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坤玉 钟钰 普蓂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 次 更新时间:2020-01-11 08: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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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坤玉   钟钰   普蓂喆  

   表1 不同区域征地收益和补偿标准

   财政涉农资金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从“国家—基层政权—农户”的三级模式演变为“国家—农户”的直接对接模式后,加剧了资金利用的分散化(杨慧莲等,2018)。涉农资金分块管理,导致管理职能交叉,存在重复投资甚至腐败等问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刘艳,2018)。财政专项资金与省级农业部门下达的任务存在“两张皮现象”,虽然金额庞大,但支持项目分类过细、过小,资金的“碎片化”使得使用效率大打折扣(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2018;高骞,2019)。另外,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原来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逐渐减弱(张洪武,2018)。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现有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标准、特点、审批时效、贷款期限大多针对工业企业的经营而设计,与差异化、个性化、成本低廉化、季节性强的农村金融需求不相符合(南京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2019;张洪武,2018)。金融机构网点设置、人员、信贷资源配置等仍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的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大庆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8)。网络信息技术在农村金融中发挥作用有限(陈放,2018)。金融机构对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渗透力不足(李舒桐,2018),80%以上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难以得到银行贷款,仅有30%以上的家庭经营农民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其他农民只能通过亲戚间互相调剂或民间借贷来解决融资需求(南京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2019)。朱泓宇等(2019)指出,发展村社型合作金融组织等合作金融方式是助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唐佳琪(2019)利用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乡村振兴资金的多元化渠道尚未建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一些地区通过吸引企业家回乡建设,将政府行政拨款,农户闲散资金,企业家资金以及招商引资资金有效整合(杨慧莲等,2018;范宏民等,2018)。但总体来看,农村融资缺口大,而农村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张永江、张铁亮,2018)。由于农业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抵押物缺乏,金融机构普遍不愿涉农(张洪武,2018;刘银行、李雨,2019),农村的资金资本反而通过各种财政和金融渠道进入“非农”领域(张佳森、黄琳庆,2018),进一步造成农村金融资本的短缺。政府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各自为政,尚未形成配套体系(陈放,2018)。另外,陈亮和谢琦(2018)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筹资能力强的地区更容易得到财政和社会的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程度差,亟需资金支持的地区反而更难筹集到资金。

   (四)促进乡村发展的整体性制度改革还需深化

   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体制尚未建立。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是乡村发展和振兴最大的制度障碍(厉以宁,2008;邱联鸿,2019)。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了资金、土地、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快速非农化,农村的空心化、深度贫困化,以及水土环境的恶化(刘彦随,2018;Long,et al,2010)。现有的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也是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上推进,造成城乡土地发展权、流转权和物权的不平等,以及城乡抵押权力、资金价格、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阻碍了乡村的发展进程(厉以宁,2008;叶兴庆、徐小青,2014)。在具体实现路径方面,何仁伟(2018)对城乡融合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机理阐释,指出空间均衡模型和城乡等值线分析法是研究城乡关系较好的工具。

   乡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建构、组织力和治理结构等方面仍然存在现实困境。首先,基层组织结构不合理。乡村党组织优秀人才流失严重,人才选拔难度高(张娟娟、丁亮,2019),党组织成员呈现老龄化、低素质和能力不足的特征(霍军亮、吴春梅,2018;聂继红、吴春梅,2018)。其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有待提升。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张娟娟、丁亮,2019),无法满足群众现实需求(张瑜、倪素香,2018)。基层党组织成员服务意识淡薄,公信力和威信度在逐渐削弱(聂继红、吴春梅,2018)。另外,乡村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呈现非均衡状态。基层党组织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源和结构安排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无法与基层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蔡文成,2018)。

   村民自治制度暴露出一些问题。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张娟娟、丁亮,2019;林文雄,2019)。选举过程中的黑金化和宗族化、派系斗争、村官巨腐等,致使村民自治陷入困境(张娟娟、丁亮,2019)。上级的乡镇党政机关对乡村治理干预过多,乡村治理的行政化明显,民间性和自治性趋弱(林文雄,2019;朱政、徐铜柱,2018;贺雪峰,2007;崔智友,2001)。随着城乡融合的加速,人口快速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位、精英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水平,现有的自治制度未对“户在人不在”等情况作出相应规定(张艺颉,2018)。随着农民就业、收入、生活、思想呈现多元化趋向,农村社会走向松散化,维持传统基层政治生态运转的礼俗秩序被打破(马华、王红卓,2018)。另外,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党组织以及村委会权责不分,职能交叉重叠也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混乱(于水等,2010;崔雪炜,2017)。

  

  

   二、乡村振兴战略要注意几大关系

  

   现有文献研究对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粮食安全、市场机制和农民内生动力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是基础和前提,粮食安全是基本保障,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重要抓手,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是根本之策,而乡村振兴又为这四者提供了政策机遇和制度保障。

   (一)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互促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当前农村发展的两大主题,过去分别探讨两个主体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以后,将两者整合分析衔接机制的研究不断涌现。

   学者围绕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关系和统筹衔接作了大量阐述。尽管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互斥性”,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存在“过渡性”关系(豆书龙、叶敬忠,2019),可以实现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在方向、目标上契合一致,在任务上交织叠加,在推进上相互融合,两者相互推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张立栋,2018;储思源,2018)。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最终目标均是服务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豆书龙,2019)。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底线、基础和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廖文梅,2019;豆书龙,2019)。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均需要多方参与,多方协作(崔红志,2018)。庄天慧等(2018)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提出乡村振兴强化了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降低了精准脱贫的制度费用,精准脱贫是乡村振兴的时序前提和空间基础。打赢脱贫攻坚战仅剩下1年多时间,但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战略(魏后凯,2018;廖彩荣等,2019)。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还会出现返贫问题和新的贫困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有机衔接扶贫工作,使扶贫不脱节,持续解决好脱贫攻坚后的农村贫困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李雪,2019)。

   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协同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实施路径。有学者提出耦合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等研究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融合发展问题(庄天慧等,2018)。郑瑞强等(2018)指出二者协同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体现在思想认识刻板化,疲于创新突破、工作开展片段化,缺乏系统思维以及资源配置碎片化,难以聚焦重心。若实现两者有机衔接,关键还在于因地制宜(李纪恒,2018)。脱贫攻坚的乡村经济结构调整要考虑到种植高附加值作物暗藏的风险。一旦某区域的种植一哄而上,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市场急速饱和,从而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杨慧莲等,2018)。

   (二)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的互融

   物质资料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重要前提,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周小亮,2019)。坚持农业优先原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前提。

   乡村振兴给粮食安全带来机遇。针对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这一要求,目前学者们的论点主要集中于: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科技战略,加强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提高粮食综合产能;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从农村建设角度来看,高延雷等(2019)通过建立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将会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而城镇化对农业技术又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进而会对粮食安全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萧洪恩(2018)在总结我国历史农业发展道路的经验后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的整体联动在本质上就是实现“就地现代化”,在不转变农民身份、农村土地性质的基础上发展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具体来说,乡村振兴将提升全体农民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科学调整农业产业发展结构,由此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发展效益、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以最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期稳定(万信、龙迎伟,2018)。杨晓婷(2019)通过分析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等粮食安全可量化指标指出:传统指标的波动一定程度上是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接轨这一磨合期产生的阵痛,在经济新常态下,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和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应进行更新优化。

   从战略具体推进上看,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发展,坚持推进市场导向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和粮食收储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农业经营主体政策的扶持,有助于提高粮食生产潜能和竞争力(张晓山,2017)。刘松(2018)认为推进粮食流通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也至关重要。尹成杰(2018)指出通过产业融合来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创新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此外,学者们还指出,乡村振兴战略还将从创新完善农村制度政策、落实“三权分置”改革、加强农民文化教育技术培训、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和机制机构改革等方面综合发力,以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保障国家粮食长期安全的目标。

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下降带来的土地撂荒问题会进一步威胁粮食安全。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劳动力价格差异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撂荒增多、耕地利用下降和经营粗放的重要原因。王跃梅、姚先海、周明海(2013)利用修正后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对1978-2008年影响我国粮食产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且粮食购销市场化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进而影响了粮食安全。桂华(2019)结合宪法、物权法对土地产权的规定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土地撂荒现象主要出现在山区以及城郊区域,前者是由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农民种粮不划算,后者是由于城郊区域土地流转费用高,种粮亏损导致投资种粮人“跑路”。另外,违规占地、随意变更土地性质也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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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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