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乡村必须发动群众形成防疫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 次 更新时间:2020-01-29 10: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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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新型肺炎病毒仍在蔓延,防控任务依旧艰巨,确诊人数仍在增加,防控的重点,也从城市扩大到乡村。在1月26日国新办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官员表示,农村疫情防控要加强力度。

  

   事实上,从正月初一开始,越来越多的乡村就开始封村,拒绝外人进入,也劝阻本村人外出。然而,这一切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著名三农问题研究者温铁军说,“相对于17年前SARS流行时,今天的乡村,封闭能力变弱了,快速的城市化、撤村并镇等,使得农村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村民们的很多日用品甚至食品都要在市场上获取,这使得封村的效果打了折扣,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提升和保障乡村的防疫能力”。温铁军建议,要借此人人生命攸关的防疫工作来在乡村发动群众,形成社会参与式的、预防为主的医疗运动,在疫情缓解过程中推动医疗资源下移,“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那些过去疫病流行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也都会逐渐挖掘出来。”

  

相比17年前,乡村封闭的能力变弱了


   中国是人口大国,春节期间大约一半人口居住在乡村。早在2003年“SARS”流行时,乡村的防疫就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温铁军说,“当时还有7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防疫更难,事实上,那个时候,很多乡村仍然百业兴旺,大多数维持兼业化农民的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农户和村社是可以自主存在的,封路之后切断外界人员和商品流入,可以独立生存较长的时间”。这是当年SARS彻底与乡村擦肩而过的根本原因。

  

   此次新型肺炎病毒爆发,温铁军认为,对于乡村防疫的担忧可能更要高度重视。因为,一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农民被进城、被上楼;庭院经济大部分消失。二是各地大搞撤村并镇,使得原有传统的‘守望相助’的社会资源被破坏消解。三是乡村种养产加销、工商建运服百业并举的条件,被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市场化给破坏改变了。所以,今天虽然能看到各地村干部还在组织断路封村,但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农户是否还有相对独立生存的能力,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了。”

  

   疫情仍爆发于城市,在温铁军看来,其实也是风险过度集中的表现,“在发展方式的讨论中,我们一直不主张特大城市、大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因为当资本及其收益向城市集中的时候,风险也在同步集中,这次疫情是对特大城市风险集中爆发的一个警示。这种理论放在农村也同样适用,17年前SARS发生的那个早春,经济尚在复苏阶段,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到2亿,跨省流动到大城市的仅占其中不到一半;农村的社会、生产、经济资源仍旧没有全面破坏变化。现在则不同,我最大的担忧是怕封不住!因为农户和村社过去那种符合生态化的多元兼业的状态改变了,过去农民七成是兼业户,除了种地,还会养点儿猪、羊、鸡鸭等,现在不同了,农民的粮食、油、肉等食品及日常生活用品都要上街去买;加之长期鼓励资本下乡的政策确实使得一切都市场化了。所以,这一次不能光关注疫病是否进村,也要看到,疫病大规模爆发对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做出了警示,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曾经那种连乡村都搞反生态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势必爆发出来的制度成本”。

  

乡村防疫,应发动群众形成防疫体系


   过去SARS流行时,许多乡村都曾经采取过封村的措施,那么此次如果封不住简单封闭不行,又该如何进一步加强乡村防疫能力呢?

  

   温铁军认为,应该利用防疫工作来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学习教育成果,要求各地党组织把这次疫情防控转化成一次“发动群众依靠当地条件自主防疫”的过程,他说,“我们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那时候绝大部分群众被党广泛发动起来,形成各种以预防为主的措施。现在也不应该只是大喇叭发布一个通知,而是要借此人人生命攸关的防疫工作来发动群众,形成社会参与式的、预防为主的医疗改革运动;在疫情缓解过程中推动医疗资源下移。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那些过去疫病流行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也都会逐渐挖掘出来。”

  

   由于春节前许多打工者已经回到乡村,使得基层防疫压力变得更大。温铁军说,“这时候,只靠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要有发动群众的‘在地化’措施。很多外出人口都回家的时候,正好利用现有的党组织和很多不能正常工作的部门管理体系,多用网络工具去发动群众,重构预防为主的医疗体系,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调整。在以前,很少见到医疗卫生体系还愿意动员群众做预防,因为它变成逐利的商业化机构了。正好趁此机会,希望那些市场化的医疗体系,或多或少收起逐利的本能,多做一些发动群众,预防疾病的工作吧。”

  

乡村公共卫生,“资源上移”更值得深刻反思


   据2019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46个乡镇没有卫生院,有666个卫生院没有全科医生或者执业(助理)医师,80%集中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1022个行政村没有卫生室,6903个卫生室没有合格的村医,53%集中在‘三区三州’;1495个乡镇卫生院、24210个村卫生室没有完成标准化建设”。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的医疗资源逐渐上移,公共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在有的地方,一个行政村数千人,只有一个乡村医生,极少数甚至一个也没有,对此,温铁军说,“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其实,这样的现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财政占GDP之比仅约11%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把公共品纳入市场化的年代,只在口头上还有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有关部门强调产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必然以单方垄断性把控生命信息来逐利,自然也就不可能在难以盈利的乡村、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中形成完备的医疗体系。无论中外,乡村基层的医疗本来都应该是以公共医疗为主要形式的。”

  

   此次疫情爆发,广大医务人员勇于献身的精神可歌可泣,温铁军说,“众多医务人员是非常英勇的、也是非常可爱的,他们不计代价、不问报酬,甚至不惜生命,冲到一线。但不能因为对他们的敬佩,就看不到体制问题——这些年来医疗资源过度上移,尤其是优质的医疗资源上移的问题愈演愈烈。既然已经把医药领域推入市场了,基层的医护人员也都希望把收入搞上去,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在基层、在乡村形成有效的医疗体系的问题,这也值得在疫情刺激之下深刻反思的”。

  

乡村医疗防控体系,应充分利用中西医结合


   不论是17年前的SARS ,还是此次新型肺炎病毒,短时间内都难形成有效的医疗救助体系,提到乡村医疗防控体系,温铁军说,“上次SARS爆发只要是中西医结合的防控方式就特别有效,这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据报道,目前尚未归纳出有效的防控方式,所以,还是应该尽可能把中华传统医学用进来,中西医结合,可能效果更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疫情暴发时,应该注意把握舆情与公众情绪的相关性,温铁军说,“假如我们现在的硬件条件不足是客观存在的,这时候任何恐慌,都可能会造成疫情的扩大。一方面疫情信息应该及时发布、公开透明;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在病毒大规模流行之际各类海内外媒体都会刻意关注,有很多无法核实的信息可能引发恐慌,反而不利于控制疫情。比如武汉这样的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正常情况下,冬春季节可能有千分之一的人会感冒发烧,如果都要集中在医院里做肺炎筛查,造成医护人员无法应对,势必演化为恐慌,也必然增加交叉感染恶化疫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造成恐慌的行为,都有可能和扩大疫情有一定的关系,至于直接还是间接,因为没有调查研究,所以还不好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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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20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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