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曙 胡玉松: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1 次 更新时间:2020-01-26 0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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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曙   胡玉松  

   一、前言

   近年来,有关中国城市基层研究的成果颇丰,其中多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何海兵,2006;桂勇,2008),且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即认为中国在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作为“行政末梢”的街道/居委会等过于强势,居民自发参与、社区自我组织则都相对有限(林尚立,2003:9-31;耿曙、陈奕伶,2007;刘春荣,2010;桂勇,2008)。究其原因,学者大多认为,问题在于:从居民的角度看,社区组织究竟是否与其相干。换言之,在城市改革过程中,居民大多从“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而非“社区建设”所努力创造的“社区人”,在现行“街居体制”下,社区既未满足居民的主要需求,也无关居民的核心利益(曹锦清、李宗克等,2000;夏建中,2002,2003a;桂勇、黄荣贵,2006;于显洋,2008a,2008b),居民与社区的关联不大,乃任由国家主导社区建设,导致“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

   可是,一旦攸关居民切身利益,中国城市基层是否还能维持“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我们知道,“国家”与“社会”是相互塑造、彼此制约的关系(Migdal,Kohli&Shue,1994),“国家能力”受其嵌入的“社会”所不断节制与塑造。换言之,“强国家”往往是“弱社会”的产物,因此,前述“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形成,关键可能在于“弱社会”。进一步观察发现,居民自治意识淡漠、组织松散的“弱社会”可能肇因于社区组织与多数居民间不存在明确的利害关系。以推动居委会直选为例,居民之所以事不关己、被动参与(桂勇等,2003、2008:257-267;林尚立等,2003:64-65;Liu,2005),原因在于“直选”基本是上级交付、国家推动,初衷在于“通过强化基层治理能力、重塑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桂勇,2008:257-267;耿曙等,2008),但不少居民却觉得“谁来负责,关系不大”,所以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态度(耿曙等,2008),终以“国家主导、社会弱化”收场。

   可见,社会强弱所系的居民态度与其所涉议题有关,倘若攸关个人切身利益,居民恐怕未必被动消极,社会也未必“弱势”,城市基层“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恐怕也未必成立。因此,一旦涉及居民核心利益,国家—社会关系会如何演变,国家是否仍能强势主导;若仍维持一贯强势,其所凭借的制度基础又是什么等诸多议题值得探讨。

   本文以2003年春夏之交上海社区抗击“非典”事件为例,观察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借此探寻国家权力的制度根源。研究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与社区干部和居民的访谈、社区研究专家的意见,以及对上海两个社区系统调研的资料。笔者参考“极大差异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上海MHGM街道PY居委会和YP区KJ街道KS居委会为调查点。其中,PY居委会所在的社区是为新建中高档商品房社区(2003年初开始居住),居民以白领(尤其中青年外地白领)居多,平均学历较高、经济条件较好、居民背景相差较大;虽然居民彼此不熟识,但自发维权意识较强。KS居委会为“售后公房”类型(原属租赁公房,房改后出售给承租人),经历年的产权置换,居民大多为拆迁户,以中老年的上海本地人为主,大多数居民相互熟识;住房面积小、总价低,社区整体经济条件欠佳,文化同质性强,自发维权意识总体不强。

   笔者采用“极大差异”(maximizevariation)的研究设计,试图降低个案有限所导致的“选择性偏差”(selectionbias)。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深度访谈,多次访谈曾负责“抗非”任务的居委会主任、每个社区2-3位居委会干部和2-3位楼组长,以及经历“非典”的社区居民。其中,访谈“抗非”期间曾经参与、观察社区动员的其他居民,以核实来自社区调研所获得的信息。研究发现,虽然“非典”关系居民生命安全,不容漠然视之,但社区“抗非”动员仍然完全由“国家”主导,不论哪个社区,都同样由街道—居委的楼组干部/积极分子组成一个庞大的“行政网络”,承担了主要的“抗非”工作;相对的,社区居民既未自发参与,也很少自发组织,部分社区积极分子参与的“抗非”也基于居委会的组织动员。换言之,即便遭逢空前危机,与居民的利害攸关,国家反而更依赖于强大的动员能力渗1透社会,从而加强其改造社会的合法性。

  

   二、文献回顾: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即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在城市基层相遇(桂勇,2008)。但对于“积极国家”(或国家在场)和“积极社会”(或社会在场)的关系,其可能的结果或趋势是什么,学者们则各执己见。例如,国家意志支配的“国家中心”观点,社会利益压倒的“社会中心视角”,以及磨合出互动模式与共同利益的“国社互强”论述等。

   (一)“国家中心”观点

   “国家中心”观点经常针对“国家在场、社会退场”的情形,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即把国家视为主要行动者,有自己的目标,自设游戏规则,目的在于长久支配社会。倘若社会要与之抗衡或冷漠回避,国家就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或制度改造,重新塑造双方的关系,维持其对社会的控制(Skocpol,1985:3;Amenta,2001)。因此,它从国家主动的角度认识“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如何渗透、塑造和调适,并保持其对社会的制约或控制。

   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无论是推动社会转型,还是应对转型挑战,整合断裂社会或者维护政权的存续,都必须以国家力量主导(Saich,2000;Landry,2008)。例如,在城市社会中,虽经改革开放和单位体制解体,但国家仍能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告别“单位人”的社区居民纳入网格式的街居体制,重新维系于新的支配与控制系统中。因此,即便经历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国家仍延续其强势地位(Derleth&Koldyk,2004;Wong&Poon,2005;Yan&Gao,2007;桂勇,2008:193-194;Solinger,1993)。

   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社区建设”运动,是在城市社会经济变迁后,对基层治理难题的制度回应,一方面将居民纳入类似“单位”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不断向社区自治主体的居委会和其他民间组织渗透,组建街道—居委会间的“准行政体系”(让居委会成为街道的“腿”,即所谓“居委会行政化”问题),由“居委会—楼组”推动各种国家社会监控与动员(Read,2003a:62;Liu,2005:Chapter4;桂勇,2001;桂勇、崔之余,2000;Read,2000,2003a;耿曙、陈奕伶,2007)。其中,耿曙等(2008)对居委会直选的研究发现,国家借居委会与楼组的动员,完成社区直选的目标,目的在于强化其基层治理能力,重塑政权的合法性。徐珂(2003)则以民间组织为考察对象,发现民间组织虽享有体制外的自组空间,但仍无法摆脱基层党组织的渗透。

   “国家中心”观点的重心无疑在“国家”,即把国家看作有自身目标的行动者,不断调整政权建设的策略,达到支配控制社会的目的。但倘若国家目标独立于居民利害之外,自然会表现出社会消极退缩和居民参与有限的状况,需要国家不断进行渗透动员,但这种渗透动员,未必有成效,此时,国家是否真正“强势”则不言而喻。进一步考察发现,“国家中心”观点仅关注国家利益,始终预设“国家在场、社会退场”,那么,所论证的“强势国家”,其实是预设了“无关利害、漠视消极”的社会,其结论并不足以让人信服,也无助于我们发掘国家能力。因此,要真正理解国家为何能够强势,关键在于了解社会为何消极,尤其当后者面临利害攸关之际。

   (二)“社会中心”观点

   “社会中心”观点预期未来“国家退场,社会主导”。基于市场主导的经济改革(Nee,1989;Nee&Matthews,2000),预期公民利益将分化,各自积极组织参与,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表现为“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正在不断扩大,社会正逐步强化其组织与自主能力,一是更有效地节制国家权力,二是更直接地代表社会利益。这正是所谓的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萌芽(White,1993;Saich,2000;Pei,1998;Yang&Calhoun,2007)。其中,在针对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中,Read(2003a)通过观察广州荔湾广场业主积极参与业委会的选举与组织,论证了房产私人所有的政治意义,并预期业主将以民主、自发方式推动集体行动、维护自身利益,彰显公民社会的力量。另外,住房商品化改革后,物业监管摆脱国家操控,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的公民组织开始出现,同基层行政管理形成权力与需求的竞争,成为城市新公共空间的基础(张静,2002;夏建中,2003b)。

   但“社会中心”视角有其内在的局限。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有赖于起码的经济基础,而中国却仍处于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下,即便存在各种组织发育生长的空间,社会利益也偶然能够得到伸张,但多数依附于国家资源,即便有所例外,也未必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换言之,并非社会崛起,国家就自动退场。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由于“国家退场,社会自主”很难实现,追求稀缺资源与发展机会的社会组织,往往必须同国家进行交易与合作,在这样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同国家发展出“结盟伙伴”关系,成为国家的附庸,甚至成为帮助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Wiktorowicz,2000)。难怪Brook&Frolic(1997:6-7)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公民社会还不太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社会中心”专注于社会利益与社会组织,却忽视国家在场与制约,但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行动者,国家的影响是无法摆脱的。

   (三)“国社互强”的论述“国家中心”论点预设:一个“强国家”只关注国家目标的实现。但倘若此时无关社会利益,社会消极疏离,则“强国家”论点是否成立似乎颇有疑问;而“社会中心”视角预设一个“强社会”,着重社会利益的分析,但社会一旦独立国家之外,是否就能制约国家?“强社会”的观点似乎也有问题。为避免上述谬误,我们必须将国家和社会一起纳入探讨,必须透过社会的回应来观察国家的强弱。换言之,国家强弱的源头,在于社会能否受制于国家。因此,要在“国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尤其在“社会”中寻求国家强弱的线索(Migdal,2001)。

   将“国家—社会互动”作为分析焦点并把两者都纳入关照的观点,往往认为国家强势有赖社会的配合,而社会的强势则必须有赖国家的建构,“国家”与“社会”在概念上可以区分,但在实际社会关系中却是相互制约和彼此塑造的,而且双方也必须“磨合互强”(mutualyreinforcing):透过相互合作,促进彼此的利益,达到国家—社会“融合与协同”(synergy/partnership,Evans,1996;1997)的结果。其中,国家与社会互强的实现机制,在于国家通过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power),并使国家不再依赖“专制性权力”(despoticpower)(Wang,1999)。

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Shue(1988)认为,中国民间组织已经十分活跃,但国家组织却依然强势,两者并未彼此消长,反而相互赋权,达到互强共生。Foster(2001)用“被包纳的协会”(incorporatedassociations)描绘烟台的贸易协会和专业协会,强调国家和社会互相渗透和互相包容。Ma(2002)考察了1978年以来的“非政府组织”后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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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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