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建: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与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20-01-14 02: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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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  

   由于规章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一,法院对规章的附带性审查,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宪法司法适用的路径,这一路径是宪法体制中法院与行政机关职权配置关系的空间拓展,也符合《立法法》修改背景下所产生的实践需求。

  

   五、结语

   在当代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不是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在中国就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由宪法司法化运动推动的对中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反思,也不意味着宪法无法在既有的宪法体制安排下获得司法适用。法院无权适用宪法,并不等于宪法就无法在法院审判过程中获得适用。在宪法体制下,通过国家机构的职权协调,将宪法规则导入审判过程,既可满足法院审判适用宪法的需求,也绕开了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职权限制。这样一种宪法体制的整体视角,恰恰说明了宪法的实施和适用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专属使命。只有立足于整体宪法体制的视角,经由体制下的国家机关组织体制来促进宪法规则的实施,才是宪法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当下所推进的合宪性审查亦是如此,如果仅仅仰赖某一机关而不从整体宪法体制的视角推进,势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注释:

   本文受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资金支持。

   [1]季卫东教授认为:“最高法院这次批复的宗旨实际上是要以极其温和的方式推动法制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在人权层次上为公民享有和维护基本权利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另一方面,在主权层次上对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以尊重法律制定方面的‘立法权优越’为前提,逐步确立在法律解释方面的‘司法权优越’原则,从而真正落实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的追诉权利。这种创举值得整个社会给予高度的评价,也有必要尽快通过改宪程序或者立法程序(例如制定监督法)使之制度化。”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3页。

   [2]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给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明确“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该批复认为宪法“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援引宪法实属无必要;1986年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的《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未列举《宪法》,但没有明确说明理由,从其言下之意观之,应当是延循了1955年批复的基本精神。此处被学界一直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禁止的是对《宪法》的援引,但并不禁止对诸如《立法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宪法性法律(广义的宪法)的援引,这一微妙差别,可能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3]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1年第11期。强世功教授也敏锐地指出:“宪法司法化表面上是一套关于司法判断的法理学说,而实际上是一种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学说。因为人们都清楚,由于中国法律的金字塔等级体系,只要宪法进入司法判断领域,就意味着法官可以根据宪法来否定其他法律在司法判决中的效力。”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21页。

   [4]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韩大元教授认为该条中的“法律”应做广义理解,基于三点理由:一是宪法是法律的渊源;二是宪法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始终拘束适用者;三是审判权的首要来源是宪法。参见韩大元:《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载《法学》2009年第3期。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宪法》第126条既不能用以作为支持宪法司法适用的依据,也不能用以作为反对宪法司法适用的依据。参见陈坤:《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他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

   [5]参见刘松山:《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载《法学》2009年第2期。

   [6]童之伟教授区分了“适用宪法”和“遵守宪法”两种情形。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7]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王锴教授进一步指出,合宪性解释与基于宪法的解释存在混淆,合宪性解释包括法律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审查两部分,但合宪牲解释并非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只是法律解释结果的一种选择标准或优先规则,并且,合宪性解释发生在违宪审査过程中,所以普通法院在合宪性解释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只能作法律解释,而该解释的合宪性则交给宪法法院去判断。应将此理解为“基于宪法的解释”。参见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8]参见前引[7],王锴文。

   [9]参见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10]参见刘茂林、王从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11]从既有的法院援引宪法的实践来看,法院大多在民事判决中援用宪法,在个别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中亦有援用宪法的可能。法院援用的宪法规范集中在《宪法》第一章个别条款和第二章绝大多数条款。法院援用宪法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增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在现有体制下,法院不可能通过援引宪法来弥补法律漏洞,也无法通过援用宪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参见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12]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职责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关于其职责展开的具体论述,请参见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13]林来梵教授认为,在现下应通过弦歌不辍的宪法实践推动宪法转型,可以充分发掘和穷尽现行宪法体制内的一切制度性资源,从其内部尽力开拓出推动宪法有效实施的可行之路。他提出,激活《立法法》有关立法审查请求权机制,疏通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制度通道,逐步形成一种可称为“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的机制。参见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另可参见叶海波:《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宪法空间》,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4]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15]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64条。

   [16]参见焦洪昌:《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17]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18]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检察机关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建议制度,实际也是在我国宪法体制下落实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化体现。

   作者简介:秦小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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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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