前面破译过程中的规律,即1960、1961年的数字中包含了自身的真实并通过1962-1964年的数字相印证,那么,1959年及1957-1958年的数字则同样暗示出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大约为550万。

  [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6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二、考证:是“三年自然灾害”么

  

  “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道、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无一例外地都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最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80年代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

  说明一下表4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4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灾年。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其实,从气象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分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它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5,选择的年份与表4相同。其中:-2度为涝,-1度为偏涝,0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1度为偏旱,2度为旱。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销。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干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5显示,1959-1961年期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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